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研究思路及资料_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以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QQ阅读男生都市网

书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以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
作者名：秦燕
本章字数：9187字
更新时间：2021-03-30 05:13:01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及资料

国内学者近年来有关中国乡村革命、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研究模式：一是革命史的研究模式。即以革命政党为中心，以革命成就为标准，对中国革命给予正面评价和充分肯定的历史解释模式。这一研究模式由延安时期开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近些年在各种研究中经常能看到的“政治动员”“农民教育”研究成果，大体上是这一革命史研究模式的延伸。二是现代化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主要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变迁。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中国小农经济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速了小农生产者的破产[24]，但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本质[25]。现代化的研究模式将中国农村政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注在国家权力逐步深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发生的改变。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包括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户籍与税收管理，国家竭尽全力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26]实行阶级划分和乡村的社会秩序的重构[27]，不仅给地方制度带来显著变化，而且使乡民们受到新的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洗礼。这些思想、价值和观念“重塑了乡民们认知外加的制度和表达自身利益的方式。”[28]从宏观的视野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在此进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现代化、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战争”中，传统农民文化资源如何接纳一种外来的西式的理论与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何以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和融合之中得到实现？三是社会史的研究模式。近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农村、农民革命、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农民意识变迁等，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许多重要的面向和规律，这些内容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很多方面高度重合，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更具体、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其特征。黄宗智曾指出：要想获得关于中国革命的新知识，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革命运动、革命者最初接触到乡村社会时的真实状况的资料。如此才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来获得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29]国内许多学者也提出，在研究思路和解释模式上要解决革命史和现代化史、社会史的融合问题。[30]

综合以上，本书作者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宏大的课题，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广泛吸取各种理论与资料，开展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本书将“过程—关系”作为基本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兼顾、融合以上几种研究模式，从它们中间吸取合理的分析视角和概念，最终目的是具体展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丰富性、生动性，使其呈现真实和丰满，而不是几条干巴巴的理论和结论，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内容更加丰满、充实，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

严格地来说，“过程—关系”并不是一种现成的、成熟的理论，它只是一种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框架，或者叫作一种研究策略，就本书所要进行的“实践研究”来说，它是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过程为聚焦点的研究策略。

运用“过程—关系”的分析框架或研究策略有着非常重要和实际的意义。

首先，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或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延安时期的农民教育是对此前苏区时期农民教育的某些继承和修正，而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乡村之前，农民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心理、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之后，教育、宣传、动员都会对农民发生影响，农民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均对过程的发展、趋向产生影响，各方的相互关系也在过程中不断调整。因此，需要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诸多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根据、条件和具体内容，等等。“过程—关系”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关系又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其次，过程和关系的立足点都是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践中、具体的行动中，过程和关系才能发生和充分地展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不断的实践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农村，不了解当地情况，不知如何与农民打交道，中国共产党因此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深入农村，要了解农民，这也正是毛泽东《实践论》产生的大背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实施教育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具有现成的理论和做法，一切都在探索、变动、不断的修正之中。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对于被教育的农民群体来说可能会太抽象、太遥远，为了有效地发动农民，需要把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教育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语，是与它的行动、选择、政策及其从外国借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互影响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对社会世界的静态放映，也不是强加在社会现实的知识框架，它是可以改变的配方，及其一系列革命行动的结果。”“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从过去所从事的政治行动和政策决策中所演化而来的。它实际上是由这些政治行动和政策决策背后的理由、道理，以及对它们的合理化所组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总结。”[3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农民教育的话语正是在“过程”和“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只有从实际的历史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才能真正阐明中国共产党有关大众化的理论是如何在领导农民革命、对农民实行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建构和实现的。

再次，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又是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有学者评论说：以往中国研究的各种解释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对立，只有那些与预设有关的现象如通商口岸、教案斗争、市场冲击等才会进入考察视野。然而，国内外局势如何在基层导向革命？从原有政权崩溃到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确立，在基层村庄的具体过程是什么？与农民日常生活及心态有何关系？单纯关注政党内部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其实是将社会运动简单地看成“精英引导动员—民众回应行动”的过程。[32]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的是领导革命的政党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大众的互动，这些互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互动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大众的关系置于多种不同的维度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这是联系非常紧密且相互依存的一对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包括现代性成长与传统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与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它包括革命运动中村社话语空间的转换，乡村日常生活的话语变迁；中国的农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关系。以往学术界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精英文化结合的研究，很少关注中国的农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什么会发生种种的扭曲现象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33]

国外学者有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始终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如美国学者莫尔斯·约翰逊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奴役和迫害所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才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得以发生并最终获胜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吸引了被日军暴行所激怒的农民，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农民民族主义运动。马克·塞尔登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资料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动员了广大农民，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延安道路”。撒克斯顿则认为当农民的生存受到威胁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时，中国共产党迎合了农民提出的要求，是对农民传统道德、生存经济的回归。日本学者片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农民的有效组织，即把传统的农村自卫力量甚至土匪这些地方势力加以改造，用现代化的组织把它们联合在一起。[34]

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大众互动关系本身即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具体展现，它也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必须细致、深入、具体、生动地分析农民教育实践中党与农民群体的互动关系。米格代尔认为，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35]这就提示我们，对农民运动中农民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不应只是研究发动者、领导者如何宣传和鼓动，还应该研究农民本身为了生存与生活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及在运动中采取的政治投资行为。必须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与农民文化契合的不同层面，农民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借用、吸收和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话语的借用、转化、提升等复杂的过程、内容和细节。

本书的研究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

第一，相对于纯粹的理论探讨，更加重视和强调实践研究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逐渐展开的，实践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本质的诉求，加强实践研究，不仅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研究提供坚实的实践依据，还可以更有效地总结经验以指导大众化的实践。本书将延安时期农民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实证范例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践现场，从而细致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内容和形式；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教育实践中探索大众化的方法、途径，推动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着重从实践的层面剖析、回答当前学术界讨论的大众化与中国化的关系、大众化怎样“化”等重大问题，力求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第二，弥补以往以政策阐释为导向的宏大叙事研究模式的不足，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存在着上层与下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互动的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只是从外面灌输，也必然有农民群体的接受和反馈，是一个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特定的场域和文化氛围中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群体互动的过程。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因此，熟悉中国乡村、中国农民，深入了解农民文化，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党实施教育—农民接受”的简单论述模式，对传统乡村政治文化所造就的普通农民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念的研究十分欠缺。本书的研究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出发，不仅注重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推进大众化的理论和策略，也具体、深入研究大众化的实践主体—农民大众如何认同、接受的问题，避免静止地、孤立地研究“农民教育”。一方面，农民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政党、政权及其全新的政策，阶级斗争、民族主义这些农民并不熟悉的思想观念如何被农民理解和接受？农民传统心态、惯行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和政策有哪些暗合与冲突？农民传统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仍在延续或在延续中有所变异？另一方面，根据地所处地域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如何决定着农民愿意接受和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农民教育实践本身对党的理论形成、政策调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容，应给予充分地重视和深入研究。

第三，立足于“自下而上”的叙事和研究，关注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以求更加贴近和展现真实的生活世界。这更多的是乡村史、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和立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需要将研究重心下移，即深入研究在大众化过程中，通过教育，农民大众的观念及行为模式的变化，着重探讨农民本身的感受和行为，注意区分农民中不同群体的反映和表现。正是不同的农民个体的参与和行为，才使得延安时期的农民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展现出丰富生动、色彩斑斓的气象。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通过在陕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那些农民最初参加革命的动机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因为“这些人在家庭中和村子里都无权无势，对他们来说参加红军是一个机会。对大部分人来说，参加革命意味着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换言之，农民支持并参加革命的真正动机在于改变贫穷的生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十分关注政治权力，因而那些处在不利地位上的社会集团带着权力的要求加入革命的行列。”[36]显然，这些调查和提出的观点提醒研究者关注农民个体对外界变化的接受心理以及农民日常生活和乡土文化传统的影响，他观照的对象是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并且将农民个体作为意识清晰、目标明确的独立行为体来考察。[37]这对于丰富我们有关根据地农民行为的认知、对扩宽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过程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助益。本书采取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整体上把握延安时期农民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全过程的同时，也注重具体、细致、深入的实例分析；运用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研究了农村的民间组织、妇女群体、基层干部、劳动英雄这些不同的农民群体及个体的参与行为。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大众，而大众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大众共同参与、其经验和特征也是两者共同塑造的，因此，必须关注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必须抛弃以往“精英透过文化支配平民的粗糙观念，代之以对社会和政治控制实际模式的精细的理解。从属者对支配者的反抗和抗议在其进行的社会空间更多的是受到日常生活实践情境判断所规制，而不是受形式知识（观念或思想）所束缚。”[38]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政权、改造乡村的革命，是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日常生活必然折射着国家变迁的痕迹和国家权力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复杂的互动关系中，“通过经济生活的政治化、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过程，国家对于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造和重构，同时也使国家力量和国家形象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或者说在普通农民的视野中呈现为非常复杂的状貌”。[39]运用日常生活叙事能够使研究者具有一种洞察力，穿透个人生活的真实、社会生活的迷雾和国家权力运作的真相，将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以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运作逻辑。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初步建构及延安时期的完善做了梳理，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以及日渐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和“大众”的崛起，是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由此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架构及其主要内容。这是全书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第二、三、四章通过抗战爱国的民族意识教育、阶级斗争教育、民主意识教育三个部分，详细梳理中国共产党实施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和具体实践过程。抗战教育的全面实施，增强了农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爱国主义高涨；对农民的民主政治教育创造了本土化的大众民主模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阶级斗争教育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促进农民意识的变化，重塑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通过翔实的资料，展示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农民大众中传播和深入的历史场景，讨论分析在农民教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文化、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第五章采用个案例证的方法，以个案的研究辅助整体论述。通过对农民传统组织的“政治化”、婚姻制度改革、新文字运动的兴衰几个个案，分析阐释在推动大众化的具体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农村革命实践之间的关联和调适，在广度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深入揭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辛探索。第六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分析和探讨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重要特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第七章，分析了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所具有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总结延安时期农民教育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本书运用了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不仅系统地收集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党的历史文件、各类资料汇编，还利用了地方档案、新旧地方志、村史等相关史料。并且尽可能地吸收、借鉴学术界已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参考已往有关中国民主革命、革命根据地教育、农民教育研究的成果、理论观点，希望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和扎实的分析，充分展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大规模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佘君、高正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问题辨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4][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5][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6]欧阳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大众化取向》,《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7]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8]目前学术界关于“延安时期”的时间界定有三种观点：其一，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48年解放军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其二，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东去西柏坡；其三，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本书所指“延安时期”基本遵循第一种观点。1935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始，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至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这期间，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根据地并包括其他十几个根据地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在持续的战争环境里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因此，本书所指“延安时期”，不仅指时间概念也兼及空间概念，所论述的内容从1935年至1948年，在地域上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还兼及同一时期的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

[9]在陕甘宁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很快就建立起边区或相当省、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制订了施政纲领，建立了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实施相同的文化政策，因此所有根据地具有某种统一性，构成一种“根据地体系”模式，延安则成为政治中心和指挥中心。

[10][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谭虎娃：《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2]罗立桂：《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大众文艺》201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