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和英雄儿女，为寻求一条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上下求索，英勇奋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走了许多弯路。历史反复表明，英美国家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苏联模式”道路，在中国不管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不合适。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光明坦途，才是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的唯一正确道路。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一精辟论述，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我们党选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南。中国道路选择的精髓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有效实现这一“结合”的真谛在于始终把实践作为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如何理解它和如何对待它的争论以至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既存在着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的倾向，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教条化”，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从而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生命力的倾向。在同这两种倾向特别是同教条主义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

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错误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部不朽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纲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根本选择。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不一定全照搬苏联那套公式，不能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经验。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可惜这一探索未能长期坚持下去，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失误，以至形成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左”的理论和“左”的路线。产生这一挫折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选择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也不断地强调要继续做“结合”的文章，但是这种结合更多的是从本本出发、从原则出发，企图在马、恩、列、斯书本中和社会主义抽象原则中寻求理想化社会的方案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严重地忽视了中国国情，由此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进程的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失误和挫折教育了全党，使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更加成熟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独特贡献在于，明确强调必须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社会主义答案、把“本本”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的倾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这是我们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解决的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放到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和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正确理解和灵活运用。邓小平精辟指出：“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特别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

在着眼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邓小平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光辉榜样。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指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和把握当代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政策。由此得出结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把握发展方位，一个是认真地分析“世情”，另一个是深透地研究“国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也就是以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邓小平这种科学的认识路线，领导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