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宋：开创成型期
词话的生成与笔记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随着词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关于词话的源起，清人已有探索。李调元认为词话始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
宋人诗话甚多，未有著词话者。惟《后山集》中载吴越王来朝、张三影、青幕子妇妓、黄词、柳三变、苏公居颖（当为颍）、王平甫之子七条，是词话当自公始。[2]
沈曾植则认为始于晁补之《晁无咎词话》：
词话始于晁无咎，而朱弁《骫骳说》继之。[3]
此二说皆不免失考，以单则词话言，早在北宋之前就已出现。曾经在魏晋南北朝辉煌一时的笔记小说在晚唐又开始流行起来，并演变成包罗甚广的文体，其关注重心则由人物品评向文学品评转移。作为刚刚兴起且在社会上有巨大消费市场的词自然成了它们关注的对象。当时的笔记，已有单则词话的载录，如苏鹗《杜阳杂编》载有《菩萨蛮》词调的本事，尉迟偓《中朝故事》载有唐昭宗《菩萨蛮》词的本事，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录了温庭筠、和凝、张曙、薛昭纬四位词人的本事，均具有词话的特点。从这些词话中，我们已可窥见唐人对词的看法，如《北梦琐言》记和凝、薛昭纬的两则词话云：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岐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4]
视词为“恶事”、戒人勿唱词，可看出晚唐士大夫的词学观念。他们认为词是有悖品行的末道小技。
但因这些笔记并非专记词话，我们可视之为词话的萌芽。
最早的词话专书是北宋杨绘的《本事曲》。梁启超称其为“最古之词话”[5]，吴熊和先生考订其作于北宋元丰初，“距熙宁四年（1071）《六一诗话》的写定，不过十年左右”[6]。《本事曲》所记为北宋中叶词林掌故，本事之下具录词作全文，其体例受《本事诗》的影响，属纪事型词话。
《本事曲》诞生后，词话并没有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在其后的四五十年时间里，也许是“词为小道”观点在作祟，也许是词的创作刚刚兴盛，理论的总结尚待时日，今可考之词话专书只有晁补之的《骫骳说》。朱弁《续骫骳说序》云：“晁无咎《骫骳说》二卷，其大概多论乐府歌词，皆近世人所为也。”[7]可惜此书久佚。根据朱弁的记载，知此书属品藻型词话，开词话“品藻”一途。后赵令畤《侯鲭录》卷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所引之《晁无咎词评》，历评当时七位词人，也属议论性质，疑即出于《骫骳说》。
此期的词话更多的是借笔记、诗话、野史等母体保存下来。司马光《涑水纪闻》、苏轼《东坡志林》、沈括《梦溪笔谈》、赵令畤《侯鲭录》等二十余种笔记中载有词话条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许
《彦周诗话》等二十多种诗话中少则三五条、多则数十条地载录词话。李上交《近事会元》、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等野史中也载有词话。
这些词话大多延续了《本事曲》的传统，以纪事为主，例属漫谈，没有体系。但是许多词人、词作皆赖此得以保存，后来许多词话记录关于北宋词本事时也多取材于此，如柳永因《醉蓬莱》词而受累之事，最早见于王
之《渑水燕谈录》，其后《古今词话》、《能改斋漫录》沿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一些本事沿革的考察来考辨词史上的疑案，如钱世昭《钱氏私志》详载欧阳修作艳词一事，释文莹最早为其辨诬，言“公不幸晚为
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8]。曾慥也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9]盖因欧阳修在《五代史·十国世家》中痛诋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言钱文僖数恶事，故钱氏诋之，后人多有据此辨之者。
此期的词话也间有涉及议论者，从中可以发现北宋的词学观念。人们仍多沿袭唐五代人的见解，视词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技，如魏泰《东轩笔录》载王安石讥笑晏殊作词云：“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10]张舜民《画墁录》载晏殊与柳永关于“作曲子”的交锋[11]；释惠洪《冷斋夜话》载法云秀斥黄庭坚作词是“非止堕恶道”[12]；欧阳修《归田录》载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1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韩少师云晏几道作词为“才有余而德不足”[14]，等等，均为这一观念在词话中的反映。
由于“多不入腔”[15]、“于音律小不谐”[16]的苏轼词的出现，人们开始注意探讨词的本色问题：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7]
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18]
所言都从诗词区别的角度强调了词的本色，这些观念对后来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词学思想的生成当有不小影响。
虽然时人强调词的本色，并因此对苏轼词颇多非议，但人们在对词的艺术风格的体认上，已呈现出向南宋黜俗崇雅追求转变的趋势，如释文莹《湘山野录》评欧阳修词“飘逸清远”[19]，赵令畤《侯鲭录》评晏殊词“风调闲雅”、评张先词“韵高”[20]。人们也开始注意对词的思想意蕴进行体认，如王君玉《国老谈苑》评寇准《江南曲》“意皆凄惨”[21]，吴处厚《青箱杂记》评陈亚药名词“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22]，这是词的地位有所提高在词话中的体现，也为后来词的品评开了方便法门。
虽然北宋有“论词及事”型词话《本事曲》和“论词及辞”型词话《骫骳说》，为词话的发展开创了两大范型，但是词话在北宋的发展颇缓慢：一是数量少，除了两部专书外，依存于诗话、笔记的词话数量也不多，这使我们不能充分地了解北宋词坛的风貌；二从存在形式看，多依附于诗话、笔记、野史，独立性不强，这又使其偏于漫谈，系统性不强，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三从质量看，偏于纪事，议论型词话很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只语中得窥北宋的词学思想。
到了南宋，词话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话专书增多，词话的独立性增强。如杨湜《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等。杨湜《古今词话》乃第一部以“词话”命名的词话专书[23]，所记大多出于传闻，且侧重艳冶故实。王灼《碧鸡漫志》倡雅黜俗，扬苏抑柳，代表了当时词话理论的最高水平。有些汇编性质的书虽非词话专著，然而其中有一卷或多卷专门言词，体例同于词话，辑出单行，则又俨然一词话。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卷十七“乐府”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论“乐府”，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余”门录“晁无咎评”等二十四则词话，周密《浩然斋雅谈》下卷则全为词话。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即全部收录。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后集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也属词话。此外，张侃《拣词》、黄昇《花庵词选》皆系选本，然张氏附以“数年来议论之涉于词者”（《拣词跋》），黄氏于选词后间有议论，何氏则掇拾前人评论，别出单行则成《拙轩词话》、《玉林词话》。因此南宋词话专书在数量上虽无法与诗话相颉颃，然较之于北宋，则已有了较大改观。
专书的大量出现，使词话的依附性减弱，独立性增强。虽然仍有许多词话条目依存于诗话、笔记中，如杨万里《诚斋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庄绰《鸡肋编》等都载有词话。但正如郭绍虞在论及宋人诗话的发展过程时所说：
大抵宋人诗话，自六一创始以来，率多取资闲谈，其态度本不甚严正。迨其后由述事而转为论辞，已在南宋之际。张戒、姜夔始发其绪，至沧浪而臻于完成，几于以诗学为主矣。[24]
在南宋，诗话的理论色彩大大加强，纪事色彩减弱，词话的载录也相应减少。南宋的许多重要诗话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等都已严诗词之界，不再涉及词话。词话独立性的增强，使人们开始注意对词的内部规律进行探讨，词话也渐具系统性，这促成了宋末元初几部理论性极强的词话的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目录著作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著录词集，自《花间集》至《阳春白雪》共120种。除叙录其卷数与作者外，间附评论，以评北宋词人居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校核精详，议论醇正”。南宋的许多方志中也涉及词话，如《吴郡志》、《咸淳玉峰续志》、《景定建康志》、《嘉定镇江志》、《咸淳毗陵志》、《咸淳临安志》、《嘉泰吴兴志》等都有词话。[25]此类词话记当地词人词事，对研究词人词派的地域性颇有助益。目录书、地方志中出现词话，都可看出人们已视词为诸艺中的一翼而加以重视。
二是词话的理论色彩增强。以颇具规模的词话著作而言，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词话》、魏庆之《魏庆之词话》、张侃《拙轩词话》、黄昇《玉林词话》等，都不拘于记载词林本事，而是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其中主要涉及对苏柳不同词风的批评。
在北宋，人们虽亦言柳词“俗”、“韵不高”，但其谐音律处、韵高之处也曾深得李清照、苏轼等大词人的赞誉。但到了南宋，人们对柳永词大加挞伐，对苏轼词则颇多褒扬，这与北宋恰成对照：
（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26]
柳耆卿《乐章集》……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27]
赞美苏轼则云：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28]
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29]
对柳词的批评，实际上是南宋词坛对俗词的宣战。南宋初，曾慥《乐府雅词》、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即以“复雅”相号召，后经多人鼓吹，到宋末元初以张炎提倡骚雅而达到高峰。对苏词的肯定，一方面是词坛对新风格的认同，是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狭窄途径的反拨，更主要的则是在找到新的典范前，标举苏轼词以与柳永俗词对抗（从北宋起，人们就认为苏、柳词风是对立的），后来雅风的倡导者以更符合雅正之风的周邦彦、姜夔取代苏轼来与柳永对抗，雅词才确立其在词坛的正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