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疏远了。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以这件事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加入这个辩论，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与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系，就像痛苦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一样。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画出了罗马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和企业富翁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和那不勒斯海湾，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注：Octavian，即奥古都斯，罗马皇帝）比作朱庇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在一排排长无尽头、凄凉惨淡的租赁住宅里，人头攒簇，臭气熏天，劳苦众生的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来了每日衣食；他热爱贫苦受辱之辈，因此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米思拉斯、伊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世，人们知道他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

无论在宗教记述中他的身世是如何传奇，但当时的人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耶稣来自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作为一个乡村木匠度过的。如同拉斐尔前派画家亨特在画中所表现的一样，这位“非凡的凡人”即使在劳作时仍背负着巨大的阴影：那既是上帝所给与的荣耀，也是痛苦的人生。

这个缟玛瑙浮雕像为一古罗马女性，其发式及装束表现她是一名贵妇。这种向上层层盘起的卷发曾是许多讽刺文学拿来大讲俏皮话的对象。这种吊带外套是用羊毛采用传统的纺织方法织成，长及膝部。这样的出身高贵，专心操持家务，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是罗马社会存在的基础。

可是，约书亚（注：Joshua，《旧约》中的人物，在摩西死后担任以色列部落首领，率领部落进入西巴勒斯坦），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称之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提庇留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他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注：The Appien Way，从罗马向南长达三百五十英里的大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到过各各他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图中浮雕为公元前13年古罗马著名的雕刻家阿哈·巴西斯的作品，是为庆祝奥古斯都返回罗马而作，意在表达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宣扬国威，也是帝国初期古典艺术的代表。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被封予“奥古都斯”的称号，到公元前14年，他确立了其绝对统治者的地位，他的继位者也成为真正的“皇帝”，罗马的共和体制成为过去，这些原来的共和国公民变成了新帝国的臣民。

尼禄以其凶残和暴虐而闻名于后世，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皇帝竟然会对艺术有兴趣。他的弹唱表演对贵族们来说却是一项负担，因为在他演奏时不许任何人离开剧场，据说有的妇女把孩子都生在了剧院里。图中即为尼禄当政时发行的钱币，为了表现他统治时期的太平盛世，尼禄下令打开放只有在军队凯旋时才打开的太阳神神庙大门。

正是亲身的接触，也就是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教义的优越性。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有耳有心，能够理解。他们在光辉前言的崇高诺言面前战栗，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

在世界的权势面前，他们再也不显得卑贱可恶了。

相反，他们成了受慈父宠爱的孩子。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尼别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气扬的人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产生。基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疏远了。

公元前701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曾攻陷耶路撒冷。图中表现的是他攻打耶路撒冷的堡垒—凯斯。他们修筑一条石质斜坡，把重型攻城机器移上斜坡，用带着金属头的撞锤猛击城墙，同时那些布置在平台上的士兵放箭压住敌人进行掩护。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溶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法利赛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

小女孩神情专注地祈祷着，我们无法知道她心目中的“上帝”的形象，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幼小的心灵里一定有一个神圣而亲切的形象，是一个她愿意与之悄悄交谈的形象。正是这种亲密直接的人神的私人感情，让那些生活于冷冰冰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到主的怀抱中寻求温暖。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教规文字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湎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旧辙，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终。

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大多是以这样深入民间社会的方式进行的，宣教的对象也大都是底层平民。图为基督教的“先驱”施洗约翰在一个民间集市上传教的情形。画家特意将站着的约翰放在背景中，但他却是人群旋涡般专注的中心。这样的布局使得观者如同身处施洗约翰煽动人心的宣道场所，血液随之激荡起来。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和哥特人的侵略一样，为什么罗马当政者不采取行动镇压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那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重现，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不过，贫苦阶层为了某个宗教人物而发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严密注视着动态，贫穷的狂热者就无法扰乱帝国的安宁。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干事业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并说服她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分。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权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群众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贫穷潦倒，即使良知准许他们为积累财富而妥协让步，他们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随着耶稣的殉难，他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一个新的几乎是惟一绝对的神也就此产生了。在随后的十几个世纪里，被到底该奉谁为惟一的真神这个问题困恼的信徒们大打出手，写就了一部绵延近千年的血腥宗教争斗史。而在这里，死去的基督十分舒展安详地平躺着，哀悼的人们散布在他的周围，似乎有旋律浮荡在空中，约翰怜爱地撑着基督的头部，他触摸基督头上黄金般光环的方式，好似拨弄曼陀铃一般。因为拥有的抒情的诗意特征，这幅作品至今依然具有现代感。

一般认为耶稣被钉死时，在朱迪亚（含耶路撒冷地区）执政的是罗马总督彼多拉，他于公元26年开始执政朱迪亚，公元36年，他因其严酷的统治被召回罗马。他之前的犹太地区的当政者为避免激起犹太民族的敌对情绪，铸币图案通常选用较为中性的主题，如大麦穗、棕榈树等。仅仅在钱币上铸上当政罗马皇帝的名字及执政年。这枚铜币不同于以往，它的正面是一个形似勺子的罗马祭祀用具，背面则是当政的皇帝提庇留17年（即公元30-31年）的字样。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湎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先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乐，那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述关于耶稣像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男男女女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对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时节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一伙骗子，就像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伊西斯、伊什塔（注：Ishter，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女神）、巴尔、西贝尔和阿提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组织，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杯酒、偶尔还替别人会钞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邻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注：Capitoiline Hill，罗马南面的一个山峰）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人，却被视为逆子，视为公众的敌人。

在基督教征服罗马之前，罗马主要崇拜太阳神朱庇特。这是公元2世纪时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中戴头巾者）在朱庇特神庙焚香祭拜的情景。作为农耕社会崇拜的产物，朱庇特因杀死神牛让土地变得肥沃而广受人们的崇拜（右上角浮雕表现了朱庇特杀死神牛的过程），到了帝国时期广大苦难的人们更愿意崇拜那对自己的魂灵倍加关爱的基督。这位马可·奥里略皇帝不仅是一位统治者，还是一位哲学家。他是斯葛德派的追随者，著有《沉思录》。据说他曾煽动对基督徒的迫害活动。

基督教传播时期在上层社会做过很深入的转信工作。图中的教士是因在沙漠中苦修而著名的圣杰罗姆。他后来回到罗马，并成为使许多罗马妇女转信基督教的最大功臣。葆拉则是传说中罗马转信基督的妇女首领。她在丈夫死去之后就把一切献给了基督教。画家苔德玛在这里赋予圣人一副年轻且富有魅力的形象，和传统中严肃刻板的禁欲形象迥然不同。而葆拉则仍然是一位享乐少女，她背对他，对其教导毫无兴趣。豹皮、银酒杯、身后隐约可见的雕塑背景都与酒神崇拜有关。所以与其说是圣人使葆拉信服，不如说表现的是“圣杰罗姆受到诱惑”。画家曾不止一次表现酒神崇拜对基督徒的诱惑。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拐骗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稀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是因为基督徒太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惟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68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有了一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故土很短时间，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在人类的各种文明发展史上，都出现过神权与政权合一的时期，这导致了神职阶层的异常兴盛。图中的雕像出自对阿蒙的崇拜中心—阿多拉特瑞斯地区，到埃及的第三中间期，在这一地区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职人员的官僚集团，其中许多祭司都建造了埃及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陵墓。这个抄写员是一个低级的神职人员，雕刻家以其腹部的两圈赘肉标志着他富足的生活。

耶稣实际上力图做到的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做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荒唐可笑。但是，就像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免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以至于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支持者，从未跨越叙利亚省一步。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注：Julius Paulus Gaius，约公元130—180年，古罗马法学家，一生从事讲学和著述，五世纪被罗马皇帝宣布为五个最有权威的罗马法学家之一）首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他的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重蹈耶稣的厄运。

如同耶稣的结局一样，许多试图拯救民众的早期基督徒都死在了盲目的民众手中。15世纪伟大的画家博斯在这里创造出很有说服力的愚众裁判之情景。看台下的群众武装齐备地带了各种刀棍而来，他们为了寻求刺激而鼓噪。与看台上耶稣背后的官方审判者彼拉多相比，这些身份各异的群众似乎更仇恨这个想带来福音的人。

在古罗马，女性在婚前受制于父权，婚后受制于夫权。父亲是一家的主宰，掌管家族的姓、权威、祭祀和财富，对家中的自由人或非自由人具有绝对的权力。由于婴儿的死亡率很高，妇女几乎被视为生育的工具，因此交换妻子或迎娶怀孕的女人为妻不足为奇。这使得妇女的处境更为悲惨。（上图）古罗马时期的马赛克镶嵌画表现了妇孺们居家生活的情景。

不过，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带到港口城市，乘船回罗马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还是有必要的。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朱庇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诞教义，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宗旨。到了十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的足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是无法使历史倒退的。

尤拉莉亚是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她于公元304年2月12日，戴里先皇帝执政时期殉教。她是巴塞罗那城和水手的主保圣人。沃特豪斯的这幅画表现了这个圣人殉教时的情景。怜悯的上天降下白雪覆盖了这个殉教者的尸体，顺着一个孩子向上指引的手，观者可以看到一个飞起的鸽子，寓意这个圣徒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这枚银币是公元66年犹太人第一次反抗罗马统治发行的一套银币中的一枚。因为宗教原因，犹太人曾两次武装反抗罗马的统治，分别发生在公元66—70年和公元133—135年。两次起义都铸造了银币，用来支付军饷。银币选择圣器的图案和希伯莱文字来表达犹太人的民族感和宗教情绪。钱币的正面刻着一个圣器，题字为“以色列货币”日期为“一年”（即为起义第一年）。背面的题词是“神圣的耶路撒冷”。经过四年的战争，罗马人镇压了反抗，摧毁了耶路撒冷圣殿，并大规模驱逐犹太人，造成了今天犹太人离散的局面。这个期间，也正是基督教滥殇之时。

罗马把东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使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及所有其他参加竞争的教旨肯定要落败。但不幸的是，新信仰没有摈弃自身的一些不良特点，它们很显然是与宗旨背道而驰的。

一叶扁舟曾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是另一个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

但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

虽然基督教会经常试图抹杀它的犹太教来源，但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扎根于犹太教传统中，这种传统的因素不断地在基督教教义和仪式中复活。这幅画将以赛亚关于弥赛亚必将降临的预言在基督教艺术中获得一种具体表现，即从耶西平躺的身体生长出的从耶西到耶稣基督教弥赛亚的各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