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产业区重构:空间、演化与网络
- 徐剑光
- 3514字
- 2020-06-24 18:19:51
第二节 集群(产业区)周期理论
一、从经济周期到产品、产业生命周期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不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RBC),还是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研究的是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并企图寻找减少波动的方法。由于不涉及产业及更微观层面的内容,本书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不再赘述,而真正对本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马克思与熊彼特都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再生产周期,但对于周期背后的原因,则分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创新”。
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规律。马克思(1972)认为,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表面成因,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资本周转为周期性危机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中,营业要经历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熊彼特(1939)以创新为核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变化规律。熊彼特的“创新”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引起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不同的创新形式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多样性的经济周期(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变化)。熊彼特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 long waves)的基础上,以技术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把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阶段”: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840年到1897年是蒸汽机时代和钢铁时代;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按照熊彼特的周期思想,经济世界的衰退到重构,无非是破坏性的创新过程。
马克思与熊彼特的周期思想主要是宏观经济层面,而作为生物学概念的“生命周期”先后被引入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产品、企业和产业研究领域。Vernon(1966)依据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动态变化,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new product)阶段、成熟产品(maturing product)阶段和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 product)阶段。之后,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在他们的A-U模型中,依据产出增长率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流动、过渡和确定三个阶段。以主导设计的出现为分界:第一个阶段,不同厂商存在不同产品创新,产品差别大,产出增长不快;第二个阶段,产品定型,产品差别化程度低,创新重点转向旨在降低成本的过程创新,产出增长快,同时无效厂商退出;第三个阶段为产品衰退或更新时期。而Gort和Klepper(1982)的划分已经形成了由“产品”向“产业”生命周期的过渡,他们按照产业中的厂商数量划分了产业生命周期,即引入、大量进入、稳定、大量退出(淘汰)和成熟等5个阶段。阶段2的大量进入源于外部的产品创新,阶段4的大量退出是由于价格战、外部创新减少和通过干中学方式所建立的效率竞争,阶段5为产业成熟期,直至有重大技术变动或重大需求变动产生,开始新一轮生命周期。
另外,企业作为产业构成的微观单元,其生命周期问题更多被管理学界所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将企业视为生物体,围绕着诞生、成长、壮大直至死亡的这一主线划分周期阶段,并与企业管理风格、管理战略目标等结合,形成了生命周期理论较为独立的一个分支(Greiner,1997; Adizes,1989)。
斯蒂格勒(Stigler,1968)发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各个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典型趋势是垂直分离,而逐渐衰落的企业之发展趋势才是垂直一体化”。在产业新生期,市场狭小,由于不具备规模经济,所以这个时期该产业的企业大多是垂直一体化的“全能”企业,分工体现为企业内分工;随着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大,企业内部分工便转化为社会分工,各专业化企业承担各个再生产环节;产业衰落期,市场和生产规模缩小,社会分工又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
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讨论,无法深入到中观的产业层面和微观的企业(产品)层面。而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开始,生命循环的隐喻被应用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产品、企业上,以及由它们组成的产业上。虽然没有涉及更多的产业区域变迁分析,但对周期背后的驱动机制已经有了旗帜鲜明的探讨,如创新的发展、技术的变化、产品的标准化、市场的成熟度,以及分工的深化等。
二、集群(产业区)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产品及产业的生命周期思想被应用于集群(产业区)循环变迁的分析。早期文献可参见Norton(1979)和Rees(1979)的研究,他们认为产业区域发展与产业的生命周期相联系,也有涨落。Rees(1979)列举了美国制造业带在战后向南部“阳光产业带”(sunbelt)转移的例子,认为产业成熟和可以标准化以后,一定会去寻找低成本生产的区位。Porter(1990)的产业集群概念提出后,将集群(产业区)当作一种生物组织的对映体,探讨其如何随时间实现生命周期的演化、转变的文献大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学界对集群生命周期的兴趣是受到“经济地理演化范例”的激发(Boschma和Frenken,2006)。典型的集群生命周期划分如表2-1所示。
表2-1 集群生命周期的典型文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相对于集群生命周期的“必然历史顺序”,本书更为关注其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集群生命周期发展与衰老背后有两大治理规则(governing rules)(Martin和Sunley,2011)。
一是潜在的产业技术周期。集群生命周期是基于集群活力与技术、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同步对应关系。在产业演化的初期阶段,集群最具经济价值和收益,“本地外部经济”在集群形成初期的作用最为重要(Audretsch和Feldman,1996; Klink和Langen,2001)。然而,当“主导设计”出现,创新的焦点转向过程创新和生产效率提高(而不是产品设计),集群开始失去优势,这是因为不断增加的拥挤成本和交易成本,或是对现有路径的“集体锁定”(collective lock-in)。因此,在产业演化的后期,企业一般会向低成本区域转移生产。总之,“以产业驱动的集群周期”模式强调“技术知识随时间变得更为标准化、同质化”。产业或集群多样化的下降使集群网络越发固化联系、强化锁定,导致集群吸收能力下降、企业数量萎缩,并使集群创造新产品、新工艺的可能性降低(Wal和Boschma,2011)。在这种产业技术规则下,当新产品出现时,会产生新的集群,挑战并破坏老的产业中心(Brezis和Krugman,1997)。但同时,如果新技术与主导衰退集群的旧技术存在收敛(convergent)趋势,则该集群可能由于新企业的不断进入而“复活”(revived)(Swann,1998)。
二是特定的集聚过程和机制。集群生命周期在“集聚优势”和“集聚劣势”的平衡中被决定,或者说,“本地外部性”使集群本身产生了生命周期(Potter和Watts,2011)。Krugman(1999)认为产业区的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和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是产业区持续成长的关键,向心力来源于马歇尔所说的三个外部经济来源:专业化供应商队伍、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外溢。离心力来自以下方面:土地等不可迁移要素使生产要么需要靠近劳工所在地,要么临近消费者;经济活动的集中增加了土地需求,从而抬高租金,妨碍进一步的集中;集中造成了交通拥挤等负外部性。产业区要回避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问题和保持生命活力,就必须增强向心力、减小离心力。Martin和Sunley(2003)通过对集群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认为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可能因为收益效应而增强,也可能由于成本效应而趋于瓦解。
按照第二种治理规则,如果存在过度集聚,集群的衰退就和产业周期脱离了关系。Iammarino和McCann(2006)强调,集群通过在不同类型的组织机制间转移实现演化,这些机制包括单纯的集聚、产业复合体、新的或旧的社会网络等。这种转移取决于集群的类型、演化路径,以及集群所在的地方,而不为产业阶段、技术知识所决定。Menzel和Fornahl(2009)比较了20世纪90年代硅谷繁荣的计算机产业和波士顿地区萎缩的同类产业,认为在相同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一些集群可以成长而另一些则衰退,说明集群生命周期不同于产业生命周期。集群可以通过多样化引入新产业,以逃脱技术衰退的冲击,这样,集群与产业就被“分离”开了,可以引发集群新的生命周期循环。
集群生命周期理论也受到一些批判。一方面,从产业区衰退与重构角度看,集群(产业区)生命周期理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产业区会失去其创新产品、复兴本地经济的能力”这一关键问题(Boschma和Lambooy,1999b)。例如,对于Rees(1979)的产业转移案例,Lambooy(1986)认为这不能证明去地方化过程一定会损害领导产业区(leading industrial regions)的主导能力。这种转移或许更好,可以使区域内的领导企业专注于研发和技术学习,而生产则转至低成本区(Storper,1992)。另一方面,将集群周期看作一个完整的种群(系统)所经历的演化,应当包括种群内各部分的变化,以及各部分中基因(特征)的变化。当集群出现和发展时,新企业进入,而一些企业可能退出,即组成集群的企业随时间变化;同时,组成集群的企业的特征也在变化,如它们的产品、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等。因此,集群应当被看成一种“复杂系统”(composite system),而这样一种复杂系统沿着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轨道变化,其必然性受到质疑(Martin和Sunley,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