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和杂志的创建与发展

陈启能

一 前奏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不少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都作出了贡献。然而，作为历史学的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科，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却要晚得多，要到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才起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试想，在以前闭关的封闭条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在历史学的发展不得不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1]的总体状态下，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问题是很难提上日程的。当时对“史学理论”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对国外史学研究的新发展也是不清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史学界就不重视理论研究和理论问题，譬如“文革”以前中国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理论问题的争论就可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记得1959年我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与几个同事组建了“世界历史组”。不久后，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所的领导尹达、侯外庐、熊德基找当时全组七八个人谈话，了解苏联在30年代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情况和波氏对苏联史学发展的影响。因当时我与孙成木是研究苏联史的，组里就让我俩写个书面材料。在苏联时，读苏联史和史学史时，我就已知道这个问题。于是，我俩又找了些资料，写了个报告，也口头向所领导进行了汇报。

陈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

后来，我和孙成木还被专程叫到中宣部去汇报和补充材料。波克罗夫斯基死于1932年，他是当时苏联史学界的泰斗，又是老革命。19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成为重点之一。1934年苏联政府作出《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规定在1934年9月1日前恢复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系。因此，波克罗夫斯基就被蒙上“左”的取消历史学的罪名。但是，波克罗夫斯基在1920年出版的《俄国历史概论》却得到了列宁的肯定^[2]。这样把他说成“左”的代表，似乎有了矛盾。因而，需要找寻波克罗夫斯基的详细资料。领导上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意图，上述想法只是我的臆测。我与孙成木商议后，决定实事求是地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进行汇报。同时说明，波克罗夫斯基本人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资料极多，需要专门研究，但我们目前所知有限。^[3]1962年，人民出版社约我和李显荣翻译潘克拉托娃等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论文集，催得很紧，当年就出版了。这也许可以说明，领导更想了解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情况，不过这些批判在当时的气氛下上纲是很高的^[4]。

还有一件事，是1981年我被邀到天津参加“亚细亚生产方式”研讨会。在会上，我马上发现，这个理论讨论会的气氛很不正常，即不少与会者顾虑重重，不敢发言。他们说，过去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派”，这次不会有问题吧。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会议才又正常进行。由此一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说明，理论工作要正常开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学术理论问题上，要真正解放思想，克服长期受到的“左”的或右的思想影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然而，应该看到，多数历史学家，特别是有头脑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都是很重视理论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约在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就着手酝酿加强理论工作的问题，决定建立一个三所理论小组，参加者：历史所有梁寒冰、林甘泉，近代史所有余绳武、王庆成，世界史所有张椿年、陈启能，具体工作由张椿年负责。当时，国家正在筹备讨论新的全国五年发展规划，并决定以后的五年计划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含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可以列入国家的五年规划。根据这个情况，三所理论小组就酝酿设想把史学理论的发展也列入全国历史学的发展规划中去。这事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历史片的负责人高德的大力支持。

1983年5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上，我们的设想大体上得到实现。三所理论小组正式改组为“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史学理论方面的规划也被纳入了“六五”国家规划。主要内容是：考虑到史学理论还处于初创时期，一时还难承担重点课题研究项目，因而先从举办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和组织翻译外国的有关著作着手。从1984年开始，我们联合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国家教委，组织了多次有影响的全国性研讨会，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在出版方面，论文集出了四种：《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翻译著作方面有：英国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英国波普尔著《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苏联茹科夫著《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法国勒高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英国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这里插一段我个人的情况。我在苏联留学期间（1954—1959年），专业一直是苏联史，重点是19世纪的俄国思想文化史。回国以后，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做学问的时间屈指可数，因而发表论文不多，大多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不过已经不限于苏联。1984—1985年间，我有机会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那里有珍藏的苏俄档案资料，是一个研究苏俄问题的有名机构。我还特地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刚开放不久的托洛茨基档案。记得临去美国之前，时任所长朱庭光专门和我谈过出国和回国后研究重点放在哪里的问题，是苏联史还是史学理论。他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直到我出访已接近尾声时，还于1984年12月23日写信给我说：“急着要给你写信，是想问问你对今后工作重点的打算。我是希望所里把苏联史（亦即社会主义史）研究作为第一重点，真正经营一番的。你可干的事情很多：苏联史，杂志，学会（年鉴）；有人建议你总抓情报信息；你们过去考虑建设史学理论。各种方案都有道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不过，有一点请你考虑，史学理论原来想得太乐观一些。真正要搞，人员、编制、内容、协作都有问题，可否结合搞之，不把重点放到这一方面？”

朱庭光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出国之前，所内曾经组织过一个史学理论小组，只有三个人：我、于沛和程广乾，但不久程广乾就去日本进修，而且一去不返。因此，搞史学理论的力量在所内确实很薄弱。但是我访美之后，最后却决定重点不放在苏联史，而放在史学理论，从而有悖朱庭光的愿望了。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主要是两条：一是在美国看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的档案资料，发现过去许多历史真相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而现在要把它们都纠正过来，国内的禁区还很多，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在国外接触的学者很多，学术信息很丰富，虽然其中很多人并不专搞史学理论，但是国外史学的变化是很容易感受到的。我原本对理论问题感兴趣，在国内时也已起步，因而很愿意重点搞下去。

要把史学理论作为学科建立起来，难度是很大的。这种难度主要还不在于上面已经提到的时间、成见、习惯、队伍等等方面。它的最大的困难，用一句时髦的话，是它的“身份认同”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史学理论”。在这里，首先碰到的难题是：中国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需要有另外的史学理论吗？不讲清楚这个问题，“史学理论”就没有“身份”，就无立足之地。

1983年，我们着重做了这项工作。是年秋初，《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邀请了在京的多位著名专家座谈，其中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会后《世界历史》编辑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此问题表达了与会者的看法。文章指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5]

与此有关，还有一个涉及“史学理论”的“身份认同”问题，即我们过去也讨论过许多理论问题，如前面提到的“五朵金花”问题，以及近年的文化史、现代化比较等，这些理论问题难道不是“史学理论”吗？自然，广义地讲，它们也都是与历史或历史学有关的问题。但是，如果注意国际上历史学自进入20世纪后的发展趋势，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我在1986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特地发表一篇短文《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指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后者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少反响和共鸣。著名中国史学史专家瞿林东撰文支持，指出：“我想对陈文作一点补充：陈文侧重于理论的说明和外国史学，我打算侧重于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6]王学典和陈峰进一步指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余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最醒目的特征就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的过渡，历史学自我意识的显著觉醒。”^[7]

“史学理论”身份的明确使它可以理直气壮地昂步史坛。记得在80年代时，在史学界搞理论还很不吃香。不少学者反映，如果搞理论文章，评职称很难。这大概与“文革”时期“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和应景文章太多，人们自然地对理论文章反感有关，当然也与对真正的理论研究不够了解有关。记得1986年在安徽歙县举行“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时，会议上两代学者还就什么是“史学理论”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解释工作的进行，大家对“史学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了解越来越多。许多高校都先后开设了史学理论课；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也专设了“史学理论”的专架。有关的研究著作和翻译作品也不断相继问世。就像十月怀胎一样，“史学理论”这个婴儿终于要呱呱落地了。

她的催生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1985年，院长胡绳接见三个历史所的领导林甘泉、余绳武和张椿年，明确指示：三所都要开展史学理论研究，都要成立史学理论研究室。同时批准世界历史所要求编辑出版《史学理论》杂志的报告，特别强调，世界历史所要着重搞外国的史学理论。胡绳对世界历史所停办《外国史知识》改办《史学理论》表示赞同，指出社科院不必多搞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1986年世界历史所正式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

1987年世界历史所正式出版了《史学理论》季刊。

这应该可以是“史学理论”作为学科正式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创建《史学理论》刊物

第三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1986年歙县）与会代表合影

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前面已经说过，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和编辑、翻译出版有关书籍是重要的措施，尤其是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每届研讨会，与会者都在百人左右；每届研讨会的议题不同，但都紧扣史学理论的总范围，其中有些议题在当时国内是有开风气之先功用的，如“历史认识论”、“跨学科研究”等。这些研讨会除了在推动、深化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之外，还特别在组织队伍、发现人才、年轻人培养、加强交流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还应插上一句，在1993年于广东江门举行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我有幸被选为会长。

陈启能在符号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方法论研讨会上讲话

下面着重谈谈杂志的情况。《史学理论》自1987年创刊以后，就确立了明确的办刊方针。在《时代·历史·理论——代发刊词》中，编辑部响亮地指出：“我们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改革和开放，是我们时代的最突出的特点，最主要的要求，最强大的潮流。我们的社会要改革，我们的史学也要改革。改革就不是修修补补，更不是旧瓶装新酒。史学改革也是如此。它应该是全面的。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学手段、史学人才培养到史学研究体制、文风，都有一个改革的问题。这其中，理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要改革，必须要开放。要开放，就要‘引进’，要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不把大门敞开，脱离国外史学的发展，不参考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不吸收它们一切有益的养分，我们的史学要改革，要发展，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绝不能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大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因而简单地一概否定。应该看到，西方的史学理论尽管有唯心主义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但在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反映发达社会物质文明成就和人类文化知识积累方面有许多可贵的有益的内容。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能轻率地加以摒弃。同时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不能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拜倒在它们的脚下；而是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批判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办刊方针的指引下，通过许多方法，努力做到和突出刊物的“思想性”、“专业性”、“批判性”、“开放性”、“信息性”和形式的生动活泼。具体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设置栏目，如争取每期都设置“圆桌会议”、“专访”、“理论沙龙”、“信息之窗”、“书讯与简讯”、“专题研究”等。如“圆桌会议”，每期都选一个有新意的题目，邀请有关专家来座谈，具体的题目有：“史学改革与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反顾”、“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当代苏联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我国留美博士生谈史学改革”、“史学如何走出低谷？——上海史学工作者谈史学改革”、“历史学与人的问题研究”等。

又如“专访”栏目是编辑部专门约请身在国外的或出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对外国著名史学家的访谈，具体被访谈的学者有：波兰史学理论家托波尔斯基，法国年鉴派学者雅克·勒高夫和米歇尔·伏维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美国华裔史学家黄宗智、李中清，南斯拉夫史学家佩特拉诺维奇，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英国史学家托玛斯，法国历史社会学家让·巴歇莱，苏联历史学家索波列夫、谢隆斯卡娅，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等。

在“专题研究”栏目，前后组织了“马克斯·韦伯研究”（共四期）、“心理历史学研究”（共二期）、“计量史学研究”、“比较史学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研究”（共二期）、“口述史学研究”（共二期）等。

为了加强国外史学信息的及时报道和便于组织稿源，编辑部在欧美一些国家聘请了特约记者，如法国的姚蒙，美国的王晴佳、程洪，英国的何平等。他们经常供稿和提供信息，为提高刊物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1988年7月28日—8月1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在北京举办了“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共有十位学者讲演，分别是：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教授），题目为“西方历史哲学”，朱本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题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叶秀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题目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历史理论”；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题目为“历史认识论问题”；胡作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题目为“科学技术与史学理论”；王容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题目为“马克斯·韦伯的史学方法与历史理论”；范达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题目为“比较史学”；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题目为“文化历史学”；罗凤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题目为“心理历史学”；王小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题目为“计量史学”。来自北京和全国许多地区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报名参加了讲座。讲座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部分讲稿陆续发表在《史学理论》杂志上。

在我看来，办好刊物的主要力量还是要放在有质量的稿件的组织上。我们的经验是，要办好一个刊物，来稿固然是一个主要稿源，但还是要避免仅仅“坐堂办刊”的办法；因为好的有创意的稿子是需要去发现和组织的。从创刊开始，编辑部就始终注意广泛联系，积极组织稿子，除向已有声望的学者专家组稿外，还特别注意发掘新稿源，发现新人才，特别是年轻的人才。这有很多途径可循，譬如注意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报纸杂志上的论文，研究生论文答辩的信息等等。从实践看，《史学理论》十分注意组织和发表有深厚学术素养的著名学者的稿件，从而大大增加了刊物的质量，诸如刘家和、何兆武、苏双碧、瞿林东、庞卓恒、蒋大椿、佘树声、朱本源、李幼蒸、张文杰、吴怀琪、胡钟达、罗荣渠、姜长斌、施丁、何平、王敦书、田昌五、张广智、赵吉惠等。然而，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史学理论》发现了不少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并发表了他们的论文，帮助他们成长，其中不少位今天已经成为在史学理论领域颇具声望的代表人物。譬如，山东大学的王学典，他的第一篇论文在《史学理论》发表时，还只是一位刚毕业的研究生。但是从他的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善于思考、发现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今天，王学典已经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教授，《文史哲》杂志的主编。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彭卫，他的第一篇在刊物发表的论文和王学典一样，都在杂志创刊第一年的第二期上，也是他刚到历史所工作不久。彭卫不仅擅长写理论文章，而且钟爱文学，文字优美。他的以散文诗形式撰写的《史学论》，刊物也特地全文在1989年第2期上发表。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助理研究员。如今他已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中国史研究》的主编。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个刊物的生命一是在于稿件的内容和质量，一是在于与读者的关系。刊物如果不能建立与读者的密切的关系，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意见和建议，就很难办成一个与读者心连心的、读者愿意与你交流的杂志。刊物脱离了读者，就像鱼离开了水，是没有生命力的。这点，《史学理论》从创刊以来就很注意。在1989年第1期上，编辑部就发表启事，准备在年内举行“读者座谈会”，专门听取广大读者的意见，外地的读者则欢迎来稿。后来因故座谈会没有开成，但是读者来信还是收到不少。在1989年第4期上，《史学理论》特地辟了“读者评刊”栏目，选择若干来信予以发表。该期的“编者按”指出：“读着一封封来信，不论是热情洋溢的鼓励，还是坦诚中肯的建议，或者直率尖锐的批评，我们都从中获得了力量，都深深感受到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关怀、爱护和期望。我们觉得和广大读者的心跳动在一起。”就是在今天，读着这些信，我依然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兹举数例如下：《学习》杂志社的读者李晓风说：“《史学理论》是我最为欣赏的学术刊物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学问上的兴趣，另一方面是由于刊物本身的风格。”东南大学社科系的读者施卫东说：“人是有个性的。刊物也应当有自己的个性，——这里的个性就是特色。从这点上说，《史学理论》是成功的。”延边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的读者孙厚生说：“在全国众多的人文社科杂志中，《史学理论》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好刊物。这个特色就是‘新’，具有新观念、新视野，浓厚的时代特征。”河南大学研究生沙磊说：“《史学理论》创刊以来，我每期必看，且看得很仔细，我个人以为，刊物的学术水平很高，信息量很大，在编辑上也很有特色。”

自然，《史学理论》一本杂志的创建和发展并不能代表“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个情况，但它毕竟是这一学科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专业杂志，它的状况多少能够反映整个学科的发展态势。

然而，正在刊物在读者的扶植和编辑们的努力下继续前进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不幸的命运降临了。

三 《史学理论研究》创刊

1989年10月16日，世界历史所领导听到了社科院传达部分期刊停刊，具体到世界历史所三个刊物中要停一个，到底停哪一个由所里决定。当时世界历史所编辑出版三个刊物：《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和《史学理论》。三个刊物中到底停哪一个呢？从我个人来说，我都参与了三个刊物的创刊，对它们同样都是有感情的。但《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所的所刊，显然不宜停，实际上只能从《世界史研究动态》和《史学理论》两个刊物中选择一个停刊。

1989年10月17日，我与所长张椿年，另两位所领导廖学盛、雷宗庆一起讨论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倾向于停掉《世界史研究动态》，同时扩大《世界历史》的篇幅，把《世界史研究动态》方面的内容适当并入进去。然而，在接着召开的全所正副室主任参加的会议上，较多的人主张停《史学理论》，保留《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最后投票表决也是这个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世界史研究动态》创刊多年（1979年创刊），与更多的读者和所内研究人员的关系更为密切。

《史学理论》编辑部在获得这个结果后，紧急举行了会议，做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把已经发排的第四期改为“告别号”，增补“告别辞”。二是想方设法继续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经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紧急协商，在该社的支持下改出《史学理论丛书》。在第四期的“告别号”上，我们增补了“告别辞”和“重要启事”。“告别辞”指出：“奉上级指示，本刊自1990年起停刊。”“值此告别之际，我们和大家一起，有一个热烈的愿望：但愿史学理论这枝历史科学园地的新花开得更好，绽出更多的异彩。亲爱的作者和读者，让我们为此而继续共同努力。亲爱的读者和作者，再见！”在“重要启事”中，我们声明自1990年起，将不定期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丛书》。这套丛书原来打算每年出两种，最后共出了三种：《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福尔摩斯的符号学》和《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史学理论丛书》的出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杂志停刊造成的困境，但是丛书的作用和影响毕竟与刊物不能相比。因此，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思考如何能恢复刊物的出版。《史学理论》刊物虽然只是世界历史所一家所办，但是许多编辑工作都是由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因此，这次想要再办，一个研究所出面就不如三个研究所影响大。因此，我们联合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以三所的名义向院科研局申请重办“史学理论”刊物。1991年2月6日，事情有了转机。三所与院科研局史学片负责人高德商谈出刊事宜，他表示支持。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1991年3月4日，我着手起草“史学理论申请复刊报告”，3月25日把报告送交高德。

5月7日，高德转告我，主管副院长江流已经批准了“复刊报告”。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同时又有一个更难克服的困难横在前面。因为任何在中国新刊物的创刊，都必须获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并获得刊号才能出版，而这是中国社科院无法解决的，需要自己努力。

如何才能获得中宣部和出版总署的批准呢？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真让人走投无路。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人帮我出主意，通过本所的办公室主任、老干部杜敬波帮忙，利用他的一些有利条件，争取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经多方努力，终于在1991年8月9日，我从院部取回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史学理论研究》出版发行的正式批件。

1992年1月，《史学理论研究》创刊号问世。从此，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园地。我在当了它几年主编退下以后，仍始终关注着它的成长，也愿意尽绵薄之力为它效劳。我深信，《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和中国史学理论学科一定能在全国同行们的关心爱护和努力之下，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进！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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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2] 列宁对《俄国历史概要》一书的赞许，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5页。

[3] 关于苏联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问题，可参见拙文《三十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载《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4] 例如，1939年和1940年苏联陆续出版了两本全盘否定和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论文集。第一本名为《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第二本就改名为《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5] 《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6]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99页。

[7] 王学典、陈峰：《一个从无到有的独立学科——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究》，《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