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尹建国

内容提要：

合理、准确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是实现网络信息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立法规定和治理实践，尚存在粗放型、碎片化、不统一、不科学等不足。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应接受行政均衡、平等对待等法律原则指导，还应充分考察、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基于文化传统、法治现状等因素，可将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分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三类，并遵循从严到宽的解释口径，综合适用表达内容中立、明显而即刻危险、事后限制等判定标准。在理论论证和实践总结基础上，可对既有立法进行重述：制定统一的一般性条款，列举网络有害信息基本类型，辅之设计“三层次”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可通过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创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库及发布司法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等形式，实现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统一解释。

关键词：网络有害信息 网络信息治理法治化表达自由 网络法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泄密、网络色情、网络欺诈、网络诽谤、网络煽动、网络恐怖主义等逐渐成为网络安全新的威胁因素。世界范围内，政府对传统媒体正从严格管制逐渐走向放宽管制；而网络媒体规范环境的发展趋势恰好相反，正从无人管制日益走向增加管制。^[1]政府管制网络信息，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突出难题：如何应对干预言论自由的质疑？如何在网络信息安全维护与网络表达自由保障间保持适度均衡？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政府如果疏于监管，将会令互联网陷入混乱，最终将会影响并破坏现实世界之各项秩序。运用各种监管手段进行监管，弥足珍贵的言论自由、来之不易的民意表达渠道，又将处于公权侵害的阴影下。面对错综复杂又满载希望的网络热土，政府既应发挥作用、践行职责，又应保持开明、有度。清晰、准确、合理判定“网络有害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体现着一国网络信息规制的口径和网络权益保护的程度，也是一切后续治理行动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学界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研究多围绕治理策略展开，对网络有害信息本身范围的判定反倒涉猎甚少，更未形成共识。既有立法虽作了相应规定，但缘于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规范位阶的不平等、条文设计的粗放型等特点，相关立法在统一性、合理性、明确性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欠缺，客观上也造成“同案不同判”、恣意解释、权力滥用、适用困难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对我国网络信息规制既有法律条文进行系统梳理基础上，结合对系列个案的实证分析和对域外法治实践、表达自由法理的比较观察，勉力为我国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类型建构、法律重述和统一解释等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