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经济合作发展历程

（一）产业贸易与全球化进程

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都不必然是单向度的进程。中国经济的逆风飞扬和欧美经济的跌宕起伏，是当今世界变革潮流中的两股巨浪。追溯到源头，它们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兴。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然而，全球化从最初发展至今天并非始终处于快速上升的发展阶段。图2-1显示了1960—2014年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缓慢增长、爆发式增长和增长滞缓四个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发展展现出停滞不前的趋势，这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具体分析世界各国贸易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贸易额在世界总贸易中占比近年来逐步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图2-2展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占世界总出口贸易比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达国家出口在世界的贡献度就停滞不前，到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出口占比表现出了急剧下降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21世纪以来，出口贸易繁荣发展，在世界贸易中占比逐年提升。

发达国家内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又表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图2-3是部分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各发达国家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占比逐年下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虽然危机过后各国都在缓慢恢复中，但除美国外，其出口仍表现为占比逐年下降。以日本为例，1990年日本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比重为8.23%,2015年这一指标陡降至3.78%。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出口占比急剧上升，从1990年的3.86%上升至2015年的19.06%。

具体来看，“金砖国家”各国贸易情况如图2-4所示。可以看出金砖各国除巴西外，出口在世界占比都保持着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上升最为显著，从20世纪90年代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78%上升至2015年的13.74%。

发展中国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较好，与欧美国家形成反差，贸易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二）全球化历史重要时期的世界格局

1.雁阵理论时期（20世纪70—90年代）

雁阵模式描述了20世纪70—90年代日本向东亚国家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动态过程，即美国吸纳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输出的大量商品，从需求上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而日本则从供给上支持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成为生产资料和中间材料的最大供给者。美国—日本—东亚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日本以出口中间产品和投资的方式向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垂直分工型产业的能力，东亚国家与地区则通过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获得盈余，从而弥补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日本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将贸易盈余又返还给美国，并扩大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海外直接投资和官方援助。日本作为雁阵的“雁头”，在引导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最为核心的作用。7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其“雁身”。雁阵“尾部”为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包括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等）。

（1）经济格局

由表2-1可以看出，在雁阵模式中，作为“雁头”的日本在GDP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1979年，日本GDP占世界的10.6%，是作为“雁身”的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GDP 占比之和（即1.03%）的10倍。但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GDP和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这说明日本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一定拉动作用。

但是，雁阵模式典型国家和地区（本书是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44]）的GDP占世界比重总和却远远低于美国。以1984年为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GDP占世界GDP比重合计为12.07%，美国GDP占世界GDP的33.6%，约为2.8倍。因此，雁阵模式时期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仍然较低。

（2）进出口结构

由表2-2可知，1965—198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65年的6.78%增长到1984年的13.97%。而同期美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65年的16.5%下降到1984年的13.5%。因此，在雁阵模式时期，亚洲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出口驱动型，日本作为雁头在出口额上具有绝对优势。1965年，中国的出口额（25.6亿美元）分别高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但是，到1984年，中国的出口额（247.7亿美元）低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说明作为“雁身”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在日本的带动下实现了快速发展。

由表2-3可知，1965—198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的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从1965年的2.57%增长到1984年的5.19%。而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的比重呈高位增长趋势，由1965年的13.98%上升到1984年的17.53%。因此，在雁阵模式时期，亚洲的进口份额远低于美国。

进一步地，雁阵中所有成员的出口均有充足的市场需求；其次是作为雁阵模式中“雁头”的日本，应当保持产业的不断升级，向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并开展合作，使其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最后是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具体到20世纪70—90年代的日本和东亚，则有以下的动因。

第一，从当时参与东亚雁阵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面积较小，人口也较少，不足以支撑其建立起完备的产业结构，因此不存在国内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当产业优势不存在时，便只能向外转移，从而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先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接近，交通便利，容易通过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技术转移等实现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并且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可以形成互补，便于构造垂直分工体系和产业梯度转移。

第二，东亚当时的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虽然是以日本为主导的，但也有美国的影响。日本对美国的扶持和援助是日本成为“雁头”的重要原因，东亚雁阵模式是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环境下实现的。并且在东亚雁阵中进行转移的产业包括技术、知识等也是由美国传递给日本再传递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除此之外，美国为东亚各国和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容量，从而使东亚雁阵的发展可以循环往复。

第三，对于“雁头”日本而言，有进行产业转移的必要性。首先，日本面临着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和污染严重的压力。纤维、电器组装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各国转移。而对于石油、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产业来说，由于污染严重，造成了水俣病、痛痛病、光化学烟雾等公害病。其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受到反倾销的影响，日本开始向周围发展中国家出资建厂，设立“迂回生产基地”，利用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惠关税，扩大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最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特别是在《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引发了一波产业向外转移的浪潮。其中，汽车等高级消费品转移到欧美发达国家，而电子产品和工业元件等产业则转移到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ANIES）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第四，对于“雁身”和“雁尾”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各国和地区（除中国香港外），都曾采取过进口替代或偏向于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进口替代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基础，也为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重合产业”。而当进口替代的边际效率下降以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开始转向出口导向。通过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措施，吸引发达国家对其进行产业转移。在发达国家（地区）自身动力与后进国家（地区）拉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梯次传递（包括技术转移），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资金流与物流的良性循环，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并最终实现经济起飞和连锁型的经济高速增长。

（3）雁阵模式的终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日本经历了1996年、1997年和1998年三年连续的负增长，即便1999年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增长，此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之前的水平比还是下降了。伴随经济长时间停滞，日本对外贸易增长也有所减缓。由于作为“雁头”的日本经济萎靡不振，日本与东亚各国贸易额，特别是对经济有拉动作用的进口增长速度有减慢的趋势，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进口额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雁行发展模式存在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动力来自“雁头”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种产业梯度差正在逐步缩小，直接导致雁行发展模式的逐渐终结。日本作为雁阵的“雁头”，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持续十余年的萧条，日本的“雁头”地位也开始动摇。此外，由于东亚各国工业化过程的快速进行，雁阵形成的基础条件产业梯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产业转移的条件也越来越不具备。从而导致雁阵模式进入后雁阵时代。

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新自由主义认为，以国家干预为策略的凯恩斯主义虽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同时也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以它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全球化，它带来的是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强国对弱国的统治，实质上是为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扫清障碍。资本的全球扩张要求新自由主义从西方走向全球，使之成为全球化的隐性逻辑。因此，在这一阶段，形成“中心—外围”的格局，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分化严重。

（1）经济格局

1985—2008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雁阵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从世界GDP构成来看，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的“龙头”，但是，GDP占世界比重有所下降。从表2-4可知，从34.38% 下降到23.31%，日本的经济则在震荡中前进，从1985年的10.95%上升到1995年的17.36%，又下降到2008年的7.68%。中国经济占世界GDP比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而逐渐提升，从1985年的2.45%上涨到了2008年的7.28%，已经初步呈现出赶超日本的态势。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期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年涨幅明显高于中低等收入国家，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涨幅也超过低收入国家（见表2-5），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时期的两极分化的趋势。1985年，美国的人均GDP达18269美元，到2008年已经接近5万美元。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等因素也使中国的人均GDP有大幅提升，从1985年的294美元上涨至2008年的3471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1985年开始的近2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明显的涨幅，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仅为483美元。

（2）进出口结构

从表2-6中的数据可知，在1985—2008年的20多年间，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占世界比重基本上在60%—70%，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连续多年占比超过70%。而与之相对应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有所增加，但其占世界总进出口的比重仅保持在30%左右。

（3）FDI流入

从表2-7中的数据可知，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存量占世界比重在1985—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在FDI流入流量占世界比重却有所上升，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DI在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与发达国家的FDI流量及存量呈现出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3.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

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经济遭受重创，金融系统的危机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从表2-8中可以看出，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人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并在之后的五年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期，受美国经济的拖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持续下跌。而中国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小，在2008—2011年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受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均GDP增长率逐步放缓，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开始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结构性调整时期。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但是，增长率相较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经济增长缺乏活力，低收入国家更是出现了人均GDP增长率逐年下降的趋势。

总的来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高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经济的贫富差距问题日趋严重。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通过贸易、投资、跨国公司等途径波及全球，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动能力大幅下降，一方面发达国家整体的市场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工业体系所生产的产品也无法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这也就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向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转变，下环流国家的产品更多地流向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并借助新兴经济体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实现品质升级后，流向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上环流，从而实现经济运行的闭环。在整个双环流的架构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更为重要，必须不断寻求与其他国家的产业互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从而能够更好地起到承上启下、推动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作用。

从表2-9可以看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在逐年下降，相应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有逐年微弱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上看，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所占比重较高，为净进口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净出口国家。

由表2-10可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进出口内部贸易比例均高于外部贸易比例，且发达国家进出口内部贸易比例与外部贸易比例的差值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更大，这说明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更偏向于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自2008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内部贸易比例有上升的趋势，说明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方向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

从表2-11可以看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占世界的比重都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具有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资本的主要流向地，但是，从FDI流出量来看，发达国家FDI流出存量和流量是逐年下降的，这反映出世界经济 FDI 流动中的结构性问题，2008—2014年，发达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期，其经济的衰退通过FDI流动传导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国际分工体系中，世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处于工业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的带动，而从FDI的流动角度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这一作用已经逐渐弱化。

（三）世界贫富差距两极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未来趋势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感到敏感和不安，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就业低迷、难民危机的多重困境；美国不断废除美国贸易协定、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保护主义言论，表明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态度，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具体来说，这些现象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贫富差距在逐步增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大企业和精英阶层获得利益多，出现财富鸿沟。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

图2-5[45]反映了发达国家（以G7为代表）内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程度加剧，表现在基尼系数近30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根据WIID的数据，G7国家中，近3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最高，从1983年的33.6上升到2010年的38，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29.9上升到2010年的32（绝对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100）。

图2-6反映了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两极化加深，根据世界银行按PPP统计的人均GDP数据，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从1990—2014年增长了26780国际元，低收入国家相应的增长仅有896国际元。199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是低收入国家的24.5倍，到201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7.4倍。

其次，各国失业问题凸显。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导致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

最后，国家民族主义回潮。国与国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会引起本国政府的不满，使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

（四）国际经济格局变化

工业革命的发生伴随数次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19世纪上半叶，英国首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上述年份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但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发展机会，在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占世界第一。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比例上升至16%，而此时英国只占10%，美国在世界贸易领域也超过了英国。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大力推动出口政策，加上当时日本年轻劳动力资源丰富（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中国台湾人口为880万，泰国人口为2120万），成为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可观规模，推动了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日本出口贸易从1948年占全球总额的0.44%，快速增加到1993年的9.9%。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青年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此时，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凭借大量的劳动力储备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91%，上升至2015年的13.72%。中日在贸易、GDP、投资、人口等方面的数据如表2-12和表2-1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各领域逐步超过日本，货物和服务进口2005年为日本的1.08倍，GDP在2010年为日本的1.1倍，外商直接投资已上升为日本的几十倍，同时工业增加值也保持着远远高于日本的快速增长速度，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接替了日本带动亚洲经济发展。在国内改革和外资、出口的带动下，中国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表2-14反映了历次全球产业转移主要引领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1850—1900年，英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持续上升，此后开始下降，这表明这个阶段英国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快，引领着欧洲经济发展。而美国人均GDP相较于日本，从1960年开始逐步下降，增长速度慢于日本。日本人均GDP与中国相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这再次验证了前文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事实。

图2-7是从1700—2012年世界 GDP 占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世纪上半期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带领着欧洲经济从占世界30%左右的水平发展至1913年占世界总量的47%。其后，美国带动了美洲经济从大约占世界20%的水平发展至1950年的约40%。亚洲经济在日本的带动下从20%左右的水平发展到了1990年的30%左右。此后，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亚洲经济增长到了40%左右。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占世界份额逐年下降，亚洲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这与世界各大洲人口的发展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规律。图28反映了1700—2012年世界人口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到，欧美占世界人口比重2012年已降至10%。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撑，欧美经济体中虽然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但未来由于人口增长乏力，劳动力会越来越稀缺，不利于其长期发展。亚洲虽然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大洲，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仍在缓慢上升。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虽然人口红利逐步减少，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仍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与人口第二大国印度相比，中国劳动力素质更高。2015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仅为72.22%，而中国则已达到96.36%。同时，中国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持续改革带来不断的经济增长新红利，都将为中国带动亚洲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外包订单，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从一个工业化部门完备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见表215），测算2015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1%，而中国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预计仍能达到7.4%的增长率，仍然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已从2005年的11.75%上升到2015年的23.84%，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表2-16列出了中国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在制造业相关指标上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且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且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