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俞为民

南戏研究是古代戏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人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而我们今天的南戏研究，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开拓，而要取得新的突破和开拓，则有赖于研究者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理论基础。良成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一直潜心于南戏的研究，搜集并阅读了大量的南戏资料，在读期间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关南戏的学术论文，而此书便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完善而成的。

接受史研究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此前的学术界很少从接受学的角度研究南戏。本书则以“南戏接受”为论题，别开蹊径，对明清时期南戏的传播和接受作了深入研究。在谋篇布局上，全书从南戏的舞台接受、案头接受、文人阶层和下层受众对南戏接受的不同审美趋向、接受学视域内的南戏评点以及《琵琶记》“四大南戏”《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等几部重要南戏作品接受个案等层面，对南戏接受的不同情形和历史面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推进了南戏研究的深入。另外，本书还从舞台和案头两大接受形式入手，清晰地勾勒出了南戏接受的发生、发展和衍变轨迹，具有总结性意义。

由于研究的视角新颖，故在具体的论述中，提出了诸多新见。例如对南戏接受两种形式的概括和分析，从选本看受众欢迎的南戏剧目案头接受的分类、南戏接受的文人阶层和下层受众的不同审美趋向等，都能够新人耳目。在宏观接受现象的烛照下，本书更对《琵琶记》“四大南戏”等最为受众欢迎的南戏作品以及《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两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从个案方面进一步继续探究。虽然《琵琶记》和“四大南戏”等经典经过前哲时贤多向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有价值的探究空间越来越小，但作者却在《琵琶记》的接受过程中，敏锐地抓住“正误”和“反误”两种误解现象予以评述和分析，十分新颖独到。至于《五伦记》《香囊记》两部向来被批评家所诟病的作品，不论是各体戏曲史还是文学史，大都根据徐渭的《南词叙录》或徐复祚在《曲论》中所表述的观点为准，片面强调“（《五伦全备记》）是明初枯燥无味的道学戏剧的发轫之作”和“《香囊记》开辟了明代传奇骈俪化、典雅化和八股化”等不良影响，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两部作品特别是《香囊记》风行于明清时期各地舞台的事实。本书在不否认上述观点正确性的基础上，根据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等资料以及现存的各种编选于明清时期的戏曲选本全面分析，较为明晰地展示了这两部作品在明清舞台被接受的情形及被接受的原因。另外，作者还进一步认为，以上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体现了文人受众的审美趋向，并不是下层观众的真实看法。又根据明代陶奭龄的《小柴桑喃喃录》记载，当时一般士绅的家庭寻常宴会，《五伦记》和《香囊记》已经几乎不可或缺。由此可见，在这两部作品的接受过程中，相当多的文人士大夫显然并不认同徐渭或徐复祚的观点。本书因此认为，“仅以中、上层文人的看法涵盖两剧的全部内容，可商榷之处应当很多”。

总的来说，本书从文献资料出发，细心辨析，理论眼光敏锐，多有新见，充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良好的理论分析能力。也正因为此，作为此书的初稿、良成的博士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如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认为，本书除了全面论述舞台、案头两种直接的接受形式以外，“还探究了酒令、楹联、灯谜等间接接受形式，发前人所未发”。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则指出，其中《接受学视域内的南戏评点》一章，从接受学视域出发，认为初始期的评点“大多表现为受众的观剧感言性质，随意性很大”，这个一观点是他本人“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所未曾注意到的，也就很让人佩服作者理论触角的敏锐”。

良成的这一著作的出版，为南戏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成果，我们在祝贺的同时，也期望他能在南戏研究领域里，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