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延安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由最初的知识分子书斋式的研究应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延安时期无疑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到达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直罗镇，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的“延安时期”。[8]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密切相联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即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农民大众因此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实践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与农民、农民革命紧密联系的。江西苏维埃时期虽然建立了革命政权，但毕竟只局限于南方的小部分农村，延安时期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实施，形成以延安为中心同时并存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9]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及建设，由苏维埃模式转变为摆脱苏俄影响而走上中国化的“延安道路”,“它是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10]体现了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广大农村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农民大众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乡村革命和改造的具体实践，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并最终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第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收入毛泽东著作159篇，其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112篇，占到70%。《毛泽东文集》1—5卷收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504篇，其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385篇，占到76%。[11]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完成的。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实践，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上了它深深的印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其基本理论几乎都是围绕着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是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武装斗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建党的问题是努力消除农民意识的消极影响，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军队建设即要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型军队；极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和改造农民；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归根到底，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和运用于农村中国的革命实践，如何得到农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使农民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农民、农村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语境，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向农民大众宣传灌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第三，延安时期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以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后方政权，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大众，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和广阔的社会实验场。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大众，实施了以政治教育为主，涉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的农民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农村的传播，有效地组织动员农民，从而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改造乡村乃至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没有对农民的教育和动员，没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延安时期是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典范，在延安农民教育实践过程中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民主选举运动”“劳动英雄运动”“识字扫盲运动”等各种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动员底层民众参与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不仅收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显著效果，而且由此形成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对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