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壮文化的交融与疏离

——“歌圩”命名再思考

“歌圩”作为指称壮族民间歌唱风俗的词汇，最早出现在清代的文献里；经过两百年来的沿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壮学学界的有意选择，该词汇已成为对壮族歌唱文化的典型概括。近年来，这个命名更是与广西开展的新一波民歌活动相联系。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界研究，都把“歌圩”视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原型”[1]；还把它作为“布洛陀文化”“嘹歌”歌俗的主要传承场所[2]。由此，为大众描绘出关于“歌圩”深植广西历史、遍布壮族地区，并且从传统形态演化为现代形态的完整图景。

正当“歌圩”被广泛运用时，一些年轻的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实例，对此提出质疑。如罗远玲认为“歌圩”研究者以“他者”视角“拉开了歌圩与民众之间的距离”,“造成了‘我者’的缺席”。[3]陆晓芹进一步指出这个来自汉族文人的命名“具有先在的遮蔽性”,“以往的研究多把其作为研究原点，导致了‘歌圩’之名与实际存在的民间传统之间互相疏离的现象”，因此，陆文希望重新挖掘被“歌圩”遮蔽的“民间表述和地方性知识体系”,“寻找一条通向民间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4]这些批评的视点奠基于人类学以“参与观察”为途径而确定的“主位”阐释方法论，力图适当抑制越来越响亮的“歌圩”命名，释放出以往被掩盖的地方性的声音。

可以想见，随着“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多地运用，年轻一代学人日益丰富的积累，重新勾画地方歌唱传统的主张，与继续广泛而迅捷地沿用“歌圩”的主张，将展开越来越有趣的对话。

事实上，“歌圩”研究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对“歌圩”以及类似的外来记录、命名、研究加以分析，廓清这种知识生产类型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动机。其二是对“歌圩”所指向的口头文化事象——“歌”与“歌俗”的关注。据徐新建先生的相关论述，这种关注应当透过诸如“歌圩”等外来知识言述的表层，力求描述自在、自为的民间“歌唱”本身。[5]

因此对“歌圩”的再思考、再研究值得长期地、分步骤地进行。本文处理的乃是第一项内容。而即便是对“歌圩”命名的反思，也应当建立在对“歌”和“圩”这两种岭南特定事象的深入辨析之上。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从对“圩”的考辨角度来检讨“歌圩”命名的历史[6]——正如后文论述的，这个角度也是学界阐释“歌圩”的关切点。笔者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说明由“歌”与“圩”结合而成的“歌圩”，在学界的运用中具体含义为何，它是如何建构起关于壮族歌唱习俗的统一论述，并持续不断地成为“新民歌运动”的“原型参照”。

一 “歌圩”溯源

关于岭南歌俗，以宋代以来的笔记、地方志记录为盛。按潘其旭、罗远玲、陆晓芹等的整理，这些典籍对岭南歌俗的称谓有十余种。其中有的称谓体现了当地壮语对“歌”的说法，如“浪花歌”（邝露《赤雅》）、“唱欢”（民国二十九年《柳城县志》）；更多地侧重描述唱歌之风俗，如“送老”（周去非《岭外代答》）、“飞驰”（周去非《岭外代答》）、“跳月圩”（赵翼《镇安土风》）、“赶季”（《河池县志》）、“放浪”（桂平县志）、“墟会”（刘锡蕃《岭表纪蛮》）、“风流墟”（刘锡蕃《岭表纪蛮》）等。

“歌圩”的命名，一般最早上溯到清代道光年间诗人黎申产的诗。他在描写广西龙州歌唱风俗的诗中写道：“岁岁歌圩四月中，欢聚白叟与黄童。”诗人另一首诗写道：“趁圩相约去歌坡，籴米归来女伴多。踯躅吮风残照里，牧童浴路唱山歌。”[7]从这两首诗中，可见每年四月举行的歌唱风俗称为“歌圩”；此外还有一种歌唱风俗是在圩日当天“赶圩唱歌”的情景，但诗歌并未明确称此为“歌圩”。

编纂于清朝光绪年间的《广西省镇安府志》描述的“歌圩”为“……惟歌圩之风尚沿苗人跳月踏摇之俗，虽严行禁止，未能尽革。插秧获稻时，男女互相歌唱，情意欢洽，旋市果饵送女家”[8]。这里说“歌圩”沿自苗人跳月踏摇之俗当存疑，只能说明在记录者眼中两种风俗相近，而且可能他了解“苗人”及其“跳月踏摇”更早。此处的“歌圩”是发生于“插秧获稻”时的男女对唱情歌。

民国时期，更多的地方志采用了“歌圩”的名称，描述也更为详尽。如：

“每年春间，值各乡村歌圩期，青年男女，结队联群，趋之若鹜，或聚合于山冈旷野，或麇集于村边，彼此唱山歌为乐，其歌类多男女相谑之词。”——《上思县志》（1921年）[9]

“四月间，乡村男女指地为场，赛歌为戏，名曰‘歌圩’。”——《龙州县志》（1936年）[10]

“沿边一带风俗，最含有人生意义的，则为歌圩。歌圩在春忙前的农暇时候举行，其日子各地各不相同，今日为甲地歌圩，明日为乙地歌圩，以轮尽各村为止。”——《广西边防纪要》（1940年）[11]

这些记录也说明“歌圩（墟）”集中在春季，地点为“山冈旷野”“村边”或者某个特定场所。至于为何称此种歌唱风俗为“歌圩”，从《龙州县志》看，似乎来自当地人的自称——桂西和桂西南的土语方言。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进一步解释“歌墟”的“墟会”：

墟会有节会、常会两种，节会即以岁节之日行之，常会则不拘节期，凡农隙之日，每值墟期，即会歌聚饮于此。其闹热虽次于坡会，然三日五日一墟期，到者常达数千人，亦殊有可观。此等歌墟，在镇南田南两道之地，为数尤多。……（农忙之时，亦有定期墟会者；如养利、凭祥、扶南、崇善等邑，则以三四月行之，镇结、龙茗等邑，则以三月四五月五七月十六七行之）。[12]

从中我们看到，“墟会”一者与节日有关，一者和称为“墟”的集市有关；农忙时还有定期的歌墟墟会。此外，《岭表纪蛮》还记载了一年一度或两三年一度的歌俗，称为“坡会”。这与前引清代黎申产的诗中提到的四月“歌圩”“趁圩唱歌”两种歌俗形态似有相似之处。则“歌圩”在清代和民国阶段的文献里有两种含义：一是以歌为圩——节期或农暇时男女群集聚会作歌，是为“歌圩”；二是圩日会歌——赶圩之后群集会歌。文献中以第一种用法为多。这种来自桂西和桂西南自称的歌俗汉译——“歌圩”——看来就成为后来学界对壮族歌俗的统称。

然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圩（墟）”的意思究竟为何？“歌圩（墟）”之“圩（墟）”与“歌”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 “歌圩”释义

在宋代《青箱杂记》中，吴处厚从“虚”的汉语意思，推求该词表示的集市形态为“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墟，不亦宜乎”[13]，故称为“虚”，后来演变为“墟”和“圩”。这一解释明确把“圩”与“圩市”“集市”联系起来，被现代学界广泛接受。[14]则“歌圩”之意就越来越偏向于“以圩喻歌”。如潘其旭先生说：“这种活动是以相互酬唱为主体，‘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龙州县志》），犹如唱歌的集市，后来人们把它统称之为‘歌圩’。”[15]此处可见，“歌圩”之“圩”，先被理解为“圩市”之意，然后用集市的热闹来比喻聚众会歌之盛大。即“歌圩”在这里乃是一种比喻性的意义——用圩市的形态来形容会歌的形态。

另有学者试图从壮语称谓来挖掘“歌圩”的内涵。蒙宪先生列出十余个现行的“歌圩壮称”，将它们分为四类[16]：

1）文化生态景观

hwnj gɑmj　　　　　 上岩洞

ok bo　　　　　　　出山坡

noengz doengh　　　　下田峒

bɑe ndoi　　　　　　去小丘（山岭）

2）民歌方言异称

hɑw fwen　　　　　 歌圩

hangh sei　　　　　 歌圩

hɑw bij　　　　　　 歌圩

fɑwh lwenx　　　　　歌圩

go haw　　　　　　 歌圩

3）商业经济贸易

ngoenz hɑi hɑngh　　　圩开张的日子（圩市诞生日）

hɑngh dienh　　　　 蓝靛圩

4）间以他义代称

beij goep gvej　　　　蚂歌

ngvaih nɑngz hɑiz　　 请月亮姑娘

第二类和第三类中的haw、hangh、fawh，都是表示集市意义的“圩”字，这种经济现象来源于“早期的、较原始的商业集市贸易”。蒙先生认为壮称中包含这个词意，“说明了文化娱乐的歌圩与商业集市的密切关系”。然而他并未明确论述此种关系为何——是因赶圩贸易而形成聚会唱歌，还是仅仅表明一种集体会唱活动伴随着贸易行为？蒙文既承认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圩期会歌活动，又指出这种圩期会歌在“歌圩起源总体形态”上并非是最早的一种。换言之，尽管“圩”与“歌”在某些壮称里面相互连接，它们也还仅仅是“歌圩”诸形态中后起的一种类型。

黄振南先生以为haw fwen 等壮称是从汉语的“歌圩”转译而成，并非壮语原意。据他综合的14种壮称，有13种分别包含“岩洞”“坡地”“开阔的平地”“垌场”等地理状貌，如“候敢”“窝坡”“单”“航端”等。第14种流传于广西来宾、横县等地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日”），用“圩”来指代“歌”——黄先生认为这个比较接近“歌圩”的称谓，也是后来才出现的。[17]

蒙、黄二位先生对一些具体的壮语意义看法虽有不同，但他们都从相同的角度证明一些地方性表述含有“圩市”之意；并且说明从某些壮称意译而来的“歌圩”有“圩期会歌”的意思——而这一“圩期会歌”又从属于包含其他类型的总体“歌圩”事项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位先生的意图是从丰富的壮语表述来挖掘“歌圩”的内涵，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存有“歌圩”的先在概念，然后将同时并存于当代的口头表述，参照社会形态进化的顺序，以“出岩洞”等表示自然地理状貌的称谓为较早的类型，以“圩期会歌”为较晚的类型，排列成“壮族歌圩”的演变史。这种方法似乎没有完全说明“歌圩”之“圩”在这一概念中的含义。

与上述意见相反，另有学者认为“圩”的本意和“圩市”“集市”无关。徐松石先生的《泰族僮族粤族考》驳斥了从汉字“虚”推导本为古僮音的“圩”之意的谬误，而认为两广的僮音“墟”（Huei）乃是出于“溪”字。理由有三：（1）僮人从前举行贸易，概在河旁边；（2）僮人读溪为希，（粤音）与读墟字的声音近似；（3）现在福建南部以溪字为墟市的名称，广西墟市的墟字，原来也指河边。故“墟”乃是“河边”之意。[18]韦树关先生的《释“圩（墟、虚）”》，通过对南方汉语方言、古越语和壮侗语的调查，认为汉语“虚”和现代壮侗语中所称的集市，源自古越语，是“码头”的意思，与南方越地水网密布以及集市最初随着水运交通发展而来的地理文化发展形态十分吻合。[19]这些关于“圩”之“本意”的看法，虽不能完全证明当“歌”与“圩”结合为“歌圩”时，其实是指“河边会歌”之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前述“以圩喻歌”和“圩期会歌”的阐释。白耀天先生在1987年的文章中指出，古籍中记载的“趁虚”，乃是古越语的音译字，原本的意思为“跟伙随群”。古越人乃是因歌而成“虚”：最初贸易之货物跟随“歌”而来，以歌为主，货为次之；随后“虚”才脱离“歌”的内容，成为纯粹的贸易交换场所。[20]此处提示了关于“歌圩”这一统称的另一种演变线索：“虚”因“歌”成——贸易随“歌”而至“虚”——“虚”发展出一种独具贸易功能的集市——形成特定的“圩期会歌”类型，或以“圩”喻“聚会作歌”。

“因歌成圩”“圩期会歌”和“以圩喻歌”——这三种对“歌圩”的理解又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与圩市无关”“与圩市有关”两种类型：因歌成圩——与圩市无关；圩期会歌、以圩喻歌——与圩市有关。

无论“圩”的确切意思为何，其音和意都体现着岭南地域和文化特征在口头上的代代传承，从直观上传达了鲜明的本土性特征。按照当下理解，“圩”指涉着岭南农村地区的经济贸易场所——集市。而这种集经济交换、文化交流、社会结构流动为一身的载体，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都十分重要。如有的学者从时间、空间形态、功能等方面提出岭南的“圩”与北方“集市”的区别，认为“圩”在表面显型的经济交换功能之下，还存在与乡村地缘，与民俗、宗法结构等交织的“隐型文化”。[21]

所以，“圩”这个语汇也就渗入广西的许多地名中[22]，渗到壮语的计时观念中[23]，沿用至今。从语素构成上分析，诸如“新圩”“那龙圩”的地名，其中的“圩”，乃是作为汉语语素通名与各种意译的、音译的壮语地名搭配。[24]此外，史料上记载的“跳月圩”“风流墟”“歌墟”，当今通行的壮称“圩蓬”“hangh dienh（蓝靛圩）”——这些歌俗活动也用“圩”来表示或者意译，亦足见“圩”作为地方社会文化实体浓缩为事物命名之后的普遍性。

由上或许可以推测，在“歌圩”的前语言状态中，“圩”先在于“歌”——即“歌圩”是基于汉字“圩”作为名称的普遍存在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歌”。“歌”这一汉语词汇取代了壮语的“欢”“加”“西”“比”“伦”等地方性称呼，叠加于具有本土性特征的“圩”上。“圩”包含的现象——定期的、民众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使“歌圩”给人以热闹、长盛不衰的印象。这个词既具有吉祥、喜庆的地方性特色，又方便在汉语世界里通行。

如果说“歌圩”命名的生命力，来自其“本土性”的语言形式，那么，学界以“歌圩”为框架建立起的歌俗体系，又呈现出何种特点？

三 “歌圩”的“壮化”与“现代化”

当代学界在“歌圩”名下综合的歌俗内容十分驳杂。1963年编印的《广西各地歌圩情况》记录了各地形态不一的“歌圩”。有人讨论的“歌圩”包括瑶族的“砍牛”、苗族“跳月”、芦笙会[25]；有的“歌圩”在确定的地方每年举行一次（如龙州四月十三日的歌圩）[26]；有的又认为“在什么地方都可成歌圩”,“请结婚或满月酒时，歌圩就在家里举行”[27]……

到了1998年出版的《壮族歌圩研究》，则明确地把“歌圩”与“壮族”联系起来，把这些形态不一的“歌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1.节日性歌圩：A）农历节日的歌唱活动（如农历除夕夜的“舂堂歌”、正月初一的“买新水”歌俗、中秋节歌俗等）;B）春秋季“歌圩期”的歌唱（如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在平果姆娘山歌圩进行的歌唱、正月二十七日在德保足钦歌圩的歌唱等）。

2.临场性歌圩：“劳动歌会”“圩市会唱”“婚娶会唱”。

3.竞赛性歌圩：如广西邕宁县的“放球”“还球”、贺县的浮山庙歌圩等。[28]

从中可见，研究者的兴趣不在于从“歌圩”本身的意义出发去界定、论述与此符合的歌俗，而在于那些形形色色的“壮族歌俗”如何构成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如何与壮族社会生活形态发生紧密的勾连。

就民间文化的研究历程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民族社会历史工作调查工作的展开和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影响，地方政府组织的民间文学、音乐的搜集工作常常以“民族”为单位进行[29]，研究方面涌现出更多关于文学、音乐的“民族属性”、文化形态分析的成果[30]。“歌圩”研究也体现了这种学术范式下的知识呈现：力图选取“相对稳定的民族民间传承文化事象”作为“认识壮族”的标志；为此追溯壮人歌俗历史、考辨源流、区分主次，勾勒出一幅从“原始社会”时期传承至今、衍生出各种变体的“歌圩”图谱。

这个“歌圩”图谱成功地成为“壮族文化”的标记，起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区分的作用。1998年《满族研究》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歌圩”介绍：

“歌圩”也叫“歌墟”是盛行于壮族地区的群众传统歌节。“歌圩”历史悠久……解放后，歌圩成了文化娱乐、体育比赛和物质交流相结合的民族节日。

歌圩日期各地不一，一般在每年春秋二季。节期一至三五天不等。还有不定期的小型歌圩，一二十人即可进行。歌圩上，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尽情歌唱……[31]

不少普及性读物、公共媒介也用类似的文字把“歌圩”介绍成为壮族“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等。在各民族的歌俗中，“歌圩”代表着壮族歌节，和苗族的“游方”、么佬族的“走坡”、西北民族的“花儿会”对举。[32]在民族传统节日介绍中，“壮族歌圩”和“白族三月街”“羌族新年”“傈僳族刀折节”“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等一同成为各民族的典型节日。[33]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家质疑族群“客观特征论”，认为以往学界总是根据客观文化特征来判断族群的本质，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客观文化特征与人群经常呈现重叠又是不尽相同的情况。[34]从这个意义上看，“歌圩”之名从泛用于广西各族的歌俗逐渐“收缩”为一种壮族歌俗，即为自在的具有过渡性变化的文化人为地划定了界限，这个界限的依据就是关于壮族本质特征的认识观念；进一步地，“壮族歌圩”与其他民族的苗族“游方”、么佬族“走坡”、白族“三月街”等对举，强化了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歌圩”之名，重点在于借用一个包含岭南古音的称谓，使壮族地区的歌俗在形式上“壮族化”。[35]

如今时而与“歌圩”替换使用的，还有“歌会”“歌节”两种命名。

“歌会”的“会”之意，为“聚合；合在一起”。[36]所以以“会”来修饰歌俗、民俗的称谓较为常见，如“苗族赶歌会”“壮族三月三歌会”“白族石宝山歌会”、西北地区的“花儿会”等。唯其意义普通，故“歌会”难以单独起到区分差异的作用，必须在之前加上表示特定内容的词语。

“节”的原意指“竹节”,“泛指植物枝干交接的部位”或“骨节相衔接之处”，含有“交接”“衔接”之义。[37]用在“节日”里面，最初指的是天地时气交和之节韵。中国传统节日有不少即来自日月时令的交会。故“节”原本与生活在自然节奏之人的生活方式有内在关联；还与宗教、政治事件有关。由于“节”的重要性和普遍性，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发展以来，各地政府陆续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如“山东曲阜孔子文化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大连服装节”“上海国际旅游节”；一些民俗活动，往往也以“××节”来再命名后推出。如凉山彝族“火把节”，原名的音译为“睹则”（“睹”的意思为“火”,“则”的意思是“偿还”）。[38]“歌圩”也常常转化为“歌圩节”“歌节”，突出的例子是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依据广西部分地区的“三月三”歌圩活动，把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定为广西的“民歌节”。

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节日，利用传统节日的资源——比如时间、民俗——来唤起大众广泛的注意和兴趣，实则“旧瓶装新酒”，添加了“经贸唱戏”的内容。同时，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冠以“节”的名义有组织地举办，已经与其宣称的“节”之原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其功能只是在“节”的命名下，把少数民族的民俗“翻译”成可被汉语文化体系迅速吸收的一种现象，激发起外人想象其具有“传统的”“盛大的”“欢乐的”等意义。故把与“歌圩”相关的歌俗称为“歌节”，使“壮族化”的“歌圩”变得“汉化”。进一步地，广西地区政府从1993年起利用农历三月三“壮族歌节”的象征意义，举办“广西国际民歌节”；从1999年开始又改至每年11月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这以政府组织，逐步走向市场，目的在于促进旅游、招商引资、带动经济的“城市节庆”，被认为结合了传统的、原生的民间文化形式与现代的、精英的文化元素，体现了多重话语杂糅的现实情境。此种意义上的“歌节”是民间“歌圩”、民间“歌节”“现代化”的体现。[39]

有趣的是，2005年10月14日，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开幕晚会，以“四季歌圩”为主题。导演声称此创意来自“广西壮族歌圩节”，并做了这样的发挥——“我们将春、夏、秋、冬四季融入广西民间歌圩中，用四季的颜色把广西最朴实、最原始的歌圩做到极致”[40]。在此前一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的序幕也以“和平歌圩”为题。[41]“歌圩”这个转译自岭南古代文化的语汇，经过文人、学者的分析、定义，在公共媒介广为传递，如今嵌进运用声光影的技术手段制作的现代舞台盛宴，在“民歌节”的文本中成为一个具有地方魅力的但漂浮的能指。

结语

本文梳理了对“歌圩”记录和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希望厘清“歌圩”的名称在文本中出现时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说明这个概念形成和推广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从“歌圩”的形式组成到社会文化意义，大致有以下三点总结。

（1）“歌圩”的形式为汉字“歌”与古越语的借音汉字“圩”的组合。因此这个称谓并非单纯的“外来语汇”，而是在悠久的历史中古越语、壮侗语和南方汉语方言相互接触、最后借助汉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个语汇。

（2）汉字“圩（墟、虚）”在壮语地区经过几百年的翻译、沿用，在地名中已经凝结成一个普遍使用的通名，表示“集市”之意。当代学界采用“歌圩”之名来概括壮族歌俗，既蕴含关于岭南历史记忆的无意识结构，又体现了作为“集市”之“圩”构成的岭南地理文化。

（3）“歌圩”体系的形成与完成，与以“壮族”为单位论述其客观文化特征的学术范式分不开。故“歌圩”所指示的内容，从清、民国时期指涉的某时、某地歌俗，从20世纪中期泛指广西地区、广西各族的歌俗，逐渐凝聚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壮族歌俗”。“歌圩”的命名从某种歌俗的专名演变成壮族歌俗的通名。

由上可见，研究“歌圩”，以“歌圩”切入广西、壮族的歌俗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遮蔽地方表述和民间传统”。毋宁说，“歌圩”命名本身折射了岭南历史文化纠缠着长程的地方现实变迁和历史记忆。也许，我们面对复杂的“歌圩”以及其他言说，应该在更细的层面追问：这是何种表述？何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