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安德鲁：八九岁，大便失禁

常看到父母激烈争吵，担心父母离婚

安德鲁快满九岁了，他大便失禁已经有大概三年时间。他还会咀嚼橡皮和其他东西，而且一心想着死亡的问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的妈妈A太太还告诉儿科医生，安德鲁担心父母可能会离婚，因为他常常看到父母激烈地争吵。

他们家有一位很有爱心的医生，这位医生照顾他们已经很多年了。安德鲁大概八岁时，这位医生把他转诊给他们当地的国家医疗保健医院（NHS）。先后有两位儿童心理医生为他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咨询，还有另一位儿科医生接替了原来那位家庭医生的工作。每位医生一开始都取得了积极的治疗效果，但是安德鲁很快就会又出现大便失禁的症状。他们的病历上还记录着就诊失败的次数，这通常会引起新的转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安德鲁的家人决定“私下解决”，于是找到一位住在他们附近的资深儿童心理治疗师。A太太要求在开始治疗之前先跟这位治疗师单独谈话，因为她不确定安德鲁是否应该继续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

A太太提出的问题和异议让治疗师大感压力，不想接收这个病例。治疗师承认A太太想为这个难题寻求帮助，但是他给出的每个回答都受到了挑战，而且都是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抛回给他。A太太告诉治疗师她和她丈夫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导致两人长期不在家里。A太太自己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但是她没有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过了一会儿，她提出把安德鲁送到寄宿学校的问题，并显露出这才是她先前谈话的重心。治疗师非常惊讶，因为他发现安德鲁的大便失禁被父母看作送他去寄宿学校的障碍，而不是一个会给安德鲁带来痛苦的症状。治疗师认为必须先对安德鲁进行就诊前评估，才能对他进行单独的心理治疗，因为安德鲁本人和他所在的家庭气氛都需要这种措施。于是他请我看看安德鲁及其父母，但是A太太两个月后才跟我联系。

A太太给我打了电话，并且跟我聊了很长时间。这完全印证了那位心理治疗师在信中告诉我的内容。A太太非常清楚，她咨询的所有专业人员都对安德鲁的症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应。她迫切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她是多么迫切，都可以看出她对别人的反应感到相当困惑。她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让安德鲁很难进入寄宿学校而生气，因为她说把安德鲁送进寄宿学校其实是她丈夫的意思。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尽管A太太很关心安德鲁，但她对孩子的自我感觉一点都不了解。我提出安德鲁的自尊可能因为他总是把自己弄脏而大受打击，但是A太太却笑着表示不相信，就好像只有成年人才能有如此复杂的情感体验。不过，她的反应还是挺真诚的。她说，如果我认为真的是这样，那她很乐意让安德鲁得到相应的帮助。

A先生和A太太带着安德鲁来跟我见面。安德鲁将近九岁，个子矮小，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好奇，他的微笑虽然友好但却带着防备。A太太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老，大概是四十五岁左右。这位女士身材高挑，她很快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也许是因为她觉得是自己让我们凑到一起的。A先生五十四岁，但看起来比他的年龄更老。这位男士身材矮胖，努力地掩饰自己被迫参与这段奇怪经历的不悦。他显然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他静静地坐着，听着我们的谈话时，脸上明显地一会儿一抽搐。

让安德鲁加入谈话很容易。他知道为什么会到这里，也能跟我说起他的“意外”。他觉得这些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并且把原因归结为他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肠子，所以就来不及去厕所。每次发生意外之后他都觉得很丢脸，于是学会运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阻止他的同学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试过坐在马桶上强迫自己排便，虽然他很痛苦地勉强排出一些粪便，但这种办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当我问他，晚上是否会把自己弄脏时，他显得非常惊讶。因为晚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无须被问及的事实。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半夜醒来，感到一股强烈的便意，只好赶紧跑到厕所里。此时A先生突然插话，他说安德鲁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安德鲁晚上常常会尿床。安德鲁刚刚说出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例子，就被他父亲打断了，这真是令人扫兴。后面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A先生认为保持真实非常重要，而安德鲁也赶紧承认并且为自己的疏漏而道歉，这显示出他很清楚父亲期待他作出什么反应。

安德鲁告诉我他在学校和家里的生活。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安德鲁曾经换过学校，因为A太太对他第一所学校里的教师不满意，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改变。他有一个六岁的妹妹。他说起自己跟妹妹的关系，但看来其中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可以轻松自如地说起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但是当他说起大便失禁的具体情况时，就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说，我想跟他父母谈谈他们家的情况，请他自己画一幅画。他很高兴地接受了，然后在我房间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

我问A先生，能否请他说说自己的一些事情。他摆出一个脸色，我实在分不清那种表情是困惑、厌恶还是鄙视。我解释说，如果我对安德鲁的成长背景有一些了解，那我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问题。他看来接受了这个解释，然后跟我说起他的工作。他曾为一家大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并且担任着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他在一个关于税务的职位上工作了几年之后，突然被调到总部，但他在那里跟自己的新上司发生了冲突。他们为政策和工作理念争论了几个月，然后A先生离开了那家公司。他很快就看到另外一家国际公司的招聘信息，于是决定去应聘。他得到了那份工作，这意味着他又要长时间离开家里，不过这份工作给了他很大的成就感。

我询问A先生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他告诉我，他以前结过婚，而且前一段婚姻的孩子“就像现在这两个孩子一样聪明，但只有一个孩子愿意努力”。从他提供的信息里，特别是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清楚看出A先生认为聪明是得到尊重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加上努力和崇高的道德标准，那聪明甚至不足以减轻他的敌意。我猜他的敌人可能会说，任何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都会遭到他的阻碍或开除，不过这种想法却无从验证。我发现A先生投入地谈话时，他脸上的抽搐消失了。

A太太是一个大家族中最小的孩子，她在生下安德鲁之前根本就没有过跟孩子相处的经验。她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她丈夫所在的公司，而且在结婚之前和之后跟丈夫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在她丈夫离开那家公司之后，她还是继续留在那里，而且似乎对她的工作很投入。她的父亲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当我问起她的母亲时，A太太的回答是她“糟透了”，然后她和她丈夫都哈哈大笑。看来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的母亲相当失败，一个是因为太过糊涂，另一个是因为太过苛刻。

在整个谈话中，安德鲁一直都在画着色彩缤纷的图画，从我们坐着的地方不能看清他在画什么。他时不时会插入一些字词和评论，比如他的父母提起某个人的名字时有点迟疑或者想不起某个亲戚住在哪里。当我们谈起祖父母时，安德鲁对我们的谈话更加留意了，当安德鲁的父母说起他的爷爷时更是如此。这个爷爷是安德鲁的偶像。他总是把很多时间倾注在安德鲁身上，而且他们都很喜欢飞机模型。他生了五个月的病，所以当他去世时，他的家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安德鲁常常被带到医院去看他，直到他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星期，安德鲁还在跟爷爷一起制造飞机模型。他的去世是在三年前。当我问安德鲁有什么感觉时，他说：“悲伤，非常悲伤。”他的父母都显得很惊讶，说他们好多次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安德鲁似乎对爷爷的去世毫无感觉。我们都看着安德鲁，安德鲁说他理解父母的惊讶：“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才悲伤。”

安德鲁的父母都对儿子的解释大感震惊。我决定不要说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安德鲁肯定很久之前就知道，他的父母不能察觉别人的痛苦。我问安德鲁，他是否能看出父母什么时候感到悲伤。安德鲁再一次让父母震惊，他加重语气地说“是”，而且说“当妈妈带着现在这种表情时”，她就是悲伤的。A太太看起来确实很痛苦。她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我又问，那A先生呢？安德鲁说他能看出爸爸的悲伤，只是说不清自己怎么会知道。

令人惊讶的是，正是A太太把日期联系在一起，并且突然大声问安德鲁的症状是否跟他爷爷去世有关，因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三年前”。安德鲁看起来挺惊讶，但是他没有说话。A先生告诉我，父亲去世时，安德鲁恳求他们同意他去参加葬礼，但是他们决定不让安德鲁去。他说，直到现在安德鲁还会说起爷爷的去世，还有他不能去参加葬礼的事。我说，这些事情肯定对安德鲁的心情造成了影响，只是他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他的图画可能会包含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他在我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画画。我请安德鲁告诉我们他画了什么。当他开始描述自己的图画时，我请他父母都走到桌子旁边，这样他们才能看清那幅画。

安德鲁画了一架色彩斑斓的喷火式战斗机，这架战斗机正对着另外一架德国飞机开火。战斗机已经击中德国飞机，所以等战斗机的飞行员回到基地，只要他的战绩能够得到确认，那么他就会得到一枚可以贴在他的飞机上的奖章。A先生和A太太都很震惊，并且问那个德国飞行员怎么样了。“噢，他逃跑了。飞机着火往下掉时，他及时跳出来了。他只是被烧了一半。”

此时，我们可以清楚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一个人的无意识刚好引发了另一个人的无意识。A先生这时候告诉我，这可能跟他曾经向安德鲁提起爷爷被火化有关。这个信息显然让那架被击中的德国飞机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意义，正在下坠的飞机后面是一团黑烟，但是驾驶舱里却空空如也。也许不用直接说出来就能看出安德鲁的焦虑：他亲爱的爷爷可能还活着，只被烧了一半就从葬礼上逃跑了。换句话说，安德鲁仍然觉得，如果他当时得到允许去观看火葬，那么他也许就能接受失去爷爷的事实。

安德鲁看起来如释重负。他的父母回到座位上时看起来颇受打击。我想，我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会面。我告诉他们，在我看来，安德鲁的排便失禁需要通过一些步骤来纠正，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安德鲁呼唤爷爷的方式。在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安德鲁使劲地点着头。但是A先生和A太太还是完全不相信，他们一起问安德鲁，他是否真的同意我说的话。“是的。”安德鲁回答道。A先生还是不满意，于是又问了一次：“你真的这么认为？”安德鲁用更加响亮的声音重复道：“是的！”

我告诉A先生和A太太，他们必须给予安德鲁更多帮助，让他的排便系统形成规律。我还建议他们应该让安德鲁每天早晨和夜晚都坐在马桶上，直到找出最佳的排便时间。此外，我还提议他们设立一个积分体系[1]，这样安德鲁才能得到更多鼓励去控制排便。他们要商定一个分数，而安德鲁只要达到那个分数就可以得到奖励。

我接下来会休假一周，所以我们商量好他们会通过电话向我报告安德鲁的情况。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电话，于是我打给他们。安德鲁那一周得了满分，他的身体一直保持洁净。A太太告诉我这些情况时听起来挺高兴。我们约好等我休假回来他们再来就诊，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安德鲁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但她再一次音信全无。我写信询问情况，还寄去我的费用清单，但还是没有得到回复。在第二封信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他们。A太太说很抱歉没有付清我的诊疗费，并保证“明天”就会付款。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直到我打电话的那个星期为止，安德鲁一直都继续保持了洁净。A太太说她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然后她几乎立刻提出疑问，征询我对把安德鲁送到寄宿学校的计划有什么看法。我尽量可能谨慎地回答，说这个计划可能会让安德鲁的问题再次出现。

我提出个人心理治疗的问题，强调这可以帮助安德鲁更好地理解他的身体功能为什么会成为情绪表达的方式。但是A太太非常客气地提出种种难题，说明他们的家庭目前不能承担这种风险。我可以明显看出，她已经决定要把安德鲁送到寄宿学校。我跟A太太预约再次见面，但她说最近实在不方便。

点评

我想，安德鲁大小便失禁的原因和机制已经很难弄清了。如果他去进行个人的心理治疗，那么最后也许能找到这些症状的根源，但是在跟我咨询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安德鲁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导致他用大小便失禁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诊疗费用的问题一般不会写在病历里，但是这个富裕家庭对待我的方式可能跟他们对待自己儿子的方式很相似。A太太告诉我“明天”就会付清诊疗费，但她并没有这么做。我接下来两个月又每月寄去一封信，但是毫无回音。直到他们收到法庭的正式通知，A太太才打电话来道歉，并寄来一张支票付清了诊疗费。这种虚伪和冷漠肯定让安德鲁深受折磨，因为他想得到父母倾听的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后续消息来自他们的家庭医生。安德鲁确实去了寄宿学校，而且在那里过得挺好。这位医生没有详细的信息，她只能告诉我说：自从跟我见面之后，他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因为安德鲁的问题而求助。

事后来看，对安德鲁来说，去寄宿学校也许是最佳选择。在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消失几周之后，问题复发却再也不能得到像之前那么有效的帮助，这肯定给安德鲁带来许多痛苦，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像父母的反应冷淡那么让他难过。

注释：

[1]当我提议设立一个奖励体系时，我强调这必须“严格遵守规矩”，我还给他们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案。对于安德鲁，我建议，如果他一整天都能保持干净，那么一天结束时就应该给他两分，如果他在夜里没有尿床，那就应该给他一分，但是如果“意外”发生，就要扣掉两分或一分。在计划开始之前，就要确定达到什么分数就会得到什么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