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学术史回顾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生存，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致使无数的中国人家园被毁。1937年底，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西迁重庆，大量厂矿、学校等也向西南、西北等后方转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西移。在此大背景下，为了个体乃至民族的生存，大量人口从东部及中部战区向后方迁移，形成了一股规模庞大的特殊的移民潮。

关于抗战时期的移民运动，早在战时就有社会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关注。如孙本文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中提出，“自抗战以后，战区及战区附近地带的人民，大量向后方安全区域迁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移民”，截至1941年8月13日，移民数量达3000万以上。如此众多的移民西迁，对于西部各省的教育文化、社会心理、工商业发展、交通与矿业发展、人种体质等均会产生深远影响，并有利于破除地域观念、坚定抗战信念。^[1]陈达在《现代中国人口》一书中也以较大篇幅讨论战时移民问题，包括迁徙运动的缘起，移民的构成与大致数量，迁徙运动的分期、方向以及对昆明及其附近区域的影响等。^[2]

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开始研究抗战时期人口迁移问题的仍然是社会学者。石方在《中国人口迁移史稿》一书中，对抗日战争中人口迁移的流向与类型等进行了初步研究。由于当时史料的挖掘还非常有限，所以和今天学界对战时人口迁移的了解不同，石方认为战时迁移人口中农民为数最多，占60%以上，其次是政府职员及其家眷、知识分子、随工厂内迁的工人及其家属等，约占20%，另外流亡学生、热血青年等占10%以上。^[3]

20世纪80年代，有关战时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厂矿内迁，如郭其耀对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的研究^[4]，刘方健对战时沿海厂矿内迁的研究^[5]，以及孙果达对民营工厂内迁的一系列研究^[6]，在《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一书中，孙果达围绕战时民营工厂内迁工作的启动、内迁的大致过程、内迁民营工厂在后方的命运等，对战时民营工厂内迁问题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并对内迁人口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工业界移民（包括民营工厂经营者和技术工人等）的情况有所介绍。陆大钺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是对战时重庆市兵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其中对战时兵工企业迁渝有较多着墨。^[7]

与厂矿内迁研究同时，学界对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问题也有所关注。刘迪香对战时边区的移难民安置工作进行了初步介绍^[8]，陈兆坤和孙业礼则对边区移民问题加以介绍与探讨。^[9]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战时的难民问题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同时在战时高校内迁专题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面世。难民研究方面，张红等人主要从内迁文化角度入手，强调内迁难民与内迁文化形成的关联。^[10]张丽对战时迁港的内地难民群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1]，李正华则对湘桂战役引起的难民潮做了初步介绍。^[12]孙艳魁对战时难民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3]在《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14]一书中，孙艳魁就抗战时期的难民问题，分别从其特征、流动、政府救济、难民西迁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高校内迁是战时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又一重要专题，虽然尚无专著出现，但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比较可观，其中，徐国利的《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15]和魏宏运的《抗战时期高等学校的内迁》^[16]两文，对此介绍较为全面细致，余子侠的《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17]则全面分析了战时高校内迁的积极意义。其他还有不少文章，或就某个高校，或就迁至某一地的高校展开研究。^[18]

这一时期，厂矿内迁仍然是受关注的相关论题之一^[19]，唐润明、黄立人等还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经过和意义等进行了研究。^[20]何景熙、何一民、唐润明则围绕战时人口内迁或者说“西进”对作为迁入地的西南后方的影响，分别进行了研究。^[21]

这一时期，有学者特别强调战时人口西迁与难民问题是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22]1997年修订出版的抗战史巨著《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23]，也专门增加了有关战时国内人口迁徙的内容，并将战时人口迁移细分为三种状况：一是从战地前沿向西南、西北大后方的人口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继而走向抗战的前沿；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由于日军“扫荡”与抗日军民反“扫荡”不间断进行，因而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上述三种状况大致勾勒出了战时人口迁移的总体面貌。^[24]

2000年以来，或许受到西部大开发这一时代命题的影响，有关战时人口迁移这一大课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战时大后方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如唐仁郭、艾萍和常云平、黎程对战时人口内迁影响广西社会与教育文化等的研究^[25]；何多奇等人^[26]以及刘鹤^[27]有关人口内迁湖南及其影响的研究；黄文^[28]对人口内迁贵州及其影响的研究；朱丹彤、朱海嘉、刘凤凌等^[29]就战时人口迁移对重庆市人口变动、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等的研究；李丽霞、张颖、郑发展等^[30]对战时陕西、河南等西北部地区人口迁移及其影响的研究；沈双一、关孜言^[31]关于人口内迁影响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研究；艾萍、王荣环^[32]关于人口内迁影响后方社会意识的研究等。

难民研究方面，与以往主要研究战时城镇人口内迁行为不同，夏明方^[33]对战时灾荒引起的人口迁移进行了研究。另外，程朝云^[34]对抗战初期难民内迁的路线以及内迁难民的构成、数量等进行了研究；艾萍^[35]介绍了战时新桂系对迁桂内迁难民的救助措施。

除上述专题外，吴丽华、刑丽雅^[36]对战时人口西迁和国民政府的安置措施进行了研究，马慧芳^[37]则注意到外来新女性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思想意识的影响。

张根福在对浙江省与安徽省战时人口迁移进行个案研究以后^[38]，其《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39]一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战时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该书不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过程、流向，迁移人口的构成、数量及在后方的分布等问题均有论及，并用一半的篇幅专门讨论战时人口迁移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包括对农、工、商、交通、金融等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的影响等，其中关于人口迁移对西部农业与金融业等发展的影响，是此前的研究中甚少注意到的。不过，和前述研究多讨论人口“内迁”或“西迁”不同，由于战时人口迁移中临时性和定居的情形很难区分，张根福将人口迁移界定为“越过一定的地界、经历一定的时间的人口移动”，仅将人口“如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点的移动，在一个城市内部开会、购物、探亲访友以及同一个村子或同一街道变换住所等短距离定居型移动等”排除在外，因此其对人口迁移概念的界定相对宽泛。^[40]

另外，麦金龙对1938年武汉的研究中也涉及战时难民内迁问题^[41]，一些抗战史著作中对人口迁移也会有所涉及，如周勇主编的《西南抗战史》^[42]等。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为止对战时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个方面，如难民问题、厂矿内迁、高校内迁等；或者某些地域，如关于大后方广西、重庆、陕西等地的研究。社会学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虽从宏观视角出发，但在运用资料与还原史实方面不是强项。张根福的研究是目前唯一相对全面的，且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入地论述，对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