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资源的构成

第一节讨论了汉语的本体资源问题。汉语本体资源包括底层的语音资源、词汇资源、语法资源、语义资源、汉字资源和高层的修辞资源、语体资源、风格资源两大部分。汉语资源还包括延伸性资源，主要由社会应用资源和公民语言能力两部分构成。教科书、辞书、相关语言产品、数据库、语料库等构成社会应用资源；公民的语言能力是汉语资源的延伸性部分，以其为衡量标准构成国民素质资源的一部分。

一　本体资源

汉语本体资源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文字、修辞、语体、风格等不同类型的资源。

（一）汉语语音资源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资源是汉语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基本语音资源和生成语音资源两大部分。

1.基本语音资源

基本语音资源是指一种语言，包括其方言语音系统中所有的音位成分及其变体的总和。它们是语音资源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以汉语普通话为例。汉语普通话有22个辅音音位，分别是b、p、m、f、d、t、n、l、ɡ、k、h、nɡ、j、q、x、zh、ch、sh、r、z、c、s，有10个元音音位，分别是ɑ、o、e、ê、i、u、ü、-i［］、-i［］、er。元音音位、辅音音位都有自己的音位变体。这些音位及其变体就是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语音资源。

基本语音资源的社会有用性表现在它们都可以作为音节的组成部分或单独成音节来为汉语记音。汉语中大部分单元音和复元音都是可以独立成音节的，但是更多的音节需要由基本语音资源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则构成。基本语音资源还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母语人系统学习语言首先是从语音开始的，语音资源成为母语学习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工具。另外，其他民族学习汉语，也是从语音学习开始的。学习掌握语音资源是利用一种语言资源的起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2.生成语音资源

生成语音资源是指由基本语音成分按相关规则组合形成的语音资源，所以也可以叫作组合性语音资源。对于普通话来说，主要包括复元音韵母、带鼻音韵母和音节等几个部分。

每种语言及其方言都有自己的音位组合规则。理论上元音和元音、元音和辅音、辅音和辅音在各自语音组合规则的制约下，都可以生成不同的组合单位。在汉语普通话中，元音和元音的组合形成复元音韵母或直接成音节的有13个：ɑi、ei、ɑo、ou、iɑ、ie、uɑ、uo、üe、iɑo、iou、uɑi、uei；元音和辅音组合形成的韵母或音节有16个，即ɑn、iɑn、uɑn、üɑn、en、in、üen、ün、ɑnɡ、iɑnɡ、uɑnɡ、enɡ、inɡ、uenɡ、onɡ、ionɡ。例如“ān”可以自成音节记录“安”，还可以与辅音“l”组合成音节“lán”来为汉字“蓝”注音。

需要说明的是，在生成的语音资源中还包括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在普通话中没有相应的汉字与之对应，可能也很少有独立的意义，所以一般认为汉语普通话中没有这些语音成分。但从资源角度看，它们也应列入汉语语音资源范畴，因为它们或在方言中存在，或在交际中被调用以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例如音节“piɑ”、“biɑ”、“fiɑo”等，它们在普通话中不被看做独立的音节，多是因为没有与之对应的汉字和对应的意义。从实际使用情形看，“piɑ”、“biɑ”的确被使用，而且可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fiɑo”在吴方言中就是客观存在的，表示“不要”的意义。既然这类语音单位有交际价值，也应该归入语音资源范畴。

3.其他语音资源

汉语中的基本语音资源和生成性语音资源都是从音质的角度分析的资源。对应物理学上分析的音高、音长、音强。汉语中还有其他一些语音资源。

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指汉语语音系统中依附在声韵结构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相对音高的变化。声调是由相对音高决定的，它在汉语中的社会有用性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区别意义，相同的声韵结构附加不同的调值，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汉语普通话中双唇、不送气、清塞音与舌面、中、低、不圆唇元音的组合分别附加“55”、“35”、“214”、“51”就至少可以表示“八”、“拔”、“把”、“爸”等不同的意义。各种不同方言的调值虽然有差异，但是区别意义的功能是共同的。另外，音高运动的模式可以生成不同的句调，使一个句子具有不同的功能。如“张老师来了”句调为升调表示询问，即“张老师来了没有/吗？”若其句调为降调，则表示陈述，叙述一个事实。可见，音高是汉语普通话中非常重要的语音资源。

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对于汉语普通话来讲，音长虽然不能区别意义，但是仍然具有相应的价值。首先，语音最后是服务于交际的，交际中声音的长短对于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声音的拖长就可以表达言者的不满等各种不同的情绪。其次，在汉语某些方言中，声音的长短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粤方言中的音长就可以起到辨义的作用。粤方言广州话中，音长能够区别意义，如“考”与“口”、“三”与“心”的声母、声调、韵尾都相同，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只在于韵母中主要元音的长短不同：“考”读作［ha：u］，“口”读作［hau］；“三”读作［sa：m］，“心”读作［sam］。由此可见，音长应该看做汉语语音资源的组成部分。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语音上的音强可以形成轻音、重音等不同的具有相应价值的变化。轻音在汉语普通话中可以起到区别意义、区分词性等不同的作用。例如，“老子”的“子”赋予轻音与不赋予轻音，表示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地道”的“道”如果不读本音，而读轻音，就成为一个新的词位，也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如果仔细分析汉语普通话中的轻音，可能会发现其更多的价值，如动词、形容词重叠，其后的成分是否轻声，可能构成不同的意义和形式。例如“走”双叠成“走走”且后一个“走”轻读，这是动词的重叠式，一般认为表示动量小或时量短。其实我们认为，语法上的重叠只可能表示增量，不能表示减量。动词重叠表示动量小或时量短，不是重叠的意义，而是轻声的价值所在。因为如果“走”双叠且后一个“走”不轻读，这就不是句法上的重叠，只能是一种语用的叠用，表示催促等意义。与轻音相对的是重音，重音在汉语普通话中虽然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是在表达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例如通过逻辑重音的安排，可以表明说话者的情感，起到突出或强调的作用。

（二）汉语词汇资源

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内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对于一种语言来说，它的词汇资源主要包括基本词汇资源、生成词汇资源和外来词汇资源三个部分。

1.基本词汇资源

基本词汇资源是汉语在生成、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并储备的一定数量的基本词汇成分。这些成分用于标示或记录当时语言生活中和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关系、性质、动作等。汉语在初生阶段，基本词汇资源是很有限的。例如，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数量一般认为在3500字到4500字之间，可以推断，当时基本词汇也大致就在这个数量上。古代汉语中能够表示意义的成分基本都可以归入基本词汇资源。所以从资源的角度考察，基本词汇资源和基本词汇是不同的概念，基本词汇的数量比基本词汇资源所包含成分的数量要小。

另外，基本词汇资源还应该包括后来产生的资源。例如，随着人们对化学元素认识的深入，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基本词汇资源，如“氢、氦、锂、铍、硼”等。这些成分是人类在专业领域内认识到的资源，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属于基本词汇资源的构成部分。所以基本词汇资源应该包括各个领域中用于表现客观实在的所有成分。

2.生成词汇资源

生成词汇资源是由基本词汇资源经过组合或演化生成的资源，是基本词汇资源整合或演变的一种结果。生成词汇资源的形成源于人类交际的需要，并以人类不断提高的认知能力的形成为途径。汉语生成词汇资源主要包括通过组合生成、简缩生成和演化生成等几种方式生成的新的词汇资源。

从单音节成分经过组合生成多音节成分是汉语造词的历史模式，尤其双音化是汉语造词的典型范式。“汉语词的双音节形式最早应是殷商甲骨文中的‘合文’现象”[17]，其次是我们普遍承认的联绵词。先秦时期出现了双字格结构，两汉以后，“双字格”构词方式开始泛化定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翻译对汉语词汇双音节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重要时期。唐、宋时期汉语双音节化构词范围扩大，双音构词从实词延伸至虚词。元、明、清小说中的双音节词数量逐渐增加。至现代，双音节构词基本实现了格式化，绝大多数新词是在“双字格”构词框架内生成的双音节复合词。这说明，通过双音节化的方式，汉语词汇资源中增加了大量新的成分。

后起的多音节成分简缩成双音节成分也属于生成词汇资源。王立认为，“多音节成分简缩成双音节成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略为明显一些”。[18]现代汉语中这种简缩式双音节词越来越多，成为词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词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生成过程，使汉语词汇数量增加、表意更加丰富准确；多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生成过程，同样增加了汉语词汇的数量，使汉语表达更加简练。

演化生成的词汇资源主要包括由虚化、多义分化、借形表义等方式生成的成分。虚化如“把”原是表“把握”义的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增加了一个经过虚化形成的介词；多义分化如“雕、雕、凋”三个词在古代可以通用，在现代汉语中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借形表义如“白、米”等原来有特定的意义，此后用此形表示其他的意义。“白”原表示一种颜色，后来借“白”的形表示“徒劳”的意义；“米”原指“粮食”，后来借“米”的形表示“长度单位”。

3.外来词汇资源

外来词汇资源是一种语言在和其他语言的接触过程中借入的原属其他语言的成分。这些成分或直接使用，或经过一定方式的改造，作为交际成分使用。其他语言中的词汇成分进入汉语并经过汉语一定方式的改造，从资源分析的角度讲，就是资源的一种整合。关于语言资源的整合本书将在第二章中介绍。

汉语的外来词汇资源大部分是在语言接触或融合过程中借用过来的。例如汉代的对外交往比较频繁，汉武帝时贸易范围已经拓展到了伊朗、里海、阿拉伯、印度、罗马帝国等国家和地区，而且东汉首都曾设蛮夷邸，这为汉语和外语的接触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这段时期，汉语借用了“苜蓿”、“菩萨”、“菩提”等词汇成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的《俗语佛源》载，东汉、南北朝至唐代，国人在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佛典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新词。这些汉译佛语融入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现在这些成分已经成为汉语中常用的交际成分。有些成分现在看来外来特征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人们感觉不到它们是借来的了。如“米”、“现在”、“方便”等，它们的外来特征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外来词汇资源是直接使用外语的形式，如“WTO”、“SOS”、“CEO”等。

（三）汉语语法资源

汉语语法资源是汉语资源的原则和规则部分，由语法形式、语法意义、语法关系、语法手段、语法范畴等要素构成，可以分为自源的语法资源和他源的语法资源两个部分。

1.自源的语法资源

自源的语法资源是指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生成和储备的资源。一般认为，汉语是一种形态不丰富的语言，即汉语的形态资源不丰富。目前一般认为重叠可以作为汉语的一种形态标记。汉语中的名词、量词、形容词、动词、一部分代词都有重叠作为形态标记。事实上从汉语普通话中的重叠形态看，二叠应该是形态标记，多叠可能只是语用标记。这种形态表示增量。我们认为，汉语中应该还有其他一些形态资源，如“把”标记其后成分一定是受事，“被”其后成分一定是施事，这些资源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汉语语法意义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发现了包括“自主—非自主”、“持续—非持续”、“相对义—绝对义”等不同的语法意义资源。语法关系的研究当然具有类型学的特征，所以诸如“领属”、“修饰”、“支配”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这些都可归入语法关系资源。语法手段的研究方面，因为一般认为汉语是形态不丰富的语言，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随着研究的展开，汉语中应该会发现一些语法手段，如施事标记手段、受事标记手段、与事标记手段、同事标记手段等。这些都是有待深入考察的语法资源。关于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高名凯等前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后关于范畴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自主范畴”、“持续范畴”、“生命度范畴”、“时量范畴”等的研究都在近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汉语的自源语法资源也具有可变性。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有些语法资源稳定不变地保存了下来，如汉语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都在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就出现了，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但是有些语法资源到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如“宾语—述语”结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基本不使用了，“唯利是图”等也只能算是古代汉语的遗留，属于历史资源。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汉语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结构或语法形式，如“述补结构、体标记”等一般认为是后来产生的，它们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保留了下来。

2.他源的语法资源

他源的语法资源是指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语从另一种或几种语言中借用过来的语法资源。汉语在和其他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不但借用了其他语言的语音、词汇等成分，也借用了其他语言的语法资源。例如，从古代到近代，汉语的被动式一般只限于表示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五四”以后，受外语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不再限于表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再如，一般认为汉语是没有从句的。现代汉语中的从句是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于不同历史阶段借用了印欧语系的从句资源。

其他语言的语法资源借入汉语之后，一般不会对汉语整体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借用的资源进入汉语一般要与汉语原来的资源进行整合。例如汉语借用从句资源之后，汉语的语法规则没有发生整体性变化，而且用从句可以表示的意义同样还可以用汉语中原有的散句表示。但是借用了从句资源使汉语的表现能力得到了加强，资源的效益性明显提高。

（四）汉语语义资源

汉语语义资源包括词义资源和句义资源。词义是词的意义，包括理性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附属意义）。其中词的理性意义和语法意义是词的本体意义，即不需要特定的语言环境就可以确定的意义。色彩意义既由词本身承载，同时也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来显现，所以词的色彩意义可以看做本体和语用兼属的意义。句义是“语言中最小的独立的语义单位”[19]，是交际的基本单位承载的意义。

1.汉语词义资源

词义是现实现象在人头脑中的认知反映，主要包括理性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

（1）词的理性意义

词的理性意义通常指能够在词典中检索到的意义，其社会有用性主要表现在分类方面，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首先，词的理性意义具有概括功能。名词具有指称功能，动词、形容词具有陈述功能。以“水果”一词为例。“水果”指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葡萄、香蕉、苹果、荔枝、柚子、樱桃”等。“水果”的意义就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水果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描写为“可以吃的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理性意义通过概括客观实在的共性特征来确定其范围，这个特征对内具有普遍性，对外具有排他性。词义概括功能的有用性表现在，概括性是人类抽象思维的结果，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必然要求。客观现实纷繁复杂，不可能每个具体事物都有专门的名称来指称，那样语言中的词将会不计其数，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掌握语言，语言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交际工具。正因为词义具有概括性，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指称同类事物中的任何一个，人类才能运用语言中数量有限的词语表达客观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实现象，使语言成为我们能够掌握和使用的有效的交际工具。

其次，由于很多客观实在都具有原型特征，中心分明，外延连续，界限模糊，所以在概括性的基础上，词的理性意义也表现出模糊性。词义的模糊性指的是词义的界限不确定，它源于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边界的不清晰。例如“傍晚”与“黄昏”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很难明确断定几点到几点就是傍晚，几点到几点就是黄昏。词义的模糊性，不仅仅在于它的难以避免，还在于它满足了语言表达的客观需要。因为人们在实际交际中并不都需要追求表意的精确。如“我等会儿要出去一下，你帮我看一下门”，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会出去的信息，没有必要加上“几点”、“几分”，要是加上了会令听话人感到别扭，而且也往往没有这种必要。词义的模糊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即具有社会有用性，主要表现在：可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率，可以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加含蓄委婉，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最后，词的理性意义具有民族性。同类事物在不同语言中用什么来表示没有一致性和对应性，理性意义概括的对象范围也可以不同，这体现的是词的理性意义的民族性。例如汉语分别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表示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而英语只用“brother”表示哥哥或弟弟，用“sister”表示姐姐或妹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母语人“长兄为父，长姊为母”的等级观念，故弟弟、哥哥，妹妹、姐姐必须分开。词义的民族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的特用词方面。因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活和追求，所以“特用词”体现了不同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文化。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民族性”特征来探求该民族的文化特点，这也是其有用性的具体表现。例如“走私物品”在粤闽地区被称做“水货”，而在西南地区则被称做“山货”。通过这两个词，我们可以探求到它们不同的地域文化：粤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而西南则坐拥连绵的山脉。东北方言中有“猫冬”一词，这体现了东北地区冬季严寒的特点。

词的理性意义是对客观实在进行概括、描写、命名，从而使人们可以通过词汇形式或语音形式来指称客观世界。此外，在词的理性意义基础上，语言中有同义、近义、反义、类义等语义现象，它们为生成适合、严谨和不同风格的表达提供了语义材料，是汉语中重要的词义资源。

（2）词的语法意义

词的语法意义是抽象概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词的语法功能，是划分词类和确定词性的重要依据。马庆株认为，“决定词的用法的范畴性的意义才是语法意义”[20]，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首先，词的语法意义本体方面的价值在于可以依此判断组合的合格性和生成不同的聚合，是我们研究语言的重要凭借之一。语法研究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但语法意义的研究在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构造合格的句法结构的角度看，包括词组和句子，都受到语义、句法、语言习惯等多方面的制约，其中语法意义是很重要的方面。例如介词的语法意义在于“介引”，那么与介词组合的成分要求必须有［+被介引］特征，无此特征则一定不可组合。从聚合角度看，语法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确定聚合，如“一、第一、甲”，因其都有计数的语法意义，可以直接归入数词聚合；“而且、如果、只有、只要”都具有“连接”的语法意义，可以直接归入连词的聚合。由此可见，语法意义在语法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即具有社会有用性。

其次，词的语法意义的价值还表现在应用方面，能为语法学习和语法教学提供便利。词的语法意义可以为词在不同层面上定性，可以影响句子的组合。由于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之间关系密切，具有相同句法功能的成分往往在一个特定语法意义上形成聚合，这样在语法学习和语法教学中就可以收到以简驭繁的效果。例如“企图”的一个句法特征是其后必须带谓词性宾语，那么与“企图”在语法意义上相同的“妄图、加以、予以”等也应与其具有相同的组合特征。这在母语语法学习、外语语法学习、母语语法教学、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都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3）词的色彩意义

词的色彩意义也称附加意义或附属意义，通常指一个词在其理性意义基础上体现出来的表情、语体、形象、地域、民族等方面的特征。色彩意义是词义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有用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词的色彩意义在表情功能上体现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义三种情形。词义的感情色彩资源在人的表达中具有很大的价值，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必然导致不同的褒贬倾向，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选择汉语中具有不同感情色彩的词义资源。例如《列宁在1918年》这部电影中，有一组秘书与斯大林的对话：

秘　书：英国军队撤退了。

斯大林：不，敌人逃跑了！

秘书选择色彩意义中的中性资源，是一个客观陈述。斯大林用的是“敌人逃跑”，突出其强烈的表情化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转型现象在色彩意义资源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这就是词义色彩资源中的资源转型现象，主要表现在从褒向贬、从贬向褒、从中性意义向褒义或贬义转化的情形。褒义色彩转化为贬义色彩如“不稂不莠”，贬义色彩转化为褒义色彩如“面如冠玉”，中性义转化为褒义如“金童玉女”，中性意义转化为贬义如“明哲保身”、“爪牙”等。

词的色彩意义在语体上表现为口语体、书面语体和混合语体等几个方面。色彩意义的语体价值在于它们可以帮助构成不同的语体。例如具有诙谐色彩的词汇资源往往可以成为建构口语语体的要素，具有庄严色彩的词汇资源往往可以成为建构书面语语体的要素。具有不同色彩意义的词语适用于不同的语体，在实际交际中应该慎重考虑、斟酌使用，根据不同的语体选择恰当的词语来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有些成分用于表示具体事物时，语义上往往给人一种形象感，这也是其价值所在，例如“马尾辫”、“美人鱼”、“翠竹”、“恰恰舞”等。这些词从语义上就给人以形态、颜色、动态等各个方面的直接感觉，具有形象化、直观化的特点。

色彩意义还包括方言色彩（地域色彩、语言社团色彩）、古语色彩、民族色彩等。如“唠嗑”、“没得”、“咋整地”等词具有方言色彩；“请教”、“亲启”、“海涵”等词具有典雅、庄重的古语色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语词大都具有贬义色彩，如“走狗”、“落水狗”、“蝇营狗苟”、“狐朋狗友”、“狐朋狗党”、“狗日的”、“狗娘养的”等，而在英语中则带有褒义色彩，如“a lucky dog”、“a big dog”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和辨别民族文化差异的价值。词语的这些色彩意义都可以使我们的表述更灵活、更丰富，使我们更有效地进行交际。

2.汉语的句义资源

句义，简单地说就是句子的意义，主要包括句子本义、句子的语境义。近来学界讨论的构式义，可以看做一种抽象义，是句义资源的组成部分。

（1）句子本义

句子本义指句子在零语境下显现的意义。这个意义往往是句子组合成分经过整合产生的意义，也是句子的基本意义和常用意义。尤其是在科技语体中，人们使用的往往就是这个意义。人们口头交际中大部分也是使用句子的基本意义。例如：

语音，是指人类通过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声音。

十月份开题，假期不许回家。

在这类句子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可以依靠字面意义直接表达出来，基本不需要推理。

（2）句子的语境义

句子的语境义指句子在其基本义的基础上，由于表达者有意选择特殊的语言环境而产生的偏离句子基本意义的意义，通常是在说话人使用一定交际策略的情况下所要表达的实际意义，即言外之意。人们在语言环境中表达特定的语境意义，通常使用“语气语调”、“一语双关”、“比喻表意”、“隐喻暗示”、“迂回烘托”、“巧用语境”等方式或办法。例如“考得真不错啊”可以用为反语，字面上讲是“考得好”，实际上是讲“考得并不好”。句子语境意义的使用在人类交际中是很常见的，它的价值在于能够适应当事人的交际需要，以更加合适的方式传递说话人的实际信息。

（3）句子的构式意义

构式意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构式语法所关注的课题之一。构式意义是结构式体现出来的意义。构式意义不仅体现在句子层面上，小于句子的结构也可以有构式意义。构式意义的价值在于其生成性和能产性，可使语言表达丰富化、多样化。一般认为，构式意义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式在不同层面上通过隐喻、转喻机制可以对应不同但却相关联的意义，这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多种可选形式。例如，汉语中的双宾结构是双及物结构式的一种类型。双宾结构的基本形式是S-V-O1-O2，原型意义表示O2在V的作用下发生位移或转移。在这个构式的基础上，在隐喻或转喻机制作用下生成了不同的相关联的意义。如“我给你一本书”、“我给你一巴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踢他一脚”等都是双宾结构，但是具体意义在大同之下有小异。构式意义的价值在于“式”的能产性，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资源。

（五）汉字资源

汉字资源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就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形体的汉字及汉字的总和；从共时的角度考察，就是现存的字形、字体、字号、艺术字等资源。

1.汉字资源发展整合概述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汉字就已经成为初步定型的文字，即甲骨文。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至秦经李斯等对其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隶书。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出现狂草。随后，楷书在唐代开始盛行。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汉字形体不断演变的同时，由于人类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需要记录和表达的现实现象不断增多，汉字的数量也随之发生变化。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收字3300个，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收字9253个。晋宋以后，文字数量日渐增多，至清《康熙字典》已收字4.7万个。1915年欧阳溥存等人编纂的《中华大字典》收字49964个，1990年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编纂的《中华字海》收字多达8.5万余字。

2.汉字资源的社会有用性

汉字的社会有用性即其功能，也就是汉字资源的价值。汉字的核心价值当然是记录汉语。因为有了文字，才使汉语中记录的文化信息等得以跨越时空保存下来。一般讨论汉字的功能多集中于文化功能，其实，这只是汉字功能的一部分。汉字具有文化、信息、艺术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汉字资源可以经书法化操作生成能够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的汉字产品。

汉字不仅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汉字也蕴含着文化。汉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文化也融入了汉字中。例如“炮”原来是“石”字旁，写作“砲”。因为在冷兵器时代还没有火药，人们是用石头做炮弹的。后来有了火药，才改为“火”字旁，写作“炮”。张朋朋认为：“汉字是从古代象形文字发展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古文字的活化石。汉字字形的表义方式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和描述的。汉字字形所承载的信息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创造文字的智慧，了解到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劳作、习俗、思维方式以及历史等文化印迹。”[21]这是汉字文化功能、信息功能的集中表现。

汉字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在书法上。汉字书法艺术不仅是我国艺术领域中的奇葩，也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字为表现内容的艺术形式。汉字以其象形性、方块性的优势，展现了一种虚实结合、形神兼备、飘逸空灵、曲直相宜的艺术美。汉字的书法艺术还表现在，我们今天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字体、字形作为艺术品去鉴赏。从更直观的角度讲，书法作品已经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益。

（六）汉语高层语言资源

修辞资源、语体资源、风格资源是语言资源中的高层资源。

修辞是指为了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对语言要素进行的选择、加工和调整，是交际过程中有效运用语言要素的一种行为。换一个角度考察，修辞格、修辞手法也是人类用以服务交际活动的要素，体现其特有的社会有用性。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语言适应不同交际语境的产物，即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的变体。由于交际目的不同，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用变体。我们可以依据场合、方式和言语区别特征，将语体分为日常谈话语体、正式演说语体、大众传播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科学技术语体及文学艺术语体等多种语体。语体一旦形成，就成为交际活动中的备用要素，用以服务交际，体现语体的社会应用价值。风格是在一定语言环境下呈现出的言语的格调、气氛，而任何一种格调或气氛的形成都离不开相应的风格手段。风格手段可以分为语言符号手段和非语言符号手段两大类。风格的语言手段主要有语音手段、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风格的非语言手段主要有修辞手段、语体手段、文字标点、图表符号和篇章结构等。风格形成前需要调用相应的要素，风格形成后就成为交际的备用资源。

修辞、语体、风格，从一方面看，它们是底层资源价值的体现；从另一方面考察，风格可以被选作交际要素，从而体现其社会有用性特征，其本身成为一种资源。为与底层资源相区分，我们称之为高层资源。我们在《语言资源与语言研究》中提出“高层语言资源”这种看法后，部分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2010年我们专程到京拜访学界前辈陈章太先生，他认为可以把修辞、语体、风格看做资源。

二　应用资源

“语言应用包括语言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和人类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各种使用及其效益，是语言资源价值和可利用性的具体体现。”[22]语言的应用资源，也可称为派生资源，主要是在语言本体资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语言资源，是语言本体资源的副产品。一般意义上的应用资源主要包括语文辞书、教科书、与语言本体资源有关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监测到的语言资源等。

（一）语文辞书

语文辞书是汉语资源重要的应用资源之一。一方面，本体资源是应用资源发展的基础，语文辞书不但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资源，同时也通过语音、词汇、语义、文字等形式记录了社会资源，没有汉语的本体资源就无所谓语文辞书；另一方面，辞书的编撰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学习汉语的本体资源，本体资源借助辞书得以规范、流传、推广。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我国语文辞书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从我们的祖先摆脱蒙昧进入文明时期开始，辞书编纂整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周秦时的《史籀篇》及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收录了当时的主要常用字，既可以看做当时的字书，又是当时童蒙的识字课本。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中国辞书的奠基之作，也是当时的规范字书，供人们学习使用。“由汉代至清代，古代辞书可谓成就辉煌，出现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辉煌的巨著。”[23]清末到民国，我国编纂的辞书主要有《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是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第一部汉语文辞书。《新字典》以现代辞书学理论为指导，改变了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传统字书的编纂模式，同时在收字、释义、附图、检索、附录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辞书编纂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年至今，我国辞书有了巨大的发展，编纂了《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辞书。尤其是近几年，汉语辞书编纂工作更趋科学、全面、及时，出版了几百部相关辞书，如《现代汉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规范词典》《同义近义反义多音多义字词典》《现代汉语读音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语气成分用法词典》《2005—2010汉语新词词典》《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潮·普双言语词典》《现代汉语用法词典》《新编汉蒙成语大词典》《常用典故分类词典》《汉英大词典》《普通话简明轻重格式词典》《现代汉语造句词典》《学生常用歇后语造句词典》《精编组词造句词典》《简明西汉—汉西词典》《连用成语词典》《新课标多功能小学生词典》《标题用语词典》《当代英汉美英报刊词典》《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学生组词词典》《常用词语误用评改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新华拼写词典》《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等。这些辞书已经成为重要的学习和教学资源。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电子辞书的编纂。1979年开始介绍西方词典编纂的自动化，至今，跟踪介绍一直不断，并开展了辞书现代化工作。1989年，首部中英文电子辞典“快译通EC1000”问世，随后我国的袖珍电子辞书发展迅速，目前市场上已有“文曲星”、“商务通”等二十多个品牌。1997年《汉语大词典》《金山词霸》两部光盘词典问世。2004年中国语言文字网在一些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的支持下，推出了多部网上免费查询辞书。我国辞书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提供的电子辞书已经覆盖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各个方面，出版了包括《简明古汉语字典》《汉字源流字典》《古代汉语词典》《古汉语成语典故词典》《汉语比喻辞典》《汉语常用语词典》《多音多义字字典》《应用写作大百科》《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中国象征辞典》等在内的一系列辞书。

总之，不论是纸质版的语文辞书还是电子版的语文辞书，它们都是对本体语言资源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应用资源，使无形的语言资源变得有形可识。这类应用资源是语言应用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教科书

教科书是语言应用资源中的一部分，其社会有用性与语文辞书相比同中有异。教科书最开始是与辞书相交叉的，古代的语文辞书有的也就是教科书。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语文教科书。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近现代到当代的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教学内容、教学体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先秦至汉魏六朝教科书主要的教学内容为识字教学，字书《史籀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蒙学教材。李斯《仓颉》、赵高《爰历》、胡毋敬《博学》，也都是以识字为主。汉代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也以教学童识字为主。南北朝时期周兴嗣撰《千字文》，以四言韵语编成，用于识字，同时也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

隋唐至元朝，蒙学教材以识字为主，同时加大伦理道德教育。明清时期出现了伦理道德教育的启蒙教材，《小儿语》《闺训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等是这一时期常用的语文教科书。清末出现了扩充的传统蒙学教材，如《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以及改写的蒙学教材——《重订三字经》。古代的文选教材当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玉台新咏》也有相当的影响。

近现代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受到国外影响，突破了古代语文教科书的编排模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语文教科书体系。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实行新学制后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第一部语文教材。190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学国文读本》是一部很有特点的文选教科书，采用由今溯古、由近及远的逆向编排方式编排选文，在教学原则上有一定的创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1920年以后，白话文教科书最终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新国语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24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初中国语教科书》中，白话文占到教材选文总篇数的37％。20世纪30年代开始，语文教材单元组合形式形成并得到逐步发展，其中孙俍工《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国文百八课》可为代表和范例。

当代语文教科书则从一纲一本发展到了多纲多本，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李良品认为，“中国语文教材的发展有四条主线：一是教材内容从单一的传统文化向目前的尊重多元文化发展；二是教材制度从古代的盲目无序向当代的制度管理发展；三是教材结构从零散知识向专题组元方向发展；四是教材服务对象从古代的少数精英朝当代的全民提高语文素养方向发展”。[24]

教科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国家教育意志的重要表现，集中体现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教科书作为课程的主要载体与学校课程一样，“包含了社会认可的知识及蕴含于这些知识中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5]可见教科书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养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26]可见作为语言资源副产品的教科书负有沉重的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资源的政治性。不是所有汉语资源都可以进入教科书，进入教科书的资源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资源，它必须能够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活动。因此，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精编的汉语资源。

（三）语言产品

“电子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卓越成果，这一成果的出现又转过来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进了现代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向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进军中一支强有力的助手。”[27]计算机与自然语言的结合，催生了新的产业——语言产业。与语言相关的电子产品都是语言资源的副产品。国内语言产业生产的语言产品已经为语言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我们先以安徽科大讯飞公司为例介绍语言产品的开发。

安徽科大讯飞是我国最大的智能语音技术提供商，拥有中文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等多项国际领先的成果，是我国唯一以语音技术为产业化方向的“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并被信息产业部确定为中文语音交互技术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安徽科大讯飞开发了包括“主流语音合成Inter Phonic系列产品”、“小尺寸语音合成Vivi Voice系列产品”、“桌面级电脑朗读软件播音王系列产品”、“电话语音识别Inter Reco系列产品”、“专业声纹识别软件Inter Veri系列产品”、“国家普通话水平智能测试系统”、“普通话在线模拟测试和学习系统”、“畅言互动英语校园学习平台”、“语音合成iFLY Speech Platform（ISP）”，以及“IFLY MRCP Server（IMS）”等在内的语言产品。目前，该公司占有中文语音技术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语音合成产品市场份额达到70％以上，在电信、金融、电力、社保等主流行业的份额达80％以上，开发伙伴超过1500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语音产业国家队”。

语言产品除语音技术产品之外，还包括与自然语言及汉字相关的其他类型的产品，如辞书编纂软件、翻译软件、分词软件、各类语料库、语料库工具软件、文本分析软件、汉字输入软件等。它们都是语言资源的副产品，是重要的汉语应用资源，也是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应用资源。

（四）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监测的语言资源

2004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牵头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中国语言国情进行定量了解，对现代汉语应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并进行动态分析、统计和研究，建立社会语言生活实时监测和规范引导的长效机制，促进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已经相继建设了六个分中心，监测范围涵盖平面媒体语言、海外华语、教育教材语言、有声媒体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具体包括中国境内出版、发行、发布的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图书等）的文稿以及相关通讯社的电稿，中国境内出版、运行的有声媒体（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电子图书）的文稿、录音与图像，中国境内注册运作的网络媒体（包含次级界面，不包含跨网站链接，不包含传统媒体的网上部分）上的文稿、录音与图像，中国境内电信媒体支持服务的手机短信、彩信、短新闻等；不包括经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的在国家大众传媒上公开流通传播的外国语言文字，部分公共场所的广播和用字，社会上部分招牌、广告用语用字（大众传媒上出现的除外），商品包装、说明书上的用语用字，个人使用且不在大众传媒上流通传播的语言、文字。

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包括各中心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地方网站发布的语言实态资源以及《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发布的资源介绍，其中当属《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发布的资源报告最权威。截至2011年，国家语委、教育部已连续六年向社会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对国家语言资源进行介绍和分析。尤其是报告中的B系列的“实态”性质语言数据极具参考价值，能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能为语言文字的研究者、产品开发者和社会其他应用者提供语言服务。这些语言资源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语言能力

（一）语言能力与语言资源的关系

语言能力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最先提出的，指已掌握语言的人关于其本族语的内在知识，包括能理解别人说出的每一句话，能判断句子是否合格、是否有歧义，能根据交际需要自然地说出各种句子等。语言能力是语言运用的抽象，是排除了实际使用中记忆限度、个人态度、信仰等一切非语言因素的理想化的产物。随着语言学、语言教学等的发展，后人对其定义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说法。他认为，交际能力与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参数：“1.语法性，即能从语法、语音、词汇等语言系统本身的角度判别某种说法是否正确。2.可行性，即懂得哪些句子是可以被人接受的。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在语境上得体。有些话语在语法上正确，在语境中却不恰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实际出现了。即懂得哪些话是常用的。”[28]

关于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不过李宇明在讨论语言资源的问题时，已经基本明确了这个问题。李宇明将语言资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语言及其文字；第二类是自然语言的衍生品；第三类是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按照我们的理解，他所讨论的语言能力其实包括语言的知识能力和语言的交际能力两个部分。李宇明认为：“语言能力可以列入语言资源。其一，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能力决定着信息表达与获取的能力，且较大程度影响思维水平。其二，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能力决定文化水平，关乎语言认同。其三，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母语才能延续和发展，外语才能引进和使用，各种衍生的语言资源才能掌控和继续创造。”[29]我们同意李宇明先生的观点，把国民的语言能力看做国家语言资源的组成部分。

（二）语言能力作为语言资源的表现形式

1.国民的母语能力

国民的母语能力是指国民个人掌握母语知识与使用母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国民的母语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基本的语言能力，具体表现为听、说、读、写四种能力；另一方面是分析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语言和语言形式本身作为分析观察的对象，具体表现在对各语言层次（语音、语感、语义、语法等）和各语言单位（词、词组、句子、篇章等）的感知能力。这两种能力相互作用，统一于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之中。李宇明也认为公民的母语能力包括娴熟得体的口语交际能力、优雅的书面表达能力、粗略随意的书面语阅读能力，也包括母语的科学知识。国民的母语能力是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和思维的有力保障，也是人们获得文化、信息，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这些都体现了母语能力的社会有用性。

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宣布，从2011年10月开始推行“汉语能力测试”，旨在遏止国人提笔忘字、满口洋文、淡漠汉语等现象，进而评估国人的汉语应用能力和复兴母语文化。汉语能力测试从低到高设为六个等级，将在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等地试点。虽然这种测试在社会上还有争议，但是对提高国民的母语能力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汉字认知与应用能力

汉字的认知与应用能力是指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运用汉字的能力，具体包括汉字的应用和对汉字形、音、义等方面的掌握两大方面。

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引导公众重视汉字应用，2006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颁布了《汉字应用水平等级测试大纲》，2007年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正式启动。2008年11月16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全国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在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南、云南、宁夏十省（区、市）进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主要针对写错别字、滥用不规范字、错读或误读汉字等汉字使用的混乱现象而实施，对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改善社会用字环境、加强全体国民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公众的汉字应用水平、促进全社会汉字应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是“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有益补充，它不仅可以用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还可以用于母语为非汉语的人群，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以及海内外对外汉语教学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认为，不论是通过测试的方式，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国民的汉字应用水平，就是提高汉语资源的效益性。汉字应用能力的提高，从国家层面上讲将对汉字规范起到积极的作用；从个体层面讲，将进一步提高国人的交际能力和综合素质，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不可或缺的环节。

3.外语语言能力

国民的外语能力是指国民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外语的能力，具体包括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和对外语科学知识的掌握两个方面。这种认识与应用语言学家巴克曼（Bachman）和帕尔默（Palmen）（1996）对外语能力的界定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外语能力主要由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两部分组成。语言知识包括结构知识和语用知识，其中结构知识指构成语句和语篇所需的知识，包括语法知识、语篇结构知识；语用知识指能够根据交际意图和环境等因素来正确运用语言所具备的知识，包括语言功能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策略能力主要包括目标确定能力、估计衡量能力、策划实施能力三个方面。

外语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国民的外语能力同样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学习外语既是个人需要，也是国家需要。而且任何一种语言都反映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学习外语意味着掌握了另一种文化，掌握了另一种看待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个人来说，多点外语训练是好的，多言多语不是劣势，而是一种优势。这是外语有用性的直接体现。

目前我国的外语能力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语教育投入多产出少，外语人才仍然匮乏；外语教育规模庞大，外语使用领域很少；外语学习和教学语种单一化，等等。李宇明认为，“我国外语语种单一化，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中的大问题。只学习英语，我们会失去大半个世界。这些都使我国的外语能力不足”[30]，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如何开展更加科学的外语教育，使国民的外语能力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并发挥应有的效益，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