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杂险恶的社会历史环境所迫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是极其复杂险恶的。首先，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四面受敌的军事态势。集中地体现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交织并且异常尖锐上面。特别是在民族矛盾方面，日军对各根据地既有野蛮的军事进攻，又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攻。他们不仅妄想在军事上占领中国，还企图从政治上腐蚀人民军队，从思想上欺骗蒙蔽一些落后的群众，这就使边区和人民军队处于军事进攻与政治围攻的复杂战争环境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政党，革命的对象是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是同亡华灭华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都将是异常尖锐的，斗争也必将是非常残酷的。由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独裁统治，尤其是日寇对华的疯狂侵略，使得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重担严峻地落在共产党人肩上，为了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反腐倡廉建设，因为这是政权廉洁的保障和政权高效运转的润滑剂。

当时的阶级矛盾主要体现在边区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上。边区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在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因此，当苏维埃政权一出现，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就把它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两者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民党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遂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经过国共两党之间的多次谈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两个政权的“敌对”关系正式结束，变成了一种“隶属”关系。但是，“隶属”关系是名义上的。因为，国民党方面始终想要取消、消灭陕甘宁边区。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共产党一直采取“溶共”、“限共”和“防共”的政策，对共产党这种严密地防范，可谓“用尽最大力量”。[6]在政治上、组织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实行污蔑、限制和纵匪为患，在军事上进行挑衅和蚕食，经济上严密包围和封锁，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采取拉拢，委以高官厚禄引诱，企图动摇、腐蚀、瓦解共产党人的思想。

尤其在1939年以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敌人’，而把侵略看成‘第二敌人’”。[7]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逆流，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置边区于死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295次。”[8]在1946年1月到6月间，越境骚扰达29次。[9]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倚仗数量上的军事优势，坚持反人民、反民主的路线，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条件成熟，悍然发动了全国内战，解放区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再次进入公开的“敌对”状态。这种公开的对立和斗争直至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而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则是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支配全局的矛盾。因为民族矛盾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存亡。武装到牙齿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一天存在，这个主要矛盾就要存在一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行千百万群众一致抗日的全民战争。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日本侵略者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侵华的最大障碍和心病。[10]面对战争形势转向长期化的趋势，日本侵略者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调整，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推行其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相结合的“总力战”。1941年后，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华北又发生连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国际上逐步出现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国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朱德在七大报告中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时指出，日本侵略者“对华北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其‘扫荡’办法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护剔’等。敌寇所到之处，实行彻底烧杀，企图建立‘无人区’，以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敌寇经常以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对一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每次连续至三月或四月之久，这是空前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发生灾荒，军民食树叶草根，更增加了局面的严重性”。[11]直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才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其次，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黄河河套之中。幅员辽阔，荒凉多山。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当年来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谓之“硗脊不毛，冈峦起伏”。[12]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覆盖，旱涝雹冻等灾害频仍。以陕北神府县为例，1942年张闻天在对该县实地调查后写道:“这里气候干燥，冷热不调，带大陆性。春夏间常少雨水，易成旱灾;而秋天则往往雨水过多，造成冰雹灾。每年三月起即刮飓风，卷来大量沙土，盖在方才耕种过的土地上，损害种子的生长。”[13]陕北因为干旱缺水，故“城镇村落，皆濒河流，居民凿而穴，饮水不易获，物资奇缺”。[14]交通亦极为不便，许多地方“远望一如平地，近则断绝不通，虽两崖可面对谈话，然欲亲近，非环绕迂回至数小时，决难到达”。以当时的延安为例，“虽为边区政府所在地，但仅有通洛川公路之一段，其他皆系古老式之蚕丛羊肠”，“骡马行动困难，遑论车辆”。[15]由于雨水稀少，故“满眼是光秃秃的山，紫英英的草，黄土沟谷成了天然大道，人马走过，一股黄土冲天而起”。[16]因为地处高寒多山地，又缺雨水，且黄土性易渗透，故农事极受影响。在贫瘠的自然条件下只能靠天吃饭，亩产平均不到40斤粮食。边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少数手工业。这些特殊的经济环境，加之军阀、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和破坏，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生活十分凄惨，“大多数的农民，在交纳佃租以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17]百姓过着“端土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日子。当时曾经有一首民谣唱道:“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这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边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对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周恩来是这样描述的:“陕西的农民非常贫困，他们的土地都是些贫瘠的不毛之地。如果把江西和陕西农民占有的土地的数字加以比较，那么江西的农民都可以算是富裕的地主了。”他还说:“江西和福建的人民是带着包裹参加红军的，而这里的人民参军时甚至连筷子都没有，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赤贫。”[18]莱曼·范斯莱克也描述道:这里“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19]埃德加·斯诺也说道:“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

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陕甘宁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更为落后和保守。“这里人民在经济上受着民族与封建的残酷剥削，在政治上受着中世纪非人的压迫和奴役，在文化上落后到几乎意想不到的程度。”[21]这是对边区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最集中的概括。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骤然增加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加之周围有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近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对于这一时期的困难状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资供给是非常困难的。”[22]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一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一时间，延安人满为患，延安的干部常年维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到13万人，使得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包围封锁，加上华北等一些解放区，不断发生严重的旱灾、水灾以及虫灾等自然灾害，使得解放区一度“树叶为粮，道殣相望”，[23]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八路军从40万人降至30万，人口也从近一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特别是在财政、经济、物资上的困难大大增加了。陕甘宁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4]当时边区的财政陷入严重困境。边区政府曾一度只能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金5分钱，粮食1.6斤。这点菜金，买了菜就买不了油盐柴禾，买了油盐柴禾就买不了蔬菜，肉更吃不到，被服供给也很困难。当时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丁的干部战士;子弹袋破烂不堪，只好把子弹挎在挎包里;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打赤脚在雪地上操练;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没有。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5]

综上情况可以看到，整个延安时期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时期。日军、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其收买的土匪、特务、汉奸，这三种反动势力内外勾结，严重地威胁着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加之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条件极差，红军“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地区是贫穷的”，[26]甚至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正是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经济环境，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也使得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一个老问题，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中国革命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

为了生存和发展，上述情况迫使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平均分配、反对特权，提倡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和生存环境中，如果政府不廉洁，必然为群众所厌弃，而无法立足。即任何党内和政府内发生的贪污和腐败行为，都将严重地败坏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不仅损害党的战斗力，而且更会给广大群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尤其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一个在野党，甚至被国民党视为“不合法”地位，以及边区经济又处于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任何丁点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其后果必将是十分严重和危险的。此外，国民党政治腐败，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反腐倡廉建设，就会被视为与国民党如出一辙，这样必将丧失国人的信任;而且，在抗战进程中，如果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也就不可能吸引、团结、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抗日，势必会影响抗战的顺利进行，“这是民族自卫战争中所不能允许和不能再继续存在的”。[27]因此，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迫使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人民政权的建设，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廉洁的模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