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自身建设和局部执政的必然要求

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日民主政权区别于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标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任务。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巩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在敌后建立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必须特别注重反腐倡廉建设。当时党面临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严重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思想觉悟不高。民主革命时期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大量吸收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到自己队伍中来。据1942年统计，党员中90%是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由于加入革命队伍手续比较简便，审查不严，难免鱼目混珠，如“大批流氓地痞，长期脱离生产的寄生分子，混入党的甚多”，[28]以及“一些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人，甚至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29]其中一些人可能把旧社会腐败风气带进革命队伍。另外，由于农民成分的党员多，要建设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就显得十分艰难。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且小生产像汪洋大海般的农业大国，正是这种封建个体经济所固有的私有性、自足性和落后性，使得部分农民出身的党员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对私有财产有强烈的满足欲。反映到党内，就是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意识等。当革命取得一些成绩，个人有了一点儿功劳，就飘飘然，想从过去的苦日子中解脱出来，产生享乐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30]

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例如，党的权力过大，没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督促检查，一些党内领导干部脱离党内民主，脱离党员群众，脱离党内整体，站在党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见解在党内任意自由地行动，不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存在着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现象。[31]虽然抗日民主政体在根据地采取了“三三制”等政治民主化的措施，但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效地掌握各区政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又难免使得党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于是在一些人中逐渐滋生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滥用权力等现象。

三是党的各种制度和纪律没有建立或不健全。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农村的环境，给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带来许多困难，政权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导致当时许多制度没有来得及建立和健全。如早在1932年，毛泽东就对董必武说过:“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目前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这给一些投机分子留下漏洞。”[32]除反腐的法律制度之外，其他的相关制度，如监督制度、经济工作制度、职务责任制度及经济纪律、群众纪律、党纪和军纪都没有建立健全，漏洞较多，党的自身建设缺乏很好的制度保障，导致了党内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如由于财经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财务混乱、滥征滥收、浪费严重等问题，一些财务管理人员贪污公款、挪用公款、公款吃喝、伪造单据、索取贿赂，甚至携款潜逃等。

上述情况的存在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因为任何腐化现象的存在都必然与共产党的宗旨和纪律要求是相悖的。为了使党坚强有力，党必须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消除腐败因素，净化和完善党的肌体。

开展反腐倡廉建设除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之外，也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是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又一次执政实践。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但是，这次执政是在抗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同对峙了十年的国民党再次合作又再次分裂下进行的，是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广泛的社会力量参加政权下进行的。这次执政与苏维埃时期执政相比，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的执政实践。如何巩固这块来之不易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稳固的革命政权，党和革命政权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也迫使党在这一时期特别注重反腐倡廉建设。这些挑战和执政考验主要表现在:

一是党执政的社会形势和环境极其错综复杂。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战争环境给边区的政权建设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也造成了边区政权的不稳定、变动大，政权机构不完备，战时特点明显等。另外，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三个性质不同的区域，国共两党也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在协调各党各派各军的关系上，都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在人民政权内部，也面临着如何恰当处理党与政府、党与人民军队、党与人民大众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人民政权所建立的地区，有巩固的根据地，也有新创建的根据地;有平原地区，也有山岳地带;有游击区，也有敌占区等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使革命政权内部的干部丧失了警惕性，甚至腐化变质。面对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客观环境，共产党在执政中必须十分注重自身的建设，因为这是关系党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只有一个廉洁的政权，才能与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调动人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权长期并存与抗衡的法宝。

二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比过去更加广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社会基础比中央苏区时期复杂得多。苏维埃时期，被革命政权吸收的革命动力主要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等劳苦大众，而作为中间阶级和阶层的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是不能够加入革命政权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扩大了统战对象。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政府“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33]这种现状形成了边区复杂的社会结构。统一战线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有其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局限性;地主、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特性，其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使贪污腐化思想在当时有了滋生繁殖的土壤。而且，在建立统一战线情况下，共产党能否调整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否廉洁，对于能否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等处于中间地位的阶级、阶层，整合一切社会力量，扩大党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表明，共产党正是以建立廉洁政府和民主政治为目标，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得以不断壮大，在国共力量角逐中赢得优势，最终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重要原因。

三是党执政的中心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在延安这一局部执政时期，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政权建设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如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战争动员、精兵简政、拥军优属、建立统一战线、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等都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里，党的一切政策和方针都是围绕战争进行的，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等执政方略也都是在这种情形下提出来的。很明显的是此时的政权建设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尤其是在抗日建国和民主建国的过程中，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和任务。根据地和边区的反腐倡廉建设成为巩固解放区政权，战胜日寇和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上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严重挑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面临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面临着比苏维埃时期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复杂的斗争。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民主政权，从自身和形势出发，必须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这是因为反腐倡廉建设直接关系到党能否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是否能得以实现;关系到边区政权能否持续存在，局部执政能否得以实现，抗战能否最后取得胜利;关系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以执政为民为出发点，以创建廉洁政府为目标，在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建设，不仅很好地实现了局部执政，而且大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