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乾隆十二年（1747）曾颁布一道圣谕，指出：由于满族入关和进京后，不断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说汉语识汉字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满语就逐渐被遗忘了，而萨满教神歌都是用满语诵唱，充当司祝之人用满语诵唱神歌也需要“由学而能、互相授受”[7]，所以神歌中的错误甚多，因此就“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筹，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8]。经过择选编纂为六卷《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并编入《四库全书》，“与大清通礼，相辅而行”[9]，同时公布于世。我们在满族民间调查时，很多老人都说本姓氏在乾隆以前有大神祭祀，以后就只有家神祭祀了。这就充分说明满族的萨满教在乾隆朝经历了大的变革，这一时期是有无大神祭祀的分界线，也就是说经过“分别编纂”后的萨满文化，大神祭祀就被删掉了，那些学鸟叫兽跳的舞蹈动作也随之被规范掉了，只保留了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家神祭祀活动了。由此不难理解，关、石两姓的祭祀神歌为什么有着这样截然不同的内容。前者是乾隆规范化以后的祭祀内容，后者仍保留着原来的面貌。
我们说关姓祭祀属于乾隆朝规范后的内容，还因为它的神歌内容基本上与清宫相同。下面录述一篇清宫“祭天”神歌。神歌开头也记叙“阿布卡朱色、佛及菩萨”等神名后写道：
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界以嘉详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10]
从这篇神歌来看，除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而词句高雅和具有韵律外，其神歌内容和神灵崇拜基本上与关姓相同，祭祀仪式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同处于清代统治下的满族萨满教文化，经过乾隆朝的规范化后，会分作两种渠道发展并流传于民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满族内部各姓氏（实际是部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各姓氏的特殊情况所致。至于同处于一省内的关、石两姓，一个接受乾隆规范化的祭祀，一个不受其影响，其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根据我们的调查，关姓的萨满祭祀神歌因流传遗失，是后来从宁安地区抄写过去的。而宁安是满族的发祥地，与清宫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清代的御旨、公文首先下达到宁安，而且在那里首先施行。宁安地区的萨满祭祀都是规范化以后的内容，自然关姓也是如此。与此相比，石姓在祭祀方面未受到其他姓氏的影响，因此它保持了萨满祭祀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从地理位置来看，两姓虽都是清代的打牲丁，但石姓地处打牲地域边缘之地，而且是交通不便的丘陵地带，而关姓则基本上是打牲地域中心地带，又离吉林市较近。因此关姓萨满教文化不仅受到宁安方面的影响，而且还受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在关姓祭祀时还有观音菩萨的塑像；石姓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较少，同时也不祭祀观音菩萨，因此其文化有着相对的稳定性。
第三，也是主要因素，关姓居住在永吉县的韩屯中，虽都是满族，但那里不仅有关姓，还有赵、许、王等姓氏；而石姓居住在九台县的小韩乡和东阿，两处除了从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世代石姓子孙外，别无其他姓氏，这样使石姓保持了较强的宗族观念，使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少的冲击，因此石姓的萨满文化相对地保持着本族的传统性。
从以上的分析得知，石姓的萨满教文化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传统性的特殊条件，虽经过百年左右的扣香[11]时间，术旗内的传统文化基因，终究在石姓家族内还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又恢复了全部萨满教祭祀活动；关姓则是按着另一种渠道发展，即接受了乾隆规范化的萨满祭祀。
总之，满族萨满教文化不仅有大神和家神之分，存在明显不同的历史层次的结构，而且就是在家神祭祀中，由于满族民族共同体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存在不同的历史层次。满族萨满教大神被淘汰，是满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皇太极时为了发展生产，就对满族祭把下令“禁止因祭祀、殡葬滥杀牛马骡驴”[12]等措施，实际上也就限制了萨满教的祭祀活动。笔者在满族民间调查中，同样也发现因无能力祭祀而终止了萨满祭祀活动。如黑河地区的臧姓每次祭祀时需杀七头牛，这种大量屠杀耕牛的做法自然被淘汰。因此我们说，满族萨满教文化从总体来看，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大神祭祀，必然要被淘汰。乾隆朝的规范化，只是顺应了满族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大神祭祀被淘汰起了促进作用。
原载《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一辑》1988年
[1] 瓜尔佳哈拉：关姓。
[2] 满族祭祀时用的一种粉末香。
[3] 即姓石的。
[4] 这里指的是家萨满。
[5] 阿布卡：满语，意为“天”；朱色：满语，意为“儿子们”。
[6] 满语，意为“一把一把的汉香”。
[7]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8]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9]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10]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三。
[11] 扣香：把香碗扣过来，停止萨满祭祀活动。
[12] 《简明清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