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是帕克

提起芝加哥学派，大多数人恐怕不会首先想到传播研究，而是会想到以主张自由市场为特点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或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质化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更准确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阐述的产物。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传播学科尚不存在，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而当时芝加哥大学却有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也拥有经济系。被列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称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一样，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而研究传播，只是因为其他课题偶然经过了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更有趣的是，传播学界对于谁属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什么，也没有达成共识。贝尔曼重点研究了四个人：杜威、库利、帕克和伯吉斯。^[11]切特罗姆重点讨论了库利、杜威和帕克。^[12]凯瑞的论文中着重提到了杜威、米德、库利与帕克。^[13]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里提到的人比较多，但是重点论述的人物是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14]

从上述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看，杜威、库利、帕克是公认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米德的身份有一定争论，但提及率仅次于前三者，可算是主要成员。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杜威无疑居于中心，所有人都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库利和帕克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前者还和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后来又被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四个人的交集产生于密歇根大学，库利终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与芝加哥大学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个小团体称为“密歇根学派”远比“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只不过芝加哥大学当时得风气之先，尤其是帕克主持下的社会学系在美国基本上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遂约定俗成。

在芝加哥学派四个主要成员中，帕克的位置颇为特殊。杜威、米德和库利虽然也讨论传播问题，但是他们都未有过媒体从业经历，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讨论传播问题，强调传播对于自我形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他们三人并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典型，偏好思辨而不是经验研究。帕克则不同，他有11年的报纸采编从业经验。他的传播和新闻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质化材料与实际调查。而且帕克是四人之中唯一专题研究过传播和新闻问题的人，不仅写作了《报纸的自然史》《作为知识的新闻》等论文，还撰写了一本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可以说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中，帕克是在新闻传播问题上用力最勤的一位。

但是有趣的是，当提起传播的芝加哥学派时，帕克又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帕克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名单，但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却很少被提及。最早“重新发现”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凯瑞在介绍芝加哥学派时，提及最多的还是杜威的传播民主论、传播仪式观，米德的象征性互动以及库利的“镜中我”、基本群体等观念，关于帕克的学术贡献及观点却语焉不详。他顺便提到帕克时是在“传播创造社群”的基本论点下，认为帕克提出了一个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的看法。和杜威、库利等把大众媒体看成是创造公共生活的观点不同，帕克提出了媒体也可以成为冲突与竞争的场所，因此各方势力都要控制媒体。^[15]且不说凯瑞没有全面地总结帕克的贡献，仅就他所涉及的这一点，也只做了片面解读。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切特罗姆的著作《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之中。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是上述几部传播学史中给帕克篇幅最多的一个，但是却主要集中在他的生平与社会实践，真正论述其传播思想的，只有一页多，和其他几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比起来，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实质内容。^[16]帕克的传播研究在学界似乎也未得到认可。他唯一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专著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但是正如胡翼青所观察到的：“这本书却很少出现在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中。在社会学界，似乎帕克的论文集《城市社会学》和经典教材《社会学引论》更受青睐和抬爱。”^[17]

为什么帕克的名声与传播学术研究如此不相称？为什么他生前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独立署名的学术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在传播研究史中提及得多、评论得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被塑造成一个配角？

当然，帕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学者型教授，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著书立说，而在于教学与实地调查。但这并不是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忽视帕克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帕克身上具有许多与凯瑞眼中的芝加哥学派迥异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传播研究向着凯瑞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正是在凯瑞认为连续的地方存在断裂，而他认为存在断裂的地方其实具有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