深长思之：当年文化围剿为何一败涂地
半个世纪前，我进入大学中文系，不论是政治学习还是专业学习，都不能绕开《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皇皇巨著，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那部分，至今也不知读过几多遍了。有关文化革命第三个时期（1927—1937）论述中有这么一句话：“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每读到此，我都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想出来的答案连自己也不满意。回顾以往，弹指一挥，世道沧桑，人生易老，不过五十年岁月还是留下深深印痕。现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与时俱进”，似又略有所悟。造成毛泽东要求我们“深长思之”的这种现象，客观主观，方方面面，因素很多，仅我想到的就有如下一些：
（1）1927—1937年的十年间，包括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内的社会矛盾，有增无已。这虽然是传统的习惯说法，但确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可以说国民党统治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战祸连年，灾荒频仍，苛捐杂税，再加之世界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农村首当其冲，农民抗捐税的自发斗争遍及各地。政治上，当局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贪污腐败，管理无能，连蒋介石自己都发出这样的哀叹：“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这样的统治，焉能不使民众失望?1933年6月，《国闻周报》评论道：“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在这十年间得到长足发展，是离不开这种环境和土壤的。
（2）国民党权力控制罅隙甚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和存在?毛泽东认为，有一个前提条件：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的连续不断。这是农村革命深入，同样也是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原因。就在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继续完成北伐，建立南京中央政府后不久，与各地军阀的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也相继登场，党内同样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蒋介石权力所及，仅华东华中少数几省，连他本人也曾两次被迫引退。一位西方历史学者谈及此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时这样说，“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十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无可争议的中国文化中心，租界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方，因为它有一套自己的法律和政策，国民党要想抓个什么人，还先得央求租界引渡，遑论大规模文化“围剿”，这就扩大了左翼文化人的活动空间。另外，从国民党的党政关系看，地方党政多各自为政，而且执政的一把手皆为行政长官，党部几乎无法影响地方政府的所行所为，“以党治国”机制比较脆弱，从而在党政之间形成不少权力空白，这又给反专制独裁、争自由民主的言论以更多可乘之机。
（3）共产党非常重视宣传，始终把文学当作宣传意识形态、配合政治任务的有力工具。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这时有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说法不同，意思相近。客观环境决定民心向背，再有共产党有意识有组织地指导和支持，左翼文艺队伍日益扩大，“革命+恋爱”小说风行一时，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更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从而使得出版商也纷纷看好拥有广大市场的“革命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左翼作家”（按：除了“左联”成员还包括倾向左翼的作家），鲁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必然的”。其实，凡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优秀作家，即使想超越政坛和商场，但只要将目光移向现实，同样会不满甚至愤懑，于是其作品因暴露现实黑暗、要求正义公平、呼吁自由民主而不知不觉步入左翼文学“同路人”的行列。
国民党也重视宣传，先是提出“三民主义文学”口号，继之又祭起“民族主义文艺”大旗。遗憾的是，其理论贫弱，创作又因艺术的粗疏而无所建树。来去匆匆，最后偃旗息鼓，乃意料中事。这表明，国民党营垒，尤其是具体管事的中下层，实在找不出几个有理论有识见懂文化懂艺术的能人来。比如1929年春，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向蒋政权发动了一场抨击“党治”、争取人权的思想文化大批判。其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在三全大会上提交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竟然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分子罪处分之。”这一歪理，自然迅即成了胡适开第一炮的靶心。党大还是法大?就此问题，胡适及“新月”诸公批判矛头不仅直指国民党领袖，甚至还上及尊为国父的孙中山。陈德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但此次交锋中却非常来劲；文章讲不出多少道理，但能撒泼，将胡适义正词严的批判一概诬曰“胡说”，稍后他又主管教育去了。1934年1月，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里写道：“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按：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活脱脱一副蛮横无赖嘴脸。此人原是文学青年出身，现在却靠吃“党饭”扬威，扮演的正是鲁迅所勾画的，“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纸上骂开去”的角色。余英时以胡、陈冲突为例阐释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关系时这样评价陈德征，“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大量的流氓地痞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靠这一类人封堵胡适等人的口，能起多大作用?最多不过是针对胡适“批评党义”“侮辱总理”的“反革命罪”颁布个《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规定每天必须至少半小时自修研究《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党义就算了事。如果撇开过去成见，应该肯定，面对文化“围剿”，新月派这场大批判，至少在客观上有助于“文化革命深入”，而不是相反。
（4）因为整个社会仍然以私有制为基础，所以国民党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新闻出版机构同样多为民营。最著名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不如此。据国民党1936年《内政年鉴》统计，当时全国报刊1763家，属党政军系统的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其影响能与著名民营报刊相匹敌的，实在少得可怜。尽管要受官方掣肘，但既是民营，在办报办刊宗旨以及人事权、经营权方面，就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开明的老板对具体编辑方针一般不会干预，因此主编便有较大自主权。比如《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想变一变副刊《自由谈》面目，留法归来的黎烈文系世交晚辈，又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于是就请他自1932年12月1日开始接编。编者将刊物的倾向定位为“进步与近代化”，一改过去的鸳鸯蝴蝶派风格，转而注重社会时政的批评，以鲁迅、茅盾为首的左翼作家唱主角的杂感，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报纸销量因此而猛增。可是好景不长，在官方查禁的压力下，1933年5月25日，编者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不过，谈“风月”，仍然不乏像鲁迅那样“谈”得令当政者头痛的杂感；1934年5月9日，黎烈文终于辞职，但接编的张梓生，“萧规曹随”，特色依然，直至同年11月13日，史量才因主张抗日而遭特务暗杀，刊物才被迫披上保护色，以文艺短论替代社会批评，而作者中仍不乏左翼作家。鲁迅的杂感虽然时常遭禁被删，但直到黎烈文去职后，他“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半有余；《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随后的出版，就是突破文网的战绩，二书的长篇后记，犹如一部20世纪30年代笔祸小史。面对官方查禁，左翼作家也练出不少应对本领，除了写法和笔名的多变，还擅长以匿名或五花八门的假书名假封面迷惑检察官，慌得国民政府相继发布有关取缔匿名出版物和查禁伪装封面书刊的“训令”，由此又见出官方查禁的无奈和无力。而《自由谈》一直办到1935年10月31日才宣布停刊，惨淡经营几近三年，亦可看成是反文化“围剿”取得成功之一例。
（5）换个角度看看在朝的国民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北伐成功，南京中央政权建立，与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相比，毕竟出现了较为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上，政府更多关心工业，据统计，1931—1936年，工业（满洲除外）年增长率高达6.7%。农业虽因天灾人祸，危机重重，但由于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再加天灾过后的风调雨顺，农业有所复苏，因此1935年后，全国经济逐渐好转。我记得儿时老人们在对照国民党崩溃前夕的混乱时常说的一句话，“事变前生活如何如何安定”，指的就是抗战前这十年。那时的当政者，虽然加紧文化统制，在“出版法”“新闻法”等基本法外，又公布了数十种查禁法令；但他们也还有较清醒不算笨的一面，知道只要自己军权紧握，左翼那些思想文字，即使是颠覆性的，也翻不了天，他们的神经还未脆弱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因而文网尚不太严密。他们同样清楚，来自“新月”派的批判，不管炮火怎样猛烈，并非要将“党国”置于死地而后快，更无取“党国”而自代之动机，正如罗隆基在一篇“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文章中所言，“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所以“党国”对这类“小骂大帮忙”的逆耳忠言，还能以宽容待之。
（6）毛泽东在历数中国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四个条件之后说，“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同样是国民党在它的权力控制下，“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的“要紧的条件”。
正因为上述种种因素或条件的存在，官方的文网才难以编织严密，而疏漏之处，正是“小骂”甚至“大骂”的栖身场所。由此我又在想，假设这些因素有朝一日大大减少甚至不存在了，文化“围剿”还会“一败涂地”吗?
幸而，历史是不可假设的。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