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初步建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初步建构，既受到五四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也与其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化密切相关。

1.劳工大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大多受过“五四”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25]，他们都十分重视民众的作用，但都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的角度出发，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众所周知，陈独秀等人在从事新文化启蒙运动时注重的是国民性格、国民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改造。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的看法同陈独秀的思路十分接近，也把对民众的思想改造和道德改造视为救国的第一要务。毛泽东1917年8月写道：中国土地广大，社会复杂且历史悠久，这给开通民智带来困难。因此，应当先有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人的思想，此谓“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26]恽代英也认为，社会扰攘源于阶级界限的存在，而阶级界限存在的根因在于学说谬误和“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故解决之根本办法，在发明真理，培植民德”。[27]一方面，他们都把人民视为政治改造的要素，认为没有国民的自觉自动、民德的普遍提高，民主共和便只是一块招牌。另一方面，人民又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惰性因素，认为民众的愚昧无知、道德水平低下，没有自治和参政能力，正是是导致专制势力得以横行的原因。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等人遵循的还是文化启蒙这一思路，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被启蒙者是国民、民众，社会文化改造的主动力是知识分子，民众则是改造的对象。

十月革命的发生和中国五四运动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这使得急切寻找革命力量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陈独秀在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口号的同时，开始把诉诸对象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毛泽东愤恨强权、资本家造成的社会黑暗，寄希望于民众的觉醒和联合，提出以“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推崇民众联合的力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8]他分析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世界革命的现实给了他启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因民众的大联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9]恽代英则意识到，“应该可以信平民的能力，应该可以信由社会活动中改造社会的可能”[30];“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军队”[31]。在这些认识里，民众已经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和文化改造的对象，而是改造社会的动力了。

李大钊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时遵循唯物史观，已经赋予“民众”革命主体的意义。如李大钊认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本身，尤应该自觉其权威而毅然用之。”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势力，“不遇民众势力则已，遇则必降服拜倒于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歼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32]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说”：其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其二，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因而，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实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接受使李大钊很自然地将“民众”与“劳工阶级”相联系，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多数人”规范为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33]他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34]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众观的重大意义，他说：“自马氏与昂格斯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35]因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36]。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宣传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人民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如何实现工农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作用？李大钊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作用，需要让初步掌握这一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7]毛泽东初步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民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结合，强调要对工农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教育。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38]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工农运动相结合，其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工农革命群众所理解所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本质的含义和实现大众化的基本途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了初步的努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中国社会了解不深入，以及受苏俄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群体。如李大钊亲自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开展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先后到安源，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为了向工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编写了《劳工歌》:“创造世界一切的，唯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唯我劳工。世界兮，我们当创造；压迫兮，我们需解除。造世界兮，除压迫，团结我劳工。”[39]这首歌以一种为工人所接受和欢迎的方式，使工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教育。

2.必须以农民群体为主要对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近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是“劳工大众”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作为意义载体的话语出现，“是与兴起的社会运动和历史主体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与20世纪20年代后期内战中涌现出来的农民力量密不可分的”。[40]在当时，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关乎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李大钊、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农民是中国劳动群众的绝对主体这一最基本的国情。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李大钊分析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此，他号召知识分子“向农村去”,“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41]“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42]1925年，在领导北方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又进一步表达了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3]毛泽东则通过分析农村阶级提出，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贫农属于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44]要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但是，在192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直在大城市，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机械理解，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本身与现代城市的紧密联系。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早已脱离了农村生活进入了城镇。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城乡差别愈益明显，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乡村里的农民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缺乏实际的、准确的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主要来自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熟悉城市生活，但大多对农村的认识很有限，有的甚至十分陌生。这就决定了他们最初对起源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机械地理解和运用，只是将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尽管中国产业工人的力量当时还非常的弱小。1928年以前，中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与铁路大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远远低于1917年之前的俄国。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中小型的轻工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铁路线不多而且分散，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重要网络从而连接所有主要的城市与乡镇。所以，直到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产业工人的数量始终不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45]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遵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将工人阶级当作主要的革命力量，主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努力将党员成分“工人化”。如中共“四大”通过的《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提到，“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要求在产业工人聚集的地区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做出决策，“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特别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与会代表一百一十八人中有产业工人出身的代表四十一人，其中很多既没有革命经历，也缺乏革命知识。更有甚者，所谓“领导干部工人化”的政策使一些既无理论修养、无组织能力、也无革命贡献的工人代表被选进了中央最高领导机关。[46]

单纯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依靠的力量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缘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中共“四大”召开的之时，党员发展不足一千人，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宏大目标很不相称。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初期，主要遵循了列宁关于农民是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关注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存状况。1923年中共“三大”首次提出《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对农民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经济被摧残，土匪、军阀连年混战，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农民会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决议案并没有提到解决农村土地的问题。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形成《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南方广东等地农民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作为革命同盟军的重要作用。“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将“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47]

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重要。1927年中共“五大”通过《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地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要取消农村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48]

虽然认识到发动农民力量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仍然热衷于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即使毛泽东当时也无暇过多地关注农民问题。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曾提及，在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就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49]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农村生活缺乏了解，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局限，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城市革命的主要原因，但早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农民落后一面的认识和苦恼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1923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强调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他又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他明确指出，由于“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认为“马上便可在农民中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是不对的。[50]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在《义和团运动意义与五四运动之前途》《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运用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的理论对旧式农民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他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题”,“他们受的痛苦最深”，因而，中国历史每一时期都有农民反抗运动发生，使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缓慢发展。农民反抗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的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可敬的。”[51]瞿秋白充分肯定了广大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他又深刻指出，在小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或均产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指导对旧社会的改造，农民阶级也不可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求得解放。因为小生产者农民，尤其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游民无产者，他们的平均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求获得小块土地。若从社会革命是根本改造旧社会制度的严格意义来说，以往的农民运动只能叫“穷人造反”，而不能称“革命”，只能均分（抢掠）而不能建设新社会。农民必须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必定要与工人联合，才能发挥其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走上革命的胜利道路。[52]

然而，形势比人强。1927年城市工人运动的惨痛失败以及革命力量被镇压，反革命力量在城市中的强大，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不得不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也被迫从工人转移到农民。正是中国社会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获得农民大众的支持才可能生存，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农民群体作为重点和主要对象，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农民中国”这一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的。

许多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者都注意到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的确区别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社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认识不仅来源于他的家庭，更是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环境造就的结果。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地明确地提出：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53],“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4]。毛泽东还提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论断。[55]显然，毛泽东将农民的革命性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提到了极高的程度，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老前辈们的认识。

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和了解。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看似一盘散沙的农民可以在短时间聚集起来，对社会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对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绿林好汉十分赞赏。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事实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曾满怀激情地总结道：“在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上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以成功的。”“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解放战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6]

二是对现实中的农民的了解。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等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通篇都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爆发出来的革命力量生动而深刻的感受。“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57]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做的十几件大事：农民组织了农会，使农民运动大发展；在政治上打击地主，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地主的权力完全推翻，体面扫地，形成农民的独一权力；经济上打击地主，减租减息、不准退佃等；打倒都团，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的打下来，旧式的乡政机关“不作用”；推翻族权、神权以至男权；农民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农民自觉开展禁赌、修道路等。[58]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被称为“痞子运动”的农民运动更多的是自发的行动，而毛泽东甚至从农民的各种自发的革命行动中看到了农民的“民主性”。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59]一文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把贫农、半自耕农称为“半无产阶级”，而把雇农称为“农业无产阶级”，并分析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他们“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农民在全中国人口中所占的绝大比重使毛泽东格外看重农民，认为数量众多的农民群众是当前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近4亿人口，其中80%以上是农民群众。这众多的农民中，70%是贫苦农民，他们整个都能积极参加革命；20%是中农，虽然他们的革命态度“游移”，但“全部可以倾向革命”。[60]毛泽东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中分析农村和农民问题，指出当前的革命主要是打倒乡村的封建势力。他认为，乡村中“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61]国民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62]

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深度显然已走在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面。这一时期，他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个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运动的动力和目标。当毛泽东转向农村开辟根据地，有人怀疑农村革命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说：“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63]毛泽东反复强调，“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64]

3.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载体

从实质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农民战争，但是，它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民革命”，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都不是来自农民。一个现代政党以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其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将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有关小农的论述和思想相悖，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以农民为主力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的先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对于农民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为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常被当作马克思对小生产农民阶级的经典性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他们相互隔离。数百万户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利益和教育程度都和其他阶级不相同，甚至和其他阶级相敌对，因此，他们便组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名义在国会里或国民会议里，拥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65]

很显然，马克思是站在大工业社会并以大工业化经济的标准和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标准来评判农民，它分析和揭示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以及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也即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农民无组织的散漫状态，农民在政治上崇拜国家行政权威等。[66]马克思在1862年所写的《中国纪事》中指出，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运动，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农民革命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农民不能充当现代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从推崇社会化的大工业的历史进步性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作为小私有者农民必将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所消灭，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幻想维持其小私有是“反动的”。[67]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正，认为小私有的农民还可以“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实现“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68]，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都是中国共产党分析认识农民问题的理论来源和行动指南。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该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作为自己的主导力量，而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实际状况，却迫使它将自己的根基放在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明确声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却将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私有者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

其二，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与农民的目标并不一致。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69]农民阶级与小生产相联系，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更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现实中，普通农民对政治非常淡漠，他们更看重眼前利益的得失。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阶级解放这些大道理时，农民的反应十分冷淡。“开口共产主义，闭口阶级斗争，一句反对资本主义，二句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说宣传这些，完全是笑话。他们一天忙衣食，哪里管你这些不相干的事，而且未读过书根本不懂。”[70]即使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但当斗争失败时，他们就会埋怨甚至怨恨中国共产党。[71]

其三，现代政党严密的组织要求与农民传统的宗法意识和宗法组织之间存在矛盾。为了发动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把雇农和贫农称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而贫雇农又构成了党员的基本队伍。然而，仅仅以贫穷的程度来确定阶级属性，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的贫、雇农与工业无产阶级根本不同，他们与社会化大生产没有任何联系，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的气质，他们有的只是农民意识，更多的是地方主义和宗法思想。为求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牺牲组织系统的严密性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换取农民的大量加入。[72]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当时的苏区，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家族观念在农民群众的头脑中已是根深蒂固。这一观念的存在导致“一般农民虽然十分勇敢，但均在宗族关系之下去做斗争，很少爆发乡村的阶级斗争。”[73]而且，“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74]对此，“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75]此外，还有土客籍斗争与地方主义等观念也影响到革命斗争的开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土客籍之间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斗争，容易模糊苏区群众心中的阶级界限和对阶级观念的接受。对此，曾任湘赣边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回忆道：“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76]

中国直接从旧式农民革命跨越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过渡和必要条件就是革命政党如何认识和利用农民这支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大众夺取政权和改造中国社会，而面对广大农民身上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各种特性，并非只能消极地让自己适应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可以选择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也即由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教育农民，向农民大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努力将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考茨基也曾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间去，但是，把“灌输论”思想明确化、系统化的是列宁。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虽然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列宁反复论证了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意义。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创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77]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78]因而，即使是以工人阶级为基本群众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同样需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7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争取更多的工农党员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面对现实，让“革命分子”先入党，然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这确实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大的发展。中共“五大”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已有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80]在大量吸纳党员的过程中，农民党员的比重不断上升，并成为1927年以后发展党员的趋势。根据粗略的统计，1928年工人党员所占比例1930年只有5.5%。[8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193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了打破关门主义的倾向，加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方针，并临时缩短甚至取消党员的候补期，使入党难度明显降低。许多地方发展党员出现了追求数字、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不经审查、入党动机五花八门等各种问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121万党员，农民出身的占90%。[82]处于农村的环境，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农民党员不可避免的占了大多数，这就带来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迫切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初期便认识到了改造党员的“农民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1928年7月，中共“三大”刚结束，中共中央在《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就提出，要在党内尽力抵制“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此后，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或报告，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反对“农民意识”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地方党的一些历史文献，屡次提到了农民意识对革命侵蚀的情况。《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对当时党内农民意识的状况做了分析：“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了—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种种现象摆列在眼前。”[83]“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不懂批评意义，不是吹毛求疵，便是互相攻佑，互相报复，充满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84]湖北省的党组织是由90%以上的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构成，“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组织路线，涣散松懈，易得易失。”湖北省委将其列为“目前最危险的现象”。[85]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随着与农民的大量接触，“农民”曾经十分革命的形象逐渐油彩剥落、光环黯淡。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越发凸显的一面是“落后农民”问题与“农民意识”问题。“农民意识”几乎成为根据地内政治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现象的代称，革命的各级指挥机关也经常以“农民意识”批评下级的工作。比如，中共江西省委在陈述过去工作的缺点时就说：“政治训练极缺乏，农民意识笼罩了党内，不正确的观念是非常之多。”[86]综合一些历史文献，土地革命时期被列为“农民意识”而要求克服的思想观念有：“平产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土地革命中要求绝对平均；“雇佣观念”，主要表现为争饷争财；“享乐主义”，主要表现为要求打进城去吃喝享受；“地方观念”，主要表现为土籍排斥客籍、拉山头及不愿调离家乡；“家庭观念”，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亲疏关系代替党的原则；“报仇主义”，主要表现为借革命排泄私愤和盲目侥杀；“流寇主义”，主要表现为贪图“走州过府”而忽略政权建设；“自由散漫”，主要表现为缺乏自觉的组织观念以及将会议上应做的批评变为背后的互相攻击，等等。[87]

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也最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由于小生产者的地位，亦存在如狭隘保守和散漫等弱点，这势必会带到党内和军队内，对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88]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原是《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提出了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来克服农民思想狭隘性的毛病，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89]如何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何去克服农民意识以充分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军内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农民意识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90]

强调农民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力主通过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来克服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是毛泽东充分认识农民教育重要性的理论基点，而毛泽东对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使其相信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通过实际行动唤醒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培养公众的力量和意志，是毛泽东的社会和政治努力中自始至终坚持的主题”。[91]有学者认为，儒家的启迪国民为核心的道德外化实践精神，即“君子和圣人使存在于自己心中的德性与道统逐步外推，普及于茫茫俗世，‘在唤起国民之自觉而已’是早年毛泽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变化民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源泉”。[92]与那一时期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相似，青年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根源于文化的低劣，因而将教育摆在了改造国民素质的首位。他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为造就“新国民”，就需要对这些人进行教育。而学校教育“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9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强调意识、强调教育活动在创造历史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既反映了毛泽东由来已久的唯意志思想和民粹主义观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特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早期的思想信念是深刻的唯意志论，当他在其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更相信，忠诚的革命者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改造社会现实。“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在毛泽东看来，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是进行有效革命活动的根本前提。也正是这种信念，使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岁月中，十分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94]

农民意识不改造是难以接受产生于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改造农民几千年形成的心理、文化、习性谈何容易。毛泽东从农村斗争的环境出发，对农民落后习气持一定的宽容态度。为尽快动员农民加入革命，他制定了符合农民实际的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95]并提出改掉农民中存在着抽大烟、嗜赌、长期占山为王等不良习气。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改革农民传统生活习惯的要求，似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偏低了，但在当时农村落后环境下，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采用一些方法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如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一般军队不同，不仅打仗，更担负着宣传教育团结普通民众的任务。“红军只要能够在攻占的地区站稳脚跟，他们就会尽力以两种途径来参与当地农民的正常生活：一方面，红军自己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不给农民增加负担或侵扰农民；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农民的积极支持，红军在他们保持联系的乡村展开政治教育，开展党的活动，建立民兵组织。总之，为了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红军不但从事战争，同时还承担了经济与政治宣传活动。”[96]但由于对农民教育的经验不足，当时宣传动员的方法很多不恰当。或者只知道用讲演、演剧或办学校等方法，不肯与农民作个别的亲密的谈话，给农民以实际帮助；或者不顾农民兴趣与知识程度，说些宽泛的大事，或枯燥的大理论；甚至不顾乡村风俗习惯和农民心理，专好说些打破迷信、改革礼俗的言语，引起农民的反感，因而农民教育的效果并不显著。恽代英对当时存在的不顾农民群众实际利益的工作作风提出严厉批评：“我们不知道因势利导的道理，不问农民的心理，而只知道我们个人的理想。例如我们对于农民自身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与运动，完全不曾注意，而偏要在‘打菩萨’‘放小脚’这些做不通的事情上面，不顾惹出多大的困难与反感，一味冒昧的去进行。”[97]不考虑农民的地位与实力，一味要求他们去作反抗的运动，只能使有些比较怯弱的农民不敢接近革命而最终导致失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和教育农民，组织培训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进而带动一般农民群众。

当现实斗争需要与意识形态理想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困境时，中国共产党凭着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创造性地对农民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在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大片农村根据地之后，对农民进行的大规模、持续而有效的教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农民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