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定位

理念是信仰和理论，但更为确切地说，理念是事物认知的原初和复归，是思想理论学术的根源，是所有政策路线的依据。深度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从已经走过的六十年出发，而且要从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出发。

党的十八大提出，改革开放新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期的“坚”，坚在何处？深水区的“深”，又深到哪里？所谓“坚”，实际上就是改革最艰难、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最为根本的目标和任务。会不会攻而不克？“深水区”是最为严峻的区域，会不会涉深而溺？我们不能过于乐观。现在，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如何克服经济下行和物价上涨的并存压力？此外，还包括诸如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平衡，社会资源享有的不平衡，以及一些人把打破企业的垄断主要定位在国有企业，等等。

目前，人们更多地是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其实，这都需要作具体分析。

改革之初，改革的对象是当时的利益格局，而非利益集团。因为，当时主要是针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来讲的。这个障碍主要是生产力的结构问题。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生产力的效率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机制对生产的促进乏力，最根本的是人们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的需求不断提升。而这种需求的提升是由社会不同群体的地位所决定的。因而，要求机制必须覆盖各个社会阶层，必须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改革对象。

今天所要针对的主要是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享有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巨额财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到了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地步。党的十八大后，反贪腐、抓老虎、打苍蝇、清四风、立八项，彰显了新一届中央从严治党、深化改革的决心。

今天改革遇到的问题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究竟什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是针对矛盾提出的措施还是矛盾本身？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重新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这个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目前这种表现形式已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都可以从这个矛盾中找到根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仅仅指社会资源，还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各个领域的资源。

二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难题和症结的认识。这个难题和症结，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孰先孰后或同时的争论。理论上的争论尚无定论，但新一届中央已经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维护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涉及三个产业的比重，而且涉及发展的目的和理念。不同的理念必然对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有不同的思路。

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毫无疑问，在这一转变中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的支撑。让中国思想界津津乐道的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而，三十多年所呈现出来的轨迹不由得引起我们去设问，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依据的理论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理解这个设问，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出台，所遵循的主线的根本理念。有两个起因：一是由拨乱反正所引发的对个人、个体、主体的人的尊严的高度关注，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成为一时风尚；二是由小岗村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推动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从而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党的领导下的民主与法治。

就哲学理念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所遵循的主线的根本理念是什么呢？

经济体制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工厂企业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的改制，到混合所有制的改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就是产权不断地明晰化，乃至具体到人格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则存在着从民主与自由，到尊重个性，到以人为本，到以个体为本，再到完全自由的个体。其遵循的基本逻辑就是个性的解放。

中国改革从已经走过和现在正在走的路来看，就是解决政府权力的放与收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所以要有一个弱政府和强社会。它所遵循的逻辑就是“大社会”与“小政府”。

改革开放之初，采用了打破既有法律的范式。一方面这是改革的必然之举，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诱发极端化发展的变量。经济体制改革极端化的推演就是走向私有制。思想领域解放的极端化的推演就是全面地释放个性，并追求对一切的自我决定权。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化就是全面实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而国家治理改革的极端化就是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定位在由强变弱的轨道，而弱政府与强社会的推演就是要打破一切权威，包括打破中共的权威。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应该怎么看？是论证了这样一个实践的历史走向，即启迪了走向个性、个体本位的合理必然性？还是在打破中央权威、打破集体、社会的权威当中，寄望于个性的张扬和个人权利的获得？如果不是，那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切合实际的理论解说。否则，那便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现实中国道路发展的渐行渐远。

那么，这种以全面释放个性、追求对一切的自我决定权是否能无限地扩大呢？它一定是有限制性的。如何限制？用什么限制？限制到何种程度？都要有一个度的问题。

因而，以个体为本还是以社会为本，以及如何把握两者的节点，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

21世纪的生产力已经到达新的社会整合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得以基本满足，吃穿住行的规模化和集成化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和标志。在这个前提下，人们的需求日益个性化，从而使生产的个性化成为主要的形式。个性的生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似乎使得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碎片化和私有化成为一种可能。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致富的热情，但失控的资本却催化了社会主义社会解构的可能。

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体为本？以公有制为本还是以私有制为本？乃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理念，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基本量器。

社会主义社会走向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何在？社会主义如何定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中华民族的生存走向是什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会形成什么样的文明？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地回答了这些，才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认清中国社会走向，重新为国家、民族和全社会建构起中国所需要的价值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