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人

这座城市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飘荡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

这组表现美神（斜依者）的雕塑曾经装饰着雅典帕特农神庙的“门面”。至今耸立在雅典中央的帕特农神庙已有3400多年的历史，是古希腊理想和文明颠峰的象征。

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家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凤毛麟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天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亚述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上图）这个绘瓶画表现了一个用纺锤纺线的古希腊妇女。她们采用这种方法把羊毛或亚麻纺成线，然后再将纺成的线放到（下图）这种竖立的织机上织成布。这些工作大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古罗马社会中，妇女也是生产劳动中的重要组成力量。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古埃及法老深入到陵墓的极度奢华（下图）是建立在农民的极度清贫和艰苦耕作基础上的。对于腓尼基这样的商业国家而言，这些终年划桨为腓尼基开拓出海上商品通道的苦力（上图），却根本享受不到“文明的滋润”。埃及与腓尼基算得上是古代重农与重商文明的两个范本，它们都曾先于希腊发展出极其辉煌的文明，但这些文明离人类的理想似乎都有一定的距离。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提尔和西顿（注：Tyre，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古都。Sidon，地中海黎巴嫩海岸的一座古城）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前5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泰勒斯约于公元前625年生于地处东西方往来交通要冲的米利都。他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会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天文和几何知识。后来他招收学生，建立了学园，创立了米利都学派（爱奥尼亚学派）。这幅镶嵌画中铭刻着泰勒斯的一句名言：“忠告他人很容易，了解自己却很难。”

主神宙斯的形象也如同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他的形象直接来源于古希腊人热衷的战斗和竞技。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埃色雷斯和米利都。在这些城市周围，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能超过它们。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并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极为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问世之前，知识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指泰勒斯），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并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利都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西亚人还是腓尼基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希腊人的祖先赫楞人，是个善于学习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登上历史舞台10个世纪后，即成为了整个希腊、爱琴海和小亚细沿岸地区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公元前11世纪，他们摧毁了古老文明的最后一个伟大贸易中心特洛伊城之后。欧洲历史也于此真正开始了。

这表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就像如今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不过多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勒斯（注：Thales，约公元前624—约前547年，据传说为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以沃尼亚盛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亚述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狼嗥鬼叫的荒原。

希腊的天神与人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源远流长。在这幅由意大利18世纪的画家提埃波罗描绘的有关特洛伊的巨幅壁画中，决定希腊命运的特洛伊城之战变成了奥林匹斯诸神间的纠葛与厮杀。

阿佛洛狄忒的美具有全希腊的意义。她的图腾崇拜有很多，主要在塞普路斯岛。全裸的阿佛洛狄忒从海中贝壳里升起，据说她是宙斯和大海女神之一狄俄涅的女儿。

为了搞清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远近闻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竞技，而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于日常工作的话，倒也未尝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血气方刚的武侠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的态度坦率质朴，就像是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经左右过希腊人的一切，但是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地球上的人并无大区别。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上帝分道扬镳的，此中详情一直是个谜，从未有人搞清楚过。不过，九重之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深情厚谊从未间断过，一直带有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希腊的宗教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当然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子，偶尔狂暴地耍起闪电霹雳时，世界就像到了末日一样。尽管孩子们在摇篮里就听别人讲过神灵的故事，可是等他们稍一长大，能够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便开始琢磨起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他们这时看到的神灵是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人物—他们彼此无休无止地恶作剧，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由于各支持一方而相互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尘世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虽然具有人类的弱点，但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7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希腊时期的制陶技术非常发达，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红绘瓶画和黑绘瓶画，不管是涉及的题材还是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迷人。图中这个早期的陶罐上所展示的绘画技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几条简约流畅的线条将一条正在跳跃奔驰的猎狗勾勒出来，充满了速度与力量的张力。陶罐下部抽象、简单的装饰图案则吸收了东方艺术的元素。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动，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在安格尔这幅构图稍嫌呆板的“盛世图”般的绘画中，荷马与希腊最庄严的神殿联系在一起，成为希腊精神与文化不朽的象征。它表明，这位身份不明的盲人（或几位作者）已获得胜利女神加封的桂冠，受到后世之人如同天神般的拥戴和崇拜。

然而，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答案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无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现—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就像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他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滨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时，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上，乞灵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发生日食，米利都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的缘故。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吕底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能稳操在受他们宠爱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作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不是人们一直想像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苔德玛一直试图表现他理想中的希腊与罗马。虽然他可以惟妙惟肖地重现希腊的海岸和大理石露台，但关于荷马的主题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苔德玛的笔下，一群青年男女正在倾听一位男性诵读荷马的诗篇，这似乎是某个慵懒的下午用来消磨时间的通常方式。虽然苔德玛的表现方法遭到了许多“荷马偏执狂”的批评，但他通过画面至少叙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古希腊，荷马无处不在。正如一个古代雅典人所写的：“我的父亲渴望我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让我学习荷马的一切诗篇”。

这幅风格舒展优美的壁画表明，在希腊文明进入其颠峰时期之前，希腊的先民已经发展出了他们独特的审美与精神气质。这些终年靠海为生的人，一直注重身体的健硕与思想的自由自在。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亲笔文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对他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提供的一鳞半爪资料里得到的，这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居中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个难以捉摸的动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不是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

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

英国画家布莱克的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圣经》中撒旦以肿瘤打击约伯的故事。但画家似乎并不想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宗教情感，而是借浑身散发着强悍生命力的撒旦，表现出自然之力的伟大。在这幅画中，有画家中的哲学家之称的布莱克，与20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不谋而合。

图中这块图特摩斯一世时的记事板，记述了当天狼星在地平线上升起的那天，即夏季第三个月的第28天，便是一年一度的祭祀日。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开始测算尼罗河水涨落的时间和观察天象，发现每当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尼罗河水上涨的潮头总是到达孟斐斯城附近。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起始，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而且相当精确的历法（约公元前4241或4236年）。上图是古埃及人设立的尼罗河岸边的河水水位测量仪。

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里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把才华横溢的一生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公元前1700年间，米诺斯人的文字—线型文字A得到发展，并形成了希腊语言的雏形。这是出土于克里特克诺索斯宫殿里的档案，最初是由未烧制的黏土制成的书写板，大约在公元前1375年的一场烧毁宫殿的大火很偶然地将它们烧成足以保存下来的硬度。从这些文字看来，最初的希腊文并不是字母文字，它们更类似于象形文字。

在古希腊传说中，一位名叫代达洛斯的能工巧匠为他的儿子伊卡洛斯用蜡和羽毛做成了一对翅膀，让后者飞上了天。虽然孩子最终因为太接近太阳而坠落了，但这个古希腊家喻户晓的故事无疑表明了一种文化情感和姿态：这样的民族渴望着思想自由自在地飞翔。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开提出的质询，但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随者便蜂拥而至。

譬如阿那克萨哥拉（注：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年，古希腊哲学家），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一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招灾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寰宇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了。

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完美的和谐共存，并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文化中心，这无疑是要归功于伯里克利的卓越才能。但早期的民主往往要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才能得到顺利的实施，因此，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来评价雅典的制度。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遥遥千里，一般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他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毫无疑问太过分了。他的断言与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驰—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会使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匪浅。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万万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力量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注：Perikles，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古雅典政治家）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活动于约公元前500—前428年，致力于探索物质的构造，提出物质可以分割成许多无限小的“同类的部分”或“种子”。著名的物质不灭思想也是由他提出的：“整体是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的，因多于整体是不可能的。”

当然希腊人并不是事事顺当，不宽容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阿斯帕希娅即为一例。她原是雅典的妓女，后成为伯里克利的非婚娶妻子。阿斯帕希娅美丽而聪颖，就连苏格拉底也对她的雄辩口才大为赞赏。她的出色才智使她在男性的社会里大放异彩，她也因此招致不守“妇道”的非议与迫害，就像一位希腊希腊学家所记述的那样：是伯里克利“不顾颜面、流下大量的眼泪”苦苦求情才使她免于一死。

一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后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注：Ibn-Rushd,1129—1198年，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法学家，出生于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中世纪西欧人把他的名字拉丁化，称他为Averroes），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过比利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和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眼里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年轻美丽的男女在牧歌中享受日出日落—希腊人的天性中本来便充满了享乐的气质。享乐主义的哲学家们在这里并不讨好的原因，恐怕仅仅是人们不愿意被道破玄机。

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用最精练的构图和笔触，宣告了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光复的希腊精神本质，即为普罗塔哥拉所指出的：“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注：Protagoras，公元前490—前420年，古希腊智慧派哲学家），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德谟克利特（注：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的出生地而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谈话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深受失败和疾病的挫折，已经走投无路了。很明显，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怀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勒令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此时他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儿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可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有力佐证。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华，却又招人讨厌，他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己说成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可以领悟这一事实：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相关之处。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被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之父，被称为西方哲学的宙斯。他坚信“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

到苏格拉底活动的时期，中国哲学已经兴盛了近200年，形成近十个学派，其中以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身处日趋混乱的春秋时代，他试图进行社会与伦理的改革，推选中庸之道。孔子的言论经过他的学生的记录和整理，形成了儒家的经典，其中充满了为人处世以及为政之道的箴言。这幅中国古代的绘画描绘了孔子正在为学生授课。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菲薄。这孩子没有钱念正规大学，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毫无用处。

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但他数不清的轶事中却充满了对享乐的嫉恶如仇。图中这位好管闲事的哲学家正试图将一位年轻人从温柔乡中带走，但显然他的善意招来的只有嘲讽和抵制。作为其思想的佐证，不动声色的死神（画面左后）正在靠近这虚无的人间欢娱。

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不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颈受戮。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得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为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普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憾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18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身处法国大革命的波峰之上，自然十分青睐古典的英雄主义与崇高理性的组合。在这位画家的笔下，哲学家苏格拉底至死仍如同一位大无畏的斗士，充满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约公元前480年，希腊本土发现了银矿，对于怎样处理新发现的财富曾有过讨论，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对此曾有记叙，最后决定不瓜分这笔财富，而是用来打造200艘战舰。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雅典已成为希腊世界中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多亏了这支强大的舰队，希腊人才得以战胜强大的波斯军队。这枚银币即是用本地银矿生产的银制作的，雅典人把猫头鹰这一智慧之鸟的形象铸了在钱币上。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国，把贵族赶跑了，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充当“口头评论家”，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通晓上帝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陋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脑筋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接着，他饮下毒鸩，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为了改善帝国政治的不公平，葛拉克兄弟在当选为保民官期间（兄弟俩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3年任保民官）试图通过制定法律进行改革以反对贪污和权力的滥用，建立了平价分配大麦的制度，使帝国让出部分公有土地以保护小地主阶级。兄弟俩先后被害杀，改革被扼杀于鲜血之中。然而兄弟俩的形象却深深吸引了近代的革命者。

在湛蓝的海边捡拾海贝的希腊女子，如同海洋女神般优雅神圣。在古希腊人眼中，生活与艺术总是密不可分的。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体力击败智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好景不长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记载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一丝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像四个世纪前的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受宠若惊。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间或还奔赴战场。仅为嗜血的乐趣而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会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继而，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注：Epiktctos，约公元66年—?，古罗马哲学家）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品头评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代表，正像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帕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这种欲望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以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足便是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那么这个哲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蛮人”的很大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高踞于地球其他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及上帝，但那只是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一类词汇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就像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可以含义庞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梭伦是一位成就卓越而知识渊博的人，他既是诗人、又是将军，同时还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于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雅典执政官，他制定了新的法规，并进行社会改革。他的努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曾经这样说过：“我通过的法律既是为出身低下的人服务，也是为出身高贵的人服务的。我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都得到公正。”

当希腊已进入极度动荡和衰落的时期时，柏拉图大约在公元前387年创办了著名的雅典学院，向希腊的年轻人传授有关真理和美术的课程。19世纪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德维尔在这幅作品中，借由一条清晰的中心轴线，宣告了位于正中的柏拉图的神格化，而12位肤色各一，近乎全裸的学生则规则、对称地散布在知识之泉的四周。即使在该学院于基督教时期被毁后，柏拉图的哲学仍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广泛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惟一的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容的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门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他完成这个工作后，便开始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解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四海。

在全部活动中，他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坐椅，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梭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画面中的希腊妇女似乎陷入了一种麻木的沉睡，她们更类似一种象征，仿佛所有文明过度的时期都会表现出的一种豪华的僵化。公元前4世纪前后，一枝独秀却四面环敌的希腊发展出了一系列以柏拉图为代表的逃避主义的哲学。

在想像的古典建筑宏伟的半圆形拱门下，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们，正在争论着各个流派不同的哲学思想。这幅文艺复兴时期不朽的巨作是当时年仅26岁的拉斐尔受教皇朱里斯之托，为梵蒂冈宫所作装饰壁画中的一幅。它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将古代的哲学世界视为知性起源的理想。

亚历山大这位年轻的马斯顿国王，在十年的岁月里，征战了万里征途，虽未能融合东方与西方，却为希腊世界打开了通路。他以其卓越的成就，出众的容貌，非凡的气质成为史学家及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成为历史上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他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并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12、13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像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像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源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罗马在东方的货币政策山大港、马赛和其他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在罗马帝国初期，本着“待人宽则亦侍己宽”的原则，古罗马统治者们采取了相对宽容的统治政策。只要人们牢记“罗马和平”就能得到需要的和平，并且被允许筹造自己的钱币及保持原有的货币流通体系。图中即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东方行省发行的钱币。

这个象牙雕刻表现了亚里士多德正在辅导他的学生，天才少年亚历山大大帝的情景，后者征服了整个已知的世界，并将他所钟爱的希腊文明传播到他所征服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由于版图的不断扩大，罗马帝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维护其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的证书即是这需求的产物。它授予为帝国服役超过25年的非罗马人。这个青铜证书在公元79年9月8号被授给一个在亚历山大城服役于罗马埃及舰队的埃及人马库斯·帕皮雷斯的，授予其罗马公民的身份，享有选举权、受罗马法律的保护权、减免一些税收权及婚姻权（即授予其妻子罗马公民的身份）。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像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渡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末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都仰仗这些原则。

罗马人酷爱在公众场合中聚会议事、闲谈。市中心广场、大型公共浴室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图中所示的这种路边坐椅则遍布罗马的大街路旁，为市民提供了日常聚会的方便去处。

在大理石砌成的观景阳台上，罗马上层社会的妇女们无聊地打发着又一个闲散舒适的午后。一艘三层桨战船正急驶过平静的海面，赶赴某个遥远的战场。对她们来说，它不过是罗马广博平静的海上风景中的一个点缀。强盛且幅员广大的罗马已足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战争看上去是那么遥远和微不足道。

再美的玫瑰也会失色，再动听的音乐也能催眠。罗马一直试图汇聚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深刻的物质厌倦。苔德玛这幅题为“午睡”的绘画，描绘的正是罗马人在丰裕过度中的空虚。画面中出现在地毯上和桌上的葡萄均是纵欲的象征，揉碎的玫瑰也象征过度的欲望。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

罗马人则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送给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提庇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罗马这个具有国际性的大帝国，其文化具有十分的包容性，图中这些林林总总的神们有来自希腊的，也有来自埃及的，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众神的后裔们。罗马人接受了他们，只不过是为他们取了一个更适于罗马人的名字。这之后的基督之所以不被当政者接受，并不是因为宗教教义而是教徒们拒绝履行罗马公民义务造成的。

这是希腊神话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伊阿宋为了夺回被篡夺的王位，必须去遥远的国度取得那件珍贵的金绵羊的皮。画面中的伊阿宋及阿尔戈英雄盗得金羊毛后驾船逃走，后面是国王追赶的船队。而国王的女儿美狄亚疯狂地爱上了伊阿宋，为了帮助伊阿宋，她杀死自己的弟弟，将尸体切碎后扔到海里，以延缓她父亲的追逐。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边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遍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幽暗神秘、撩人心魄的画面，描绘着曾颠倒过希腊、罗马人甚至犹太人的腓尼基人女神阿斯塔蒂。在罗马时期，她不但是许多重要港口的守护神，也掌管过性爱、丰饶与战争，人们一般用收获物、刚生下的动物和人类的长子作为贡品向她献祭。甚至在基督教时期她也受到推崇，图中女神的腰带装饰着玫瑰与石榴的图案，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画中的女神，更是拉斐尔前派画家罗塞蒂眼中集神话、宗教、美、官能、爱于一身的伟大化身。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朱庇特和密涅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背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在过去两世纪中，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男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词汇，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遗址复原图般的精确，再现了罗马时期从贵族到平民均热衷的公共大浴室。壮丽的科林斯柱上的刀斧和昂贵的大理石质地清晰可见——它们代表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只有在这个时代，人们才可以毫无愧疚地一边享受极端的奢侈甚至腐朽，一边将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冲动坦然呈现。

希腊的神不仅与人间打成一片，还在世上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后代。瓶画中正在下棋的勇士阿喀琉斯便是海洋女神与凡人的儿子，也是特洛伊之战的第一英雄。其实，希腊传说中许多著名的英雄都是半神，为此希腊人常以自己是“神的后代”而自豪。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你会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这些广告旨在给人们以健康、富有和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与世界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西庇尔的崇拜，弗里基亚（注：Phrygia，位于如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人把神母（指西庇尔女神）尊崇为所有天神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当局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果断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公众豪饮和做出更糟的事情。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西里斯、塞拉皮斯（注：Osiris，古埃及的主神。Serapis，传说中有六个翅膀的天使）和伊西斯在罗马时代就像阿波罗、得梅忒耳（注：Demeter，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司谷物和果实）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所熟悉。

西奈不仅只是圣经故事的场景；在这个地方还发生了人类历史中最重要事件之一—尽管人们在多神论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和学习，一神论逐渐被法律承认。

这个位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古代博物馆内的石制祭坛，便来自于罗马时期的一座米斯拉神庙。作为由波斯传出的光明之神，他在基督教时期以前受到了极其普遍崇拜。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型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远近闻名的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耳甫斯和阿多尼斯（Attis，希腊神话中的美貌牧羊人。Dionysus，希腊神话中的司管富饶与发育的神。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音乐家。Adouis，古代传说中的美男子，为维纳斯所爱）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不过他们却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注：Baal，古代闪米特人对神的称呼，希伯莱语意为“当家的”。用“巴尔”称呼神在公元前1400年起源于迦南地区）（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注：Astarte，闪米特族的女神，司管性别、母性、爱情和战争）。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在老年时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都打碎以后，她又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的名望誉满全军，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饱受香火。我们的鼻祖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大家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施展权力，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作为天恩的象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仁慈的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就足以向我们提示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之前的一个古老传统。

尽管米思拉斯在很长时间内深得人们的崇敬，但人们要稍微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这是事出有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对一般神话的仇恨。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便竭尽能事，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大见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就像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留下。

不过，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平，人们通过仔细搜索一些废墟和从几个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这个空白，以至现在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附近几个牧羊人过来向他参拜，还送礼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形形色色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事情使我们想起了使赫拉克勒斯（注：Hercules，古希腊半人半神的英雄，力大无比，勇气过人，能够长时间苦战而体力不衰）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拉克勒斯残酷暴虐，而米思拉斯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角逐，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尽管得胜了，却豁然大度，使太阳神和他如手足兄弟一样，以至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起来。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迦太基人信奉的主神是巴尔神。这块纪念碑就是献给巴力的祭品。纪念碑出土于一个可怕的宗教场所，在这里发现了大量装着火化的婴儿、儿童及动物的尸骸的骨灰盒，它们都是作为牺牲奉献给巴尔神的。古代很多宗教有杀死活物甚至活人献祭的习俗，荷马的《特洛伊战争》中就曾提到希腊英雄们在出征前，依照神谕需要用阿加门农的女儿献祭的可怕情景。

当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意欲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冲向干裂的土地。继而，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大水达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禽都带上，这样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出来。他为了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竭尽了力气，然后又升入天国，永操掌管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为礼餐，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寿终正寝了。

一旦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诚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同一支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的节目，以庆祝米思拉斯的生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星期日”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太阳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审判日，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息的烈火中。

这些五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寻找能够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保罗（右）与彼得是早期基督教传播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在画家格列柯的笔下，来自加利利的渔民彼得的为人和他的传道一般低调，他的手中则持着耶稣传给他的天国的钥匙。目光直视前方、个性强悍的保罗以其独特的灵活风格，在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和广泛传播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航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督是从他死后“复活”的时刻真正诞生的，从那时起，耶稣由一个普通的宗教领袖变成了宗教信仰的对象。英国19世纪天才的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应该深谙复活的意义，他在这幅作品中表现了耶稣在墓室中由天使唤醒的场面：初醒的耶稣正本能地抓住由两位天使揭开的裹尸布，以遮盖自己“人的下身”，猛然间，他被第三位天使掀起翅膀的巨大声音所吸引：天使正打开墓门，让光明划破黑暗。一个信仰的新纪元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