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分工理论进程与发展中国家贸易

当前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是依据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国际分工理论建立的，虽然国际贸易与分工理论经历了现代一系列的拓展，但其核心依然是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原理和H—O模型的要素禀赋原理。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解释了通过国际分工和交换获得“交换所得”和“贸易所得”两部分净福利增加的情况，从而得出了一切国家都可以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得福利增长的结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中“各国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分工与贸易中获得福利”的思想，由于其普适性与易操作性，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的出发点，H—O模型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从当前国际贸易过程看，当前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实际上，国际价格的制定决定了分工和贸易产生的福利增加的最终归属。由于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且要素禀赋相近，加上力量相对分散和薄弱，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议价能力很弱，面临的贸易条件很差，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被压缩，在发展中一直处于不利位置并难有改观。部分起步较晚、竞争力较弱的后起国家甚至被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边缘化，一直深陷贫困之中。因此，当前的体系在促进了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增加的同时，也造成国家间越来越显著的发展差异，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负面影响。

另外，从分工过程看，当前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没有讨论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的变化情况，但事实上从动态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发展初期的突出优势禀赋一般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或某项自然资源，相对稀缺要素为资本和技术。但经济发展的过程本就是人均收入和GDP提高、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因此，不断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消耗和弱化自身优势禀赋的过程。一味参照优势禀赋发展国际分工和贸易，会使后起国家始终处于分工中的中低层地位。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也会阻碍国家内部的技术进步甚至工业发展。

早在李嘉图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学说提出20多年后，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思想。之所以要提到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德国相对英国也属于后起国家，其工业体系的建立受到英国廉价工业品的严重冲击。历史学派提倡落后国家采用高关税等保护性政策扶植国内产业发展的论调，也阐释了当今一批国家和民众反对自由贸易的原因：为了培育国内产业发展，福利上的暂时牺牲是可以容忍的。而顾及眼前收益参与国际分工，对国家长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利的影响。按照这种理论建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历次危机之后都有抬头的趋势，然而将国际产业和贸易体系割裂开，无疑会对危机后的经济发展态势雪上加霜，因此，如何能够用更加公平的新规则修正当前国际秩序中的问题，使各个国家能够从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获得切实好处，以降低孤立主义的离心力。

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在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运行的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使这一体系的运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处于日渐艰难的境地，也使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这一体系边缘化的国家身处困境，力图改变。

与被当前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边缘化的国家不同，以拉美和东南亚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机会进入了这一体系并获得了经济的初步发展，然而当前许多国家又陷入了长期停滞的问题之中，即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状态。曾经在起步阶段高速发展的这批国家在人均收入突破3000—4000美元之后纷纷陷入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期。事实上，无论是初期的高速发展还是后期的停滞都与当前的国际分工贸易体系相关。高速发展是自身禀赋与世界市场的差异带来的红利，而经济的停滞与其在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深陷“比较优势陷阱”密切相关。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自然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禀赋相比资本具有优势，然而基于这一基础实现的经济发展在要素层面就是不断将资源和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三者的要素密集度会逐渐变化：GDP总量增长的过程也是资源减少的过程，人均GDP增长的过程也是资本增加、劳动力相对稀缺带来的工资上升的过程。因此后起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总福利增加时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不可持续性，最终可能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经济停滞状态。这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分类中“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提到的生产规模扩大带来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问题的背后成因。

其次，当某一国家积极开发和发挥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时，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行业成本降低，规模扩张，从而使其他要素和行业的国内价格相对上升，挤占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典型案例如“荷兰病”等“资源诅咒”现象。扩展到其他要素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包括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效益影响产业升级和更替速度及科研创新发展等。这也就是定义分类中“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提到的科研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的背后成因。

由于后起国家在经济理论和国际地位上的弱势地位，至今少有适合后起国家发展路径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路径。发展经济学中关于赶超行为的理论也少有成功的范例。因此，发展中国家一般仍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而如何转变才能避免比较优势转化为陷阱是至今少有能够试验成功的普遍难题。

关于如何测度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当今哪些国家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问题，当前研究并未给出具体结论。理论上说，一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应当体现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放缓，因为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当代国际产业更替理论，一个国家应该会在20年之内由于优势要素的转变和产业自身的兴衰而出现产业的更替。又由于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出口产品和产业往往代表本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因此产业更替尤其表现为出口部门的产业种类和比例的变化。如果一国出口部门的产业种类和比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固定的状态时，该国有很大可能性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中。

同时，当发展中国家在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时，由于前文提到的内部矛盾其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小，获利也越来越少，贸易能够带来的经济动力也就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是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依存程度高的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会减弱经济体的发展动力，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时陷入经济波动和停滞。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和贸易体系中，后起国家面临许多问题。整体而言，后起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始终处于产业链相对低端的位置且长期面临产业天花板的限制。具体来看，尚未取得发展的国家由于无法加入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而陷入贫穷，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取得一定发展的后起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停滞、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这一情况与之前日本带领的“东亚雁阵”正相反，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更替速度放缓，从而形成了对后起国家的“产业天花板”。由于后起国家在资本和科技等要素上处于比较劣势的状态，在产业结构上处于低端位置，无法轻易实现赶超，往往随之陷入停滞，进一步阻碍了之后的国家产业升级的进程。由此可见，当今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能带动后起国家发展建立在发达国家本身的稳定发展基础上，而在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乃至陷入危机时，后起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更加不利于发展的地位。

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客观差距以及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扭转后起国家的劣势。因此，许多国家采取产业政策扶植等一系列非市场手段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根据钱学锋等的研究，特惠贸易安排等区域贸易协定同样可以发展区域内的工业，因此，在各国各自发展的基础上，成立区域贸易协定也是一项有利于本国产业发展的措施。

战后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说明除简单的要素禀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在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情况。从生产角度来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即一种产品在研发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会由于对研发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而在不同国家生产。一般是由技术先进的国家转移到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再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在近几十年成为“世界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庞大的市场也成为决定其工厂地位的一个要素。从当前的数据和发展情况来看，未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进一步在收入和技术上靠拢技术先进国家，并凭借市场规模优势成为产品生产周期中的中间一环。因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还将处于衔接技术先进国家和廉价劳动力国家的中间一环。从需求角度来看，偏好相似理论提出了收入水平影响消费者偏好的观点，认为收入水平接近的消费者对某一类商品会有类似的质量标准和偏好。从当前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制造的价格和对应的质量更有利于后起国家的市场的消费。另外，中国东南地区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已经逐步对接发达国家。由于中国制造业巨大的产能，在需求满足层面也成为沟通发达国家和后起国家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