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赵志军

一

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

最早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在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古墓中发现的脱水的鲜果、谷物的籽粒和其他一些植物的种子等^[1]。但这些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当时的考古发掘者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出土植物遗存的学术价值并不了解，缺乏研究兴趣，因此将出土植物遗存打发给植物学家后就不闻不问了，所以，那时的植物考古还称不上学科。

20世纪上半叶，植物学出现了一个专门探讨植物与人相互关系的新的研究领域——“人文植物学”。这对当时的考古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既然属于自然学科的植物学都在讨论植物与人的关系，那么属于人文学科的考古学当然就更应该关注人与植物的关系问题。所以，当人文植物学的这个新概念被介绍到考古学后，立即引起了某些对学术问题敏感、意识超前的考古学家的关注，并开始在其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中主动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进而探讨考古学所关心的学术问题，如农业起源问题。但遗憾的是，当时仍然缺乏一种可以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所以发现古代植物遗存依然靠运气，比较系统的考古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那些具有特殊埋藏条件的遗址，即位于极度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世界考古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大讨论。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一些年轻考古学者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琐碎描述，以及对已经建立起的古代文化时空框架的反复印证，而是应该进一步地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必然离不开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因此，如何有目的地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就成了当时考古学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

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作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烧烤变成炭化物质。炭化物质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考古遗址的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的古代植物遗存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这就是浮选法。采用浮选法，考古学者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遗址中的任何区域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这就极大地丰富了考古资料的内容，扩展了考古研究的视野。

浮选法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取植物遗存这一难题，突破了发掘技术上的瓶颈，在当时就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考古学界突然一夜“暴富”，大量的植物遗存通过考古发掘不断地被发现，考古库房内充满了新出土的各种各样的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由植物学家兼营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的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培训下，开始专门从事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完善这一研究新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植物考古实验室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或一些专职考古研究机构。

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资料，有了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了专职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植物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对于新生的植物考古学而言，植物本身仅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目的，发现和鉴别古代植物遗存是为了分析这些植物遗存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为了强调这一点，当时的植物考古学者拒绝使用容易造成误解的archaeobotany（考古植物学）一词，而是借鉴“人文植物学”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palaeoethnobotany（古代人文植物学），用以命名植物考古学。现如今，这两个名词都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如何选择使用完全凭个人喜好，已经无关紧要，但是，在植物考古学刚刚诞生之时，名称之争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对于植物考古学者而言，强调使用“古代人文植物学”这个名称，在当时实际是一种无奈的表态，甚至是一种庄严的宣言，是新生的植物考古学郑重地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学科属性：植物考古学不属于自然学科的植物学，而是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是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这种有些神经质的过分强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固执地认为植物考古学应该属于植物学的研究范畴。

二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但发展历程与世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刚起步不久，已经见到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例如，1955年报道的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粟粒，在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发现的稻壳等。直至60年代中期，类似的发现时有报道。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些植物遗存的被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所以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也是由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独立完成，研究的内容仅限于植物种属的鉴定，研究的结果一般是作为考古发掘报告的附录或附表续缀在正文之后。所以，那时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及其研究还称不上植物考古学的内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外正处在植物考古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创立和快速发展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恰逢十年“文革”浩劫，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处于瘫痪甚至衰退状态，考古学也出现了长期的停滞。虽然由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中国考古学在70年代初被率先恢复了研究，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坚持传统的考古发掘和基本的研究内容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创建一个明显带有标新立异嫌疑的科技考古学研究分支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中国植物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未能赶上国际发展大潮，以致后来长期无法与世界同步。

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大环境的促进下，中国考古学开始迅速复苏。为了补回10年损失，尽快赶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一些年轻考古学者通过直接翻译或撰写综述文章，介绍当时国外流行的各种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对浮选法的介绍。但可惜的是，当时的介绍文章把浮选法的原理和操作过程描述得过于“科技”，文中既有化学分子式，又有数学公式，甚至还有力学图示，玄之又玄，给许多只有人文科学教育背景的考古学者造成很大误解，认为浮选法是一种深奥复杂的科学实验手段，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普遍反响。

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10余年的彷徨、冲动、求索和感悟，中国考古学开始稳步发展，并逐渐进入“黄金时代”，学术思路日益开阔，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科技含量逐渐增强，新发现和新观点层出不穷。在这个大背景下，植物考古学开始正式起步。1992年，我在《农业考古》发表了一篇题为“植物考古学概述”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命名，阐明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介绍了浮选法、孢粉分析、植硅石分析等几种重要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手段，着重强调了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研究范畴的学科定位，并预言“植物考古学将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与此同时，浮选法也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考古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次发掘项目，一次是1992—1993年由俞伟超先生主持的班村遗址发掘项目，另一次是1993—1995年由严文明先生、彭适凡先生和MacNeish博士共同主持的江西中美联合考古项目。

90年代上半叶，欧美植物考古学界内部曾存在着植物大遗存（浮选法）与植物微小遗存（植硅石、孢粉和淀粉颗粒的分析）的派系之争，以浮选法为标志的植物大遗存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成为植物考古学的主流，而以植硅石分析为代表的植物微小遗存方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同，仍处于弱势。有意思的是，同时期在中国浮选法虽有过几次尝试，但并没有得到普遍跟进，反而是植硅石分析方法得到了中国考古学界认同。例如，当时在国内的考古发掘中，如果计划加入植物考古学研究内容，发掘者首先考虑到的是植硅石分析方法，而不是浮选法。这是一件令许多国外学者至今都迷惑不解的有趣现象。不论原因如何，植硅石分析在当时的异军突起，对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算是考古学发展史中的一个中国特色。

三

进入21世纪后，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突然加速，学科的建立日趋完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植物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以及随后开展的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个植物考古实验室的建设与我回国参加工作是分不开的。

我在1989年初前往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学习考古学，当时的密苏里大学人类学系有两位年轻教授在国际考古学界知名度很高，一位是动物考古家李·莱曼（Lee Lyman）教授，一位是植物考古家黛博拉·皮尔索（Deborah Pearsall）教授。我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由于各种巧遇，我最终有幸投入到了皮尔索教授门下，开始学习植物考古学。在美国，植物考古作为一个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植物学家梅尔文·吉尔摩（Melvin R.Gilmore）的工作，他于1930年在密歇根大学创建的“人文植物学”实验室，专门研究植物与人的关系。吉尔摩的学生及继任者沃勒尼·琼斯（Volney H.Jones）将这一学术理念扩展到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创建了应用植物学研究手段分析考古出土植物遗存、解答考古学问题的新的学术传统。密歇根大学“人文植物学”实验室的这个学术传统又被沃勒尼·琼斯的学生理查德·福特（Richard I.Ford）和理查德·亚奈尔（Richard A.Yarnell）进一步完善和继续发扬光大。我的导师黛博拉·皮尔索是理查德·福特的学生。所以，我的植物考古学是直接传承了密歇根大学植物考古学体系。

我于1996年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而后又考入美国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做了两年的博士后，于1999年4月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同年，在所里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了植物考古实验室。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起步晚的症结在于缺乏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资料的有效方法，而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实验室建立的头几年中我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传授和推广浮选法上。浮选法与田野考古关系非常密切，必须伴随着考古发掘进程采集浮选土样和开展浮选工作，因此要想普及和推广浮选法，首先要得到广大考古学者们的认同。为此，我专门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在宣传、培训和实践等几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

首先，我通过撰写和发表一系列专题文章，系统地阐述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深入浅出地介绍浮选法的工作原理、设备的制作、土样的采集、浮选过程应该注意的具体事项等。然后，我通过主动前往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和示范浮选样品的采集方法和浮选的操作规范。至今由我参与并指导开展过浮选法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百余处，涉及全国26个省份或自治区。再则，我通过及时发表各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报告，以生动的研究实例展示浮选法在考古学诸多重大学术课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意义。经过10余年的努力，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开始认识到在考古发掘项目中使用浮选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易行性，浮选法在中国考古学界得到了迅速的普及。2000年以前，在中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仅有五六处，然而自2000年以来，陆续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百余处，浮选的土样近万份，获得的各种珍贵古代植物种子以数百万粒计。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在过去10年中浮选法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感到吃惊。

在大力开展田野工作的同时，植物考古实验室的建设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目前我所在的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为与中国考古学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备国际水准的标准化实验室。例如，实验室收藏有现代对比植物标本近5000份；拥有8台体视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以及电子天平等其他仪器设备。最值得我骄傲的是考古出土古代植物遗存的收藏，通过10余年来前往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现场开展浮选工作，本实验室获得的了大量的不同时代的古代植物遗存，仅炭化植物种子一类就多达数百万粒。如此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收藏量，不仅在国内考古学界，即便在国外的植物考古学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通过对收藏的古代植物遗存新资料的科学分析，我就许多考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例如，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对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动因和过程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建立了中国古代农业起源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新模式。再例如，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通过参与文明探源工程，就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特点和过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针对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与古代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新观点。目前，我又开始就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农业因素传播问题开展研究，对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已经撰写成为论文发表，截至目前为止，我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70余篇，同时还出版了一本专著。

总之，中国植物考古学虽然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一个年轻学科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和不断完善。今后，我们需要根据中国考古学自身特点，明确和坚持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目的，改进和规范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方法，扩展和丰富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内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和发展模式。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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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nfrew Jane. Palaeoethnobotany. 1973. London,Methuen & Co. Ltd.

[2]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