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了满足他人的期望，却又在某一时刻感到自己被拖累了，而那些帮助我们满足他人期望的能力就成了改变现状的阻碍。
被诅咒的一天
我们先假设“圣母”的一天是这样过的，来帮助你判断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如此。
早晨，“圣母”醒了，准备沏一杯茶，听听收音机，洗个澡，穿好衣服，吃个早饭，然后去上班或开始这一天的活动。在理想的世界中，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可以悠闲地完成下面一项或全部任务：不慌不忙地用漂亮的茶壶泡一壶叶茶，在气味芳香的泡沫浴中放松自己，细心地挑选一套让自己感觉愉快并自信的衣服，再挑一双搭配的鞋子，鞋子要舒服……然而，现实却是，某个小家伙（或者也不算是小家伙的人）在大声呼唤：“我的蓝色套头衫哪去了？”而另一个家伙则想知道为什么冰箱里没有牛奶了；姑妈刚刚打电话来，拜托“圣母”临时去看看奶奶，她是这样说的：“她身边连个人都没有，可怜的人啊！”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短信，说她迫切地需要找个人聊聊，因为她的男朋友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回她电话了。
短短几分钟，刚醒来时的小小幻想变成了可笑的事，而“圣母”已经抛开自己的基本需求，转而去为其他人服务了。每天早晨，不吃早饭，随意穿双夹脚的鞋子就出门，头发上还残留着免洗洗发剂。他们已经习惯这样了，尽管饿着肚子，有些厌烦，还有点儿邋遢。但他们会自我安慰地想，至少他们已经照顾好其他所有人，每个人都很开心，其他人那点儿潜在的坏心情终究没被点燃，家里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人使脸色。而在更深的情感层面（也可能是潜意识中），他们有一种安全感，觉得他们会得到大家的爱，因为他们照顾了每一个人。抑或，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陷入任何麻烦，因为他们从未让任何人失望。
有可能的改变
当然，并不是所有“圣母”都千篇一律的这副样子。不同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相似点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自己被淹没在别人的期望中，而且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以其他方式生活。事实上，就连想到改变，比如拒绝某个请求，都会觉得害怕。我们习惯了满足他人的期望，却又在某一时刻感到自己被拖累了，而那些帮助我们满足他人期望的能力就成了改变现状的阻碍。
英迪拉（我们在第六章中还会提到她）说，她的家人把她当作了24小时营业的服务商。大家总是希望她能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为出租房找水管工、预约牙医、为家乡来的亲戚安排食宿，还要一脸成就感地笑脸相迎。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她十分恐惧地预见，未来她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双亲，或者至少要照顾其中一位。想到这些，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且忘恩负义的女儿”，但同时也感到恐慌，因为她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一位能够将她从这种未婚女儿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男士了。
这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故事同样显示一个道理，改变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们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及行为模式通常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固化，并且我们一直都觉得它们很好，直到它们最终失去原动力的某个时刻。而那一刻，它们从朋友变成了敌人。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从迈开可控的一小步做起。每次只迈一小步，心里想着，我们是在勇敢地为自己做一次克服恐惧的努力。英迪拉尝试的是一种引导式比喻法，即她不会再做一家全天候的便利店，而是可以在某些时间段关闭店门，就像7–11便利店那样（这种最初的深夜便利店也只是在上午7点至晚间11点期间营业）。现在看起来，营业时间可能依然较长，但能严格执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限，无论是对英迪拉本人还是对她的家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改变。
家庭治疗专家及作家哈丽特·勒纳说过，如果你的尝试和改变速度过快，周围的人就会大声地要求你“变回来”，最终这种尝试就会变成一个自暴自弃的过程。
诅咒是如何应验的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手臂受伤那次经历，关于诅咒是如何应验的这个问题，看看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例如，它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样伴随人一生的。
在生活中，在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教导下，我们遵循着不同的规则。这些社会力量覆盖的范围很广，从我们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到我们的老师，从看护人到长大后的工作单位，还有国家机构，如警察局和政府等。有些规则是法律中的明文规定，一旦违背了，可能要支付罚金或付出其他代价。而有些规则，如“不要玩火柴”“过马路时记得两边看看”，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导，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但是，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的规则。那是父母或看护人在我们小的时候植入我们大脑的，它们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我们却很少让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我们的现实成人世界中），也很少去重新审视它们，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它们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它们是否依旧对我们有帮助，是否对现在的我们和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有帮助。如果我们去重新审视它们，可能就会发现，其中一些（或很多）规则其实已经陷入一种要么十分有用、要么完全没用的两极分化的模式。很多已经完全没有了灵活性，而变成“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创始人亚伦·贝克所说的“死板的个人规则”。如果你使用了“应该”“必须”“总是”或“永远不要”这类词，那你可能就已经将某一规则变成了“死板的个人规则”（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通过更多细节来研究这个问题）。本书中，我已经将人们的“死板的个人规则”用特殊字体凸显出来，以方便大家识别。
那么，以我的故事为例，“不要小题大做”的规则实际上就是一条“死板的个人规则”。它的力量如此强大（虽然只是隐藏于我的潜意识中），以至于我可以不顾身体发出的严重的疼痛信号，而继续召集能量去安慰别人（“我没事，我没事！”），硬是挤出一脸笑容继续跳舞，之后10天也没去就医，还去划了船。
毫无疑问，这条规则从童年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当孩子因受伤而哭泣时，母亲可能会说：“哦，别小题大做”（不以为然）；或者相反，如果孩子表现得满不在乎，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母亲就会表扬他们是“伟大的勇士”（一种认可）。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它们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听到表示食物被送来的铃声，就会分泌唾液。对于小孩来说，即便没有食物，各种奖励（表扬、认可或金星奖章）也能够让他们习惯于继续某些行为，而批评、否定或惩罚则会让他们停止某些行为。在过去10年中，从电视节目《超级保姆》到各种教育技巧培训及书籍，流行的信息都在告诉父母、老师及其他照顾孩子的人，要奖励好的行为，并忽略不好的行为。然而，在我小时候以及今天的很多文化中，孩子们常常因为所谓的不好的品质及行为而受到嘲笑、羞辱、侮辱或惩罚。
被“特有化”的品质
我并不是在自责或责备其他人的父母。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觉得最该做的事，并且，通常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教育他们的，而他们只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这些规则传递给了自己的子女。在不同家族体系中，某些行为和品质也被“特有化”，也就是说，这些家族好几代人都相信，某些理念及行为方式具有优越性。
在我们家，“坚强”就已经被特有化。在这种氛围下，6岁时的我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光荣的时刻。作为一个疯狂热衷于骑马的孩子，我当时正在一片堆满新割下来的稻草的田地里骑马。突然，我被可爱的小马甩了下来，一只脚还别在马镫中，就这样被拖行了至少10分钟。我的后背被田地里的稻茬划伤，流了很多血。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现在想当时肯定哭了，而且很害怕。但我和家人都记得，我当时竟然起身上马，继续骑了起来。后来，这被作为“英雄故事”在家族中广为传颂。从此，我主观上就把这种过分的坚强当成了自己应该发扬光大的积极品质（同时不断试图压抑那个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哭的“脆弱”女孩）。
当然，我们不仅要审视这些被主观化的规则会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同时也要回顾一下我们因此获益的东西。一方面，我会说：“看，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总是被教导去无视身体的疼痛，并不计代价地表现勇敢。”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早期的战地记者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这样的训练。我经受得住干旱沙漠里的酷热和北极的严寒气温，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可以背起重型设备，可以在枪林弹雨中穿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总是面带微笑，照顾身边每一个人，为他们讲笑话，让他们对自己有信心。
如果我们友善待人，也愿意付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喜欢我们。这时，必须要认清一点，即这是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换来的。一旦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时，例如，当我们感到精疲力竭、愤恨、压抑或无暇照顾自己时，必须准备好减少这种行为，以及放弃一部分由这些行为带来的安全感。
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必须通过新的做事方式建立信心，哪怕我们还没有考虑好放弃某些安全的旧做法，哪怕只有一次我们意识到了这些旧做法所付出的代价。
家庭教育似乎加剧了“圣母”的形成趋势。让人产生被诅咒的感觉的品质，如善良友好、无私奉献、辛勤培育下一代及先人后己，都是当今时代所津津乐道的完美父母（尤其是母亲）所应具备的品质。很多女性原来并不觉得“圣母”是个诅咒，直到做了多年的母亲后，她们才意识到曾满怀爱心而慷慨给予的东西，已经被别人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死板的个人规则”
苏西有4个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苏西的父亲在她8岁时就去世了。之后，她母亲独自一人养大了6个孩子，身兼三份工作，不分昼夜地赚钱养家。所以，孩子们根本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他们很早就不得不想办法自给自足。苏西钦佩母亲的辛勤、坚定及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足够的照顾和关爱，以弥补自己幼年的缺失。于是，她选择了做一名全职妈妈。当然，这项工作有其自身对辛勤工作、坚定及自我牺牲的要求，尽管鲜有人这样认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苏西的一天。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很多方面也很典型。
苏西早晨6点起床去遛狗，然后做早饭，打包午餐便当，接着送孩子们去学校，再急匆匆地赶去参加学校筹款委员会的会议。正当她要离开会场时，手机响了。电话是房地产经纪人打来的，提醒她新租户将于三天后搬进她母亲的公寓中，问她是否能买几个新衣柜。她有些惭愧，觉得被人指出了过错，于是，她抓起外套和车钥匙立刻去了宜家。在那里，她买了几套可拆装式衣柜，装了一推车，然后加入了收银台前排起的长队。她一边排队一边琢磨该如何装载这些沉重的货物，以及她究竟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组装它们。正在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两个关系很好的老朋友打来的，她们约好了吃午饭。时间是几个月前就约好的，朋友们住在城外，大家都很忙，这是唯一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
“我没忘，因为我前一天还查看了记事本，想着自己有多期盼与她们的见面。但在接到房地产经纪人的电话后，我一时慌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她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这样告诉我。
这一天中，恐慌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苏西试图一手包办所有的事情，并让每个人都高兴。虽然晚了一个多小时，但她还是匆匆赶去赴约。她想在拥挤的停车场挤进一个车位，却在倒车时撞上了旁边的一辆出租车。这太糟糕了！满满当当的一天还得继续，还有更多狂乱的东奔西跑——接送孩子，还要监督孩子们做作业。直到她开始发抖并觉得恶心，以及迟发的震惊和疲惫感，她才不得不去床上躺一躺。“都是我的错。”她说。过了一会儿，她可怜地笑了笑，又说道：“我应该说‘不’。”
“你觉得是‘死板的个人规则’支配了你吗？”我同情地问道，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女性都会这么做。如果她们对自己的要求太过苛刻，那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自虐因素。
苏西认为，对自己而言，一条关键规则是：“我必须永远按照那些权威人物的交代去做事。”她知道，这条规则源自童年时代，过度严格的母亲对整个家庭实施的是一种近似于军事化的管理，质疑她的权威的人无疑会大难临头。此外，苏西还提出了另一条经典的“可爱”法则：“我应该常常帮助别人，自己却不能请求别人的帮助。”
我经常对自己及来找我的咨询者这样说：“想想某个你喜欢并钦佩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他/她会怎么做？”
苏西有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名叫凯特，为人非常直率，坚定而自信。“凯特会怎么做？”我问她。她笑了，然后回答道：“她会告诉那些代理别再烦她，她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做出安排，然后和朋友去聚餐。她还可能会问问其他人能否帮她接一下孩子，那样她就可以跟朋友们待得久一点儿，不用匆匆忙忙的。她甚至还会享受一杯美酒。”
学会更多地说“不”
对于英迪拉和苏西来说，别人的需求和期盼让她们产生一种压迫感，对此，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学会更多地说“不”。我们的朋友及批评者也会这么建议我们。但是，我们其实对这样的建议非常熟悉，以至于我们都已经将其主观化，成为所谓的“让自己产生挫败感的‘应该’”（我们会在第四章中详述）。请注意苏西在说“我应该说‘不’”时的那种苦笑。在某次治疗过程中，我问过她：“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那样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苏西半天没有开口。最终，她用非常低的声音说：“我猜应该是为无法坚持自己而感到羞愧吧。我上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故事。我在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说‘不’？我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更好，甚至还练习了相关技巧……我应该可以做到，但现实中我做不到。这让我产生彻底的挫败感……”她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悲伤地看着地板。
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会得知苏西的进展。而现在，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对大多数认同“圣母诅咒”这一概念的读者来说，独自学习新技巧很可能是不够的。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着眼于那些与我们的行为错综交织的感觉和想法。要理解这一点，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下面这幅图，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各种想法、感觉和行为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此，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三角形的任何一边来改变我们的模式。
多年以来，我已经认识到，关于最应该从三角形的哪一边开始，与咨询者一起改变困住他们的模式，没有规则可言。我的疗法是一个协作的过程，其中，咨询者是生活的叙述者，而治疗师则是提供技巧、经验及不同视角的人。有些人想要单刀直入，做些不同的事，而有些人则会回顾过去，去弄明白是什么促成了这些特殊模式。通常，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线性过程。在整个醒悟、理解及改变的旅程中，咨询者们会时而前进、时而倒退，一边了解和质疑旧的思想，一边学习和尝试新的技巧和做事方式。
小结
本章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你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希望你一直付出下去而陷入这种期望的牢笼。你可以打破这种模式。
着重于做出一些易于掌控的小小改变。
思考你的想法、感觉及行为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可参考上述图表。
在这段寻求改变的旅程中善待自己，允许自己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小小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