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时代国家发展图式的转换

革命胜利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转换，由革命党正式成为执政党，中共八大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任务转换的思考，同时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尽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其集中体制对新中国的发展模式起到了借鉴作用，中共同时也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但在一系列“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家发展逐渐走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之中，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均陷入停滞。正是此时，中国开始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与时代背景。

首先在国际形势上，虽然冷战已经持续多年，但东西方对峙已经日趋缓和，苏联由于长期罔顾实际状况投入巨大资源与美国进行争霸，导致经济发展困顿，国力日益削弱，而美国摆脱越战泥潭后开始重新投入经济建设，冷战中的被动地位开始逐渐改变，美苏两国形成战略平衡，双方均意识到不能挑起战争尤其世界大战，为冷战的最终结束埋下了伏笔。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世界范围内打开了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大门，使得世界各国有信心也有意愿将主要力量由随时备战转移到和平发展上。邓小平以其冷静务实的态度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察觉到了战后国际社会的新走向，使得全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逐渐从战争不可避免转换为和平可以维护。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自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正式在全党与全国确立起来。

其次在国内层面，由于较长时期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政府管理工作陷入混乱，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均面临严重问题，国家重新进入百废待举的时期。与此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苏联打压与固有经济模式的弊端日益陷入僵化和危机，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期，尤其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以及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借新技术革命的机遇进入经济复兴的“黄金时代”，这都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极大冲击，最终反思的结果则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邓小平更是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出发，吸取了苏联和早先中国犯下冒进错误的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使得中国的国家发展图式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转向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而邓小平的坚定性与灵活性，则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