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所出现的各种曲调是由哪种艺术渠道而来的,也就是说是由民歌还是萨满祭祀神歌中而来呢?

从上文传说中的曲调与民间曲调相比较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出《尼山萨满》中既有民歌也有神歌。从神歌方面来看,传说中的“钦格尔济英格尔济”调,是萨满跳神时用来祭祀“奥都妈妈”所唱的曲调,所以,又叫“奥都妈妈”调。“奥都妈妈”是满族萨满教中一位能征善战,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英雄女神。传说中的“德扬库”是“祭神调”,正像我们前面所引用的,即员外祈祷神灵保佑儿子平安无事而吟唱了此调。传说中“埃库勒也库勒”调,是萨满祭祀中的“请神调”或是“求神调”等。因此,我们说传说中的曲调与满族萨满神歌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何况《尼山萨满》传说是以萨满教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与萨满祭祀仪式、神灵和神歌的曲调等有着必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但是这些曲调,在我们今天所搜集到的满族家传萨满神本子中尚未发现。其原因:第一,满族的萨满教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仅从民间来看,萨满基本上处于氏族萨满的阶段。第二,用满文记录或是汉字注音的满文手抄神本子中,曲调的传统流传方式,一般是面授口教,口耳相传,只记录神词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所搜集到的神歌,除个别姓氏或个别曲调外,一般都不记录曲调名称,因此,满族家传神本子中的曲调与传说曲调,无从进行比较研究。更何况萨满神本子中的神歌曲调,从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变化是复杂多样的,绝大部分有可能已被历史淘汰了。

从民歌方面来看,据傅英仁等老人回忆,《尼山萨满》中的许多曲调都是民歌中的曲调。如传说中的“钦格尔济英格尔济”调,在民歌中叫“送行调”;“克库调”是猎人进山打猎时所吟唱的民歌调,叫“进山调”;传说中的“海拉木比舒拉木比”调,民歌中叫“大悲调”;等等。

总之,传说中出现的曲调既是历史上萨满文化中请神祭神的神歌曲调,又是广泛流传于满族民间的民歌曲调。说唱文学与民间歌曲本是同源同流,是不可分割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从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中来看,不少内容和形式都是源于萨满教祭神颂神的神歌曲调。

民间艺术与萨满教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未在传说中反映的“那尔胡”调中进一步得到证明。这种“那尔胡”调很有规律,多用在各姓氏的萨满跳神的“背灯祭”中。如吉林省郎姓、赵姓、关姓的“背灯”,“领牲”及“北炕”神词中有“那兰辉”“那力那力库”及“纳尔胡”。黑龙江省的舒姓和关姓的“背灯”祭祀中有“那尔胡”和“那哩库”等。虽然达一曲调名称在神本子中汉语拼写不同,但都是“那尔胡”的变音。它是满族最古老、流传最广泛的民歌曲调之一,即“那尔胡”调,常用在“十二月花名”等民歌中。这一被神歌和民歌共同使用的曲调,有力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萨满教文化从人类社会的远古时代发展到人类的文明社会,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失掉了原始性。萨满跳神和祭祀活动在文明社会时期有着双重的作用。第一,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当为他们的祖先神,尤其是为对氏族(或部落)有伟大贡献,使他们永世缅怀的祖先神跳神或祭祀时,那是毕恭毕敬,严格遵守一切禁忌。如满族家神中的西炕祭祀、鄂伦春和鄂温克等民族猎获到熊的祭祀仪式等,都是严肃认真,按传统方式进行祭祀,这是萨满教的神圣性。第二,由于萨满文化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又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即娱乐性。萨满教中主要活动就是跳神。综观萨满跳神,其表现形式有两种,即模拟和表演,满族跳神有模拟蛇爬行、鹰飞翔、黑熊搬东西等动作。表演性跳神有:原始军队的操练,跑火池和耍双刀等。其他民族如赫哲族的“跳鹿神”、鄂温克等民族的“奥米纳楞”、锡伯族的“上刀梯”、达斡尔族的“穿红鞋”等都是表演性的。举行这些活动时,围观者不计其数,人们在萨满超群的模拟动作和表演中,尽情欢乐,获得艺术的享受。这是萨满跳神的娱乐功能。

因此,我们说萨满跳神,一方面是为了祭神敬神;另一方面是为了娱人,就是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常说的“敬神娱人”。萨满教的这种“娱乐性”,决定了它与民间艺术的密切关系。所以,神歌曲调被民间说唱文学和民歌采用是很自然的。如赫哲族的说唱文学“伊玛堪”中的曲调在其历史的发展中,“也渐次吸收进某些其他因素。据了解,有的伊玛堪曲调除基本上属于‘赫力勒调’外,也混杂着‘萨满调’”[5]

再者,民间艺术与萨满文化的关系,还可以从民间艺人兼职身份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如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年幼时学习过萨满和神歌曲调,所以后来成为能歌善舞的民间艺人。有关鄂伦春族著名说唱文学“摩苏昆”演唱的调查报告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有的是一个家庭中既有歌手又有萨满,有的是一人兼任。[6]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证明了民间艺术与萨满文化关系的密切。

综上所述,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中“德扬库”等词句,既是满族的民歌曲调,又是萨满神歌中的曲调,说明原始神圣的萨满祭祀,在人类文明社会时期,已由神歌向民歌和说唱文学发展,由神圣性转向了世俗性。这种民间艺术与宗教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区分的现象,正是民族文化重要特征之一。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


[1] 《满族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

[2]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南京版。

[3] 《黑龙江民间文学》第6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1983年,哈尔滨。

[4] 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马名超:《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黑龙江民间文学》1981年第2期。

[6] 《新鄂乡鄂伦春族“摩苏昆”、“坚珠恩”调查报告》,《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7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1986年,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