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二）

第二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开创了把“乌托邦”和“科学”对立起来使用的传统。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恩格斯在1880年用法文写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43]中，认为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为“乌托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4]。这一新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45]。不发达的经济关系遮蔽着社会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46]。而马克思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乌托邦的性质，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科学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用“乌托邦的”和“科学的”来划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其用意一目了然，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然而，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做法却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作了这样的误读：把科学性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依据。他们用“乌托邦”来攻击论敌或政敌，用“科学”来标榜自己，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在1891年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考茨基力图赋予马克思主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合理性，竭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进程服从于“自然必然性”的立场。他要求社会主义者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一种遵循其内在规律的自然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不可抗拒的；不管资产阶级如何进行阻碍，都无法改变这个迅速到来的历史结局。考茨基也谈到过意志自由对于人的活动的意义，但往往把人的活动同动植物对周围环境的消极适应相提并论，没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能动的社会实践，理解为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行为，因而不懂得人类的历史既是客观的规律性过程，又是人们积极创造和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考茨基们看来，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就意味着时间本身在沿着自然必然性的方向起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必然性将以“数学的精确性”得到实现，而与人们怎样行动无关。与此同时，革命本身也是在社会规律的作用下自然爆发的，这就像物体在万有引力定律影响下发生一定的运动一样。这样一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影响至深，以至于在第三国际那里，马克思主义仍然被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国学术界称之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或“传统体系”），则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为政治实践辩护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能掌握的对“规律”、“必然性”等的神秘揭示。

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解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创始之时，就对机械“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传统进行了强烈抨击，试图复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批判主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67年柏林自由大学所做的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演讲中，马尔库塞语出惊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发展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发展到科学。”[47]这一言论实际上代表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比较一致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化”理解。马尔库塞的这番言论立时激起轩然大波。马尔库塞意欲何为？马尔库塞这一极具争议的言论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我们当然不同意马尔库塞将社会主义道路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要求，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马尔库塞这一言论背后的深刻意涵：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具有理想性或非现实性即乌托邦的特质。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伦理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以及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伦理社会主义立场，把社会主义伦理化、价值化；考茨基、阿尔都塞等人则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立场，把社会主义实证化、制度化，忽视社会主义的价值因素。两种立场各自偏执一端，都未能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这样的错误做法更是长时期存在着的，托尼·赖特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说：“有些社会主义者看起来喜欢用一种风中笛声般的道德主义呢喃来自我满足，而这一舒适的位置在他们因与资本主义和官方的合约而不得不弄脏双手时被证明是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其他社会主义者拒绝所有的价值语言，用一种包含所有答案的‘科学’学说把自己包装起来，这种姿态在历史进程不断提出的新问题面前露出了无能和失败的迹象。”[48]

在乌托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并非说二者仅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还要看到二者的共生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与以往社会主义思潮相比，科学社会主义有着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和明确的政治主张——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无论如何，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理论而提出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认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与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承继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反对与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设计与实践的继续，因而有着乌托邦的特质。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否定价值伦理因素，而在于是否把价值伦理因素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不得不面对的经济决定论的指责和将马克思主义纯科学化、客观化努力的迷误。

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其一生大部分思想努力的对象。通过对资本辩证法的揭示与扬弃，社会主义获得了科学论证，而不再是表现为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秘密，使得革命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但任何革命都不会自动到来，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推翻资本统治的主观条件，即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如何直接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中获取批判和消灭资本原则的阶级意识，马克思言之不详。因为，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看，这并非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问题。

而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总体异化导致工人阶级已被融合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丧失了阶级意识。在马尔库塞看来，现在首要的任务不是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而是拯救革命的感性意识。为此，必须清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的侵蚀、遮蔽和消解作用。感性意识能否抵御资本主义文化意识而获得自身的自觉？这一问题成为马尔库塞的理论自觉。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们展开了现代性批判的另一维度：文化意识批判。在这一新的理论平台之上，马尔库塞所说的乌托邦不是空想意义上的乌有之乡，而是布洛赫所说的“具体的乌托邦”。这一乌托邦排除了乌托邦概念的纯粹空想性，变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代表着人类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唯一现实之路，表征着人类超越现存的创造性冲动和批判性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乌托邦的终结”。在这里，“终结”要做辩证的理解，所谓“乌托邦的终结”并非乌托邦本身的彻底消解，而是要终结对旧式乌托邦或“抽象的乌托邦”的理解。现代人失去了为未来美好社会努力的动力，不再把“乌托邦”所揭示的景象当作为之奋斗的方向。在今天，乌托邦的存在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

对于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如何评价？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批判是最简单不过的。这也是国内大多数受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他们认为，所谓“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理论进路实际是一条退路，是从马克思回到了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回潮。[49]这一贴标签式的定性足以使乌托邦理论暗淡无光，无法再引导我们去领会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所引发的冲突。必须看到，在理解20世纪60年代社会和政治的创造性时，马尔库塞所作出的具有争议但富有启发性的论断恰恰是对时代的理论回应。不可否认，马尔库塞的方法和论断是存在问题的，有失偏颇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简单地给其冠以“空想”的罪名来达到批判的目的，而忽略其内部潜隐的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意义，则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同倒掉了。

国内学界对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现有研究多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范式入手的，而对于它在“现代性”范式中的位置尚缺乏清晰的厘定。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把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置于现代性这一问题图景中考察，进行学理上的清理，意图使这一思想在现代性问题上有所表达。这一想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有其深刻的内在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首先，在马尔库塞那里，现代性批判是其批判理论的主题。马尔库塞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技术理性发轫的，其现代性批判就是技术现代性批判和理性现代性批判。围绕技术与理性两个概念，马尔库塞展开了颇有成效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涉及诸如科学技术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等众多论题。虽然马尔库塞在其论著和手稿中很少使用“现代性”（modernity）概念，但这并不妨碍马尔库塞对现代性问题把握上有独到之处。在国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马尔库塞正日渐受到重视。1989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Critical Theory，Marxism，and Modernity，London and Baltimore：Polity and Johns Hopkins Press）中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进入21世纪，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从技术现代性的角度对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理论进行研究，如Thomas J.Misa于2003年出版《现代性与技术》（Modernity and Technology，MIT Press），Ross于2006年出版《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和社会转型》（Maxism after Modernity ：Politics，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Palgrave Macmallian），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安德鲁·芬博格出版的《可选择的现代性》、《技术理性批判》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等，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现代性批判进行了厘清，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素材和理论参照。

第二，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完全现代的解决办法，这一办法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无疑是比传统更为可行的解放性规划。马尔库塞相信他可以从理论上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革命的信心来自于工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当然这一追求会促进思想独立和社会团结。但是，当工人的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已经被成功同化为现实的肯定力量时，工人将失去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这时就必须修改革命的策略，将其范围扩大到超出经济意义之上。马尔库塞为这样一种选择提供了例证，其方法就是恢复美学想象力的主张，进而使得它能够在对实在的理性理解中赢得一席之地。

第三，近年来，乌托邦思想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无论是在乌托邦研究领域，还是在对乌托邦思想的批评性论述中，都有新的进展。争论的中心便是乌托邦思想与今天的相关性，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元素以及这种思考方式在解决现代性问题中的必要性。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所做的严肃、缜密的理论论证为乌托邦精神在当代的复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乌托邦思想在西方并没有消亡，而是大有复活之势。可以说，在当代乌托邦研究和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乌托邦正面立场上的学者几乎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二 研究意义

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异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以消解和颠覆为己任的后现代话语的流行，更使得乌托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如福山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可以没有乌托邦地生存。[50]在众声喧哗的新学、后学热和终结论中，选取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如果不是喜欢一味赶潮流的浅薄，而是出于对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我们说，马尔库塞依然活在当代，乌托邦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正在现代化轨道上急速前行的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为我所欲，而作为超越性和批判性的乌托邦维度亦不可缺。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境遇和理论视角的原因，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存在着诸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同样不容否认的是，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在研究视角和理解方式上的独特性，让我们得以用“第三只眼睛”看待马克思主义，从“他者”的视域获取新的认识，从而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由此来看，选取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研究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尤其是关于我们的社会乌托邦想象力萎缩的诊断，有助于认识当代社会发展。马尔库塞是以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现实问题介入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分析的，通过对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中技术理性神话、虚假需要和消费主义等一系列文明弊端和价值困境的批判，让我们可以深度观察和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更清晰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当代欧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的杰姆逊所评价的，马尔库塞的著作“为自由社会提供了一幅乌托邦蓝图，它可以通过自身的概念得到检验，还可以在治疗学意义上得到理解，它试图重新唤醒或训练那种长眠的精神和想象功能，这种功能在展望未来时是一种积极的力量”[51]。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走过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许多已经在我国重现。中国在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仅取得并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也会遭遇现代化的问题。面向实践和时代，着眼于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对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研究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的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乌托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与乌托邦之间是一种绝缘的关系，而非亲缘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地被作为意识形态来对待，缺乏对自身的反思和意识形态批判，这可能最终葬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应对这一问题的道路，即自觉地站在乌托邦的立场上，在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展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有助于在现代性批判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

最后，研究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有助于确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不同于传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路，从文化角度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之于当代的价值和意义。马尔库塞结合现代性问题，深入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义，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拓展了以往对马克思思想解读时有所忽略的“人文意义”。这些当代文化批判问题，深刻阐释了当前探求乌托邦思想的意义，它远远不只是一种空论，也具有具体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的前景依然是敞开的。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永恒主题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做出新的理论建树。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丧失了对所谓宏大叙事或终极愿景的追求。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在西方社会新的背景下重新伸张了拯救或解放的大叙事，这一点既是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精神所做的贡献，也为西方乌托邦主题的复兴留下了一笔丰厚遗产。“我们既不能否认乌托邦的理论和历史意义，以至于把它当作纯粹的空想加以抛弃，也不能过分推崇乌托邦目标的终极意义，以至于对它进行实体化的理解。”[52]

第三节 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历程

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1898年7月1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研究坚持“非正统的思维方式”，融合了弗洛伊德主义和现象学因素，以其特立独行的思想一度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哈贝马斯、施密特等人称马尔库塞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和明星”。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者，马尔库塞对政治实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中被奉为“精神领袖”。

马尔库塞的思想直接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而呈现为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23—1932年）

这一时期可称为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思想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因而被研究者们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他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比较》的博士论文，后来想在胡塞尔指导下学习并做海德格尔的高级学术助手，但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未能如愿。1931年，马尔库塞出版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书。

马尔库塞在这一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是：“结合黑格尔研究，从海德格尔出发，试图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最初的解释和修正。”[53]在理论创新上，他“尝试着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一方面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对人的具体存在的关注，使它从经济决定论的僵硬模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赋予存在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历史感，把它从静态的被动性和接受性中带入到动态的历史—社会场景中”[54]。

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借助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否定了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他认为，只存在作为人们实践结果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自然界由于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而无辩证法。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二者彼此相互制约，密切相关，历史观与自然观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归结起来，马尔库塞早期思想由于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不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遗世独立的寂静色彩及其对于历史的无为性，使他越来越觉得必须突破存在主义的缺陷。恰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公之于世，这对于马尔库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成为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第二阶段（1933—1950年）

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似乎进入了理论创作的间歇期，期间出版的著作不多。1933年，马尔库塞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一道着手创立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主体性和否定性的强调，强化了它从20年代开始的回归黑格尔辩证法的倾向。1941年，《理性与革命》一书出版，这本书是马尔库塞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表明马尔库塞重新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企图从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作为一名以关注现实为己任的学者，马尔库塞在这一时期的真正理论兴趣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他从不同角度（包括对权威主义的研究）涉及这一问题，同时，他还在“二战”期间进入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从政治层面间接地介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著作的哲学基础是他从1932年以来形成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对总体性以及历史运动的强调。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总体性的历史运动的观念中，马尔库塞进一步抽取出否定性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保留下来。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还批判了非理性主义对所谓个体真实性而不是普遍人性的关注。在他看来，纳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以及对既定现实的认可，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对总体性与否定性的强调恰恰相反。不过，马尔库塞是在哲学层面展开这一论述的，没有深入到心理学的层面。把心理学纳入到分析视野，以致成为他的思想的基础，是在50年代以后。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令马尔库塞碰到一个新的理论难题：在肯定性成为唯一倾向的单向度社会中，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以及作为历史运动的社会主义革命难觅其踪，唯一的革命能量似乎只保存在孤独个体的心理深处。从这时起，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才对马尔库塞具有重要意义。

3.第三阶段（1951—1964年）

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成为马尔库塞观察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得力工具。正如当初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一样，马尔库塞在1955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尝试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试图把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中的能量引入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中。正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马尔库塞找到了唯物主义新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能”。1978年马尔库塞曾对凯尔纳回忆说，他之所以把弗洛伊德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忽视个人的解放，而且忽视心理学，而这已经不能阐释垄断资本主义状况下革命意识的危机。[55]

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还潜心研究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历经数年写出《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在书中，马尔库塞以自己抽象的哲学形式和具体的实证材料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成为最早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尔库塞继续演绎其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的爱欲理论，于1964年发表《单向度的人》一书。该书可以称为《爱欲与文明》一书的续篇，一经发表便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并在当时的大学生运动中被奉为“圣经”。同时，这本书也标志着马尔库塞在思想上开始了新的转折：历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再到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最终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4.第四阶段（1965—1979年）

在6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社会的学生造反运动失败之后，马尔库塞进入其思想发展史的最后阶段。在著述生涯的最后阶段，马尔库塞一方面对自己的结论作了一些修正，在《论解放》（1969）、《反革命和造反》（1971）等著作中对学生运动做了深刻反思，对新的革命动因和革命主体做了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美学的研究，美学沉思成了他最后的乌托邦栖息地。在一切外部革命的可能性丧失之后，审美乌托邦已然成为马尔库塞寻求革命潜能的唯一所在，而《审美之维》（1978）也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的最后绝唱。

马尔库塞曾经自称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伤感的浪漫主义者”。在其思想发展史的开端，马尔库塞曾一度沉浸于席勒的美学和德国浪漫派文学，是一个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在其思想发展史的最后阶段，美学重新回到其思想的中心。“马尔库塞自己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在思想发展史的终点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从席勒又走回了席勒。然而，这种返回，是带着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向席勒的返回，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56]在马尔库塞看来，美学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作为一位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自始至终探寻着现代文明中的政治潜能。通过以上我们对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粗线条梳理，一位浪漫的乌托邦救赎者的形象已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