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苦闷的青春
莫言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机缘，但他对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强烈渴望、他在阅读好书上的努力，使得这个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的乡村少年，内心总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
莫言的童年既不幸，又幸运。说不幸，是指他在身体生长、最需要食品的时候，乡村物质生活却匮乏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这种对于饥饿的记忆、对于孤独的体会，莫言在长大之后说是幸运。另外，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莫言，跟身边的野性环境，真真切切地融合在一起，也成了一种幸运。这样的生涯，放到别人的身上，可能真是一件倒霉倒到了祖宗三代之上的坏事，放到他身上，却把他的嗅觉、味觉、触觉、视觉等等直觉修炼成了精。
从“文革”第二年辍学开始到一九七三年，莫言靠叔叔帮忙进入县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为止，期间的六年里，莫言的生活非常苦闷、杂乱、迷茫。这段时间，莫言整天就是放放牛，割割草，帮帮工，拾拾穗，然后就是发闷呆，看闲书。发呆的时候，他抬头看云彩，俯身观蚁跑，侧耳听牛叫，下河把鱼捞。他还把上大学的大哥留下来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了好多遍。
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文学》。莫言在《虚伪的教育》一文中提到，他大哥留下来的这些课本培养了他最初的文学素养
莫言大哥管谟贤的初中、高中语文课本，是莫言阅读史中很重要的阶段。那时的语文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种，文学课本里边有很多古今中外名著的节选，茅盾的《林家铺子》、鲁迅的《铸剑》、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曹禺的话剧《日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和《芦苇荡》，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等。[28]
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再加上对当时整个高密十几个村庄里散藏着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等传统小说的断断续续的借读，莫言回忆说：“尽管数理化不行，但是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上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29]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农村子弟、青年农民莫言仍贼心不死，上大学的梦想，一直存留在心中。这样的梦想，让他凭空产生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冲动。莫言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中学的同等学历，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30]
一个时代只能出一个两个象征性的人物，这是在特定时代里书写历史的基本逻辑。如果莫言也能够靠着一封信进入大学，莫言就不是莫言了，莫言就是张铁生了。但张铁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只不过这个悲剧先是以喜剧的方式开场，让交白卷的张铁生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进入历史叙事的核心，然后把他像块抹布般扔掉——张铁生为“交白卷”事件，付出了坐牢十五年的代价。
后来莫言收到了教育部部长的回信：“……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31]
莫言收到这封信，更是燃烧起了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部长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32]
莫言经历的这种荒诞的寻求上大学的经历，折射了一代乡村青年的求知过程中的悲哀命运。在一个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旧有的知识秩序被打乱后重新整合，俨然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按照当时那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严格分门别类，求知也是有等级的，荒谬的是，人们又把知识分子斥为臭老九。在那个时代，等级最高的是“贫农、雇农、下中农”，他们可以优先享受一切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压在最底下的“地富反坏右”，则是被等级这块大石头压扁的癞蛤蟆了，连对白天鹅流口水的梦想都不能拥有。
因为勤劳的爷爷在解放前拥有若干亩田地，在土改时莫言家很不幸被划分成了“富裕中农”——单单一个“中农”，就可以派生出上、中、下三种等级来，可见当时的细分是多么的貌似科学。“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如果你的成分是“中农”，别人就可以团结你（当然也可以不团结你）。作为“富裕中农”，莫言家的基本命运就是人见人厌，想拿你就拿你，想捏你就捏你，想不理你就不理你。
在农村里，“富裕中农”这种成分非常尴尬：既不糟糕到底，也谈不上有一点好处。要是富农或地主，被彻底打翻在地上踏上几脚永世不得翻身了，他们也就死心了，不再有任何的痴心妄想。可“富裕中农”却是一个暧昧的家庭成分。这种暧昧具有丰富的时代特性。暧昧，就表明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文革”前，中小学校教育还算正常，莫言大哥管谟贤还可以努力学习，通过高考而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但到“文革”，一切都混乱了，正式的高考也停止了，只有人民群众推荐、通过政治审查，才能上工农兵大学。莫言家里成分不好，根本没有得到推荐的可能。
他辍学后因为身体羸弱，只能给村里放羊牧牛，像只蚂蚁一样微不足道。人家高兴了，根本看不到你；不高兴了，一伸手就可以把你捏死。莫言当时不明白，只是在后来才懂得：“其实，即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一个具有基本个人尊严的乡村青年，其政治地位远不如一头猪，这是对那个极度毁灭人性的时代的痛诉。莫言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曾让小说主人公西门闹转世投胎变成了一头猪——西门猪。他是一头能思考、会审时度势、但很重视个体尊严的有思想的猪。为了冲出猪圈，实现自由，他把劁夫许宝顶在墙上，带着亲爱的猪小花，来到了自由自在的小岛王国，并顶替刁小三当上了猪王。
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流传深远的散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也写了一头不甘被屠宰命运的猪兄，最终勇敢、冷静、凶猛地冲破带着鸟铳、步枪的几十个人的围捕，逃进森林里去，变成了一只有尊严的野猪王。猪的尊严，让没有尊严的人类无地自容，并且映衬出那些卑琐人类的更加卑琐。
在那个人分三六九等、却谎称消灭了阶级压迫的时代，莫言的家庭身份成了他的紧箍咒，他的上大学梦想，就这么完结了。而这几乎是他能想到的跳出可怕乡村，改变自己人生的唯一途径。
上不了大学，莫言又开始梦想着要当一个作家。那时候，他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大学中文系学生，莫言跟他在一起劳动。起初，这位前大学生还忘不了自己曾经上过大学的经历，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动不动就引经据典。不久，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分子的酸气蒸发得彻底干涸，他变成了跟大家一样的本色农民。那个时代，低水平的农村劳动是非常艰苦的，又苦又累还常常饥肠辘辘。在劳动间隙，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泛着酸水，对食物的思念控制了所有人的灵魂。劳动空闲时，农民们的最大乐趣就是聚在一起谈论食物——各种知道不知道、真真假假的美食。他们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
有一个老头给他们讲他年轻时在青岛的饭馆里当堂倌见识过的那些名菜，什么红烧肉啦、大烧鸡啦，都是令人垂涎的美味珍馐，勾引得听众们神魂出窍，悠然向往。小社员莫言和其他农民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嘴巴，仿佛嗅到了那些美味食品的味道，仿佛看到了那些美味佳肴从天上飘飘而来。”[33]莫言在短篇小说《猫事荟萃》里写到过一只神奇的猫能给主人带来各种美味佳肴，但主人负义，恩将仇报，猫喜欢吸大烟，他装填了火药枪，把枪口塞进猫嘴巴里一扣扳机……过了好一会儿，听到那只猫说，你这烟劲儿好大！
“老右”大学生——毕业于山东师大中文系的单亦敏。他让小莫言知道当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
这故事极其有趣。我想莫言大概就是从老右派嘴里听来，经过长时间发酵之后，又重新写出来的。
对莫言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右”前大学生说的吃饺子故事。这位“前大学生”说起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书，得了成千上万稿费。他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嗞嗞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都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34]
少年时代缺衣少食、饿得嗷嗷叫着乱转去寻找食物的莫言，对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这种美妙传闻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些嗞嗞冒油的肥肉馅饺子，对一个总是饿着肚子的农村青年来说，勾魂夺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小时候听父亲讲故事时说起毛主席天天吃红烧肉时同样心驰神往——而这时我家已经有点吃有点穿了，隔三岔五父亲还从什么地方拎回来一只肥鸡或者老鸭。毛主席天天吃红烧肉本来是崇拜他的人民群众的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同样的传说，竟然从东北到海南、从上海到新疆四处流传。我上大学时，从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嘴巴里，听到几乎完全同样的红烧肉传奇。后来我与莫言聊天，他说小时候也常听到大人说到毛主席爱吃红烧肉。
因为没怎么挨过饿，我的理想比莫言要高一点，竟然妄想当一个像毛主席那样可以天天吃红烧肉的人，可见“贪图享受”的思想即便在最贫瘠的地方也可以生根发芽、葱郁生长。相比之下，莫言在饿得眼冒金星时决定长大后当一名作家好整天享受，一日三餐吃嗞嗞冒油的肥肉馅饺子，根本不算什么特别腐败的思想。这是一种本能的、形而下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冲动，必将为很多高尚的人士所鄙视。有些极聪明的人在稍微发迹之后，就会着手修改自己的苦闷历史，企图干净得像褪毛鸭子一样光荣地跻身上流社会。但莫言长期保持着朴实的心愿，他的文字也同样发自内心，准确自然流畅，带给读者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情感。朴实的人把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源自内心的冲动使他感到幸福。很多作家在还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内心都涌动过各种庸俗的想法，等他们革命胜利成功进城之后，却学会了道貌岸然说假话，把自己的尾巴夹在裆下，听起了古典音乐，唱起了高调，丧失了写作冲动。相比之下，莫言一直正视自己来自农村，根植在苦难深重的土地这个事实，并且努力地保持个人尊严，在作品中对社会不公猛烈抨击，对不幸的人物充满了深切的同情。
莫言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重新抚摸自己少年时期受到的深切创伤，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对挣扎在卑微生存条件下的农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在长篇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里，他把自由生长、慷慨激昂的想象世界，写进自己的家乡里。然而莫言自己的生存，却是乏善可陈的。在日常生活中，莫言是一个怯懦的人，生怕得罪人。他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访谈时说，在北京逢到要打出租车去稍近的地方时，他都事先准备好一包中华烟递给的哥，表示歉意。北京打出租车困难是全国闻名的，莫言生怕会受到这些人的叱责，而感到无法忍受。但是，在小说里莫言一旦回到高密东北乡的丛林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强盗好汉。他努力让自己保持诚实，既不美化故乡，也不篡改历史。这是他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创作力的基本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农村的青年来说，只有两条道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除了上大学，就是当兵。十年“文革”，大学莫言是念不成了，只好走参军的道路。当兵期间表现得好，还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虽然当作家写一本书可以实现一日三餐吃饺子的愿望，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只允许有一个作家浩然，只允许有一部作品《金光大道》，其他人在那个时候梦想当作家写作品赚大钱，事实上是不大可能了。莫言十几岁在乡村务农时期，曾参加过疏浚胶莱河的“学大寨”狂热劳动，全县动员，每个村庄都要派出壮劳力去挖泥挑担，把已经湮没几百年的运河，重新挖出来，完成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伟人谵妄。在艰苦劳动期间，十八岁的莫言产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想。他让母亲帮自己买了几本练习本和两支铅笔，见缝插针断断续续地开始写一部《胶莱河畔》。小说写一个老地主企图破坏人民群众修建水利，被革命警惕性极高的一男一女两位革命青年发现并抓获……但因为劳动辛苦，每次回到宿舍铺位倒头便睡，莫言的第一次创作，写到第三章就夭折了。他自己回忆说，要说处女作，这部《胶莱河畔》大概可算是。根据他自己的内容介绍，这部作品充满了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特有的阶级斗争气息。
现在只剩下一条独木桥：参军！虽然自古以来有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在那个时代，当兵竟然是一件乡村青年削尖脑袋争着抢着要去的美差事。一心想逃离乡村的青年农民莫言对当兵自然充满了向往，他说：“从十七岁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35]
莫言被刷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而是家庭成分不合格。家庭成分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所以，他年年报名，年年被刷，甚至可以说是年年被涮。一九七三年，十八岁的莫言好歹通过一位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亲戚的关系，“走后门”混进了当季节性临时工的“革命队伍”，曲线救亡从乡村去了县城——在填表时，莫言心虚地填上了初中毕业，但实际上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这个作假行为被他的老同学张世家揭发出来，让他好一阵羞愧。但那些初中甚至高中毕业的临时工，实际的文化水平都比莫言低很多。莫言在二〇一〇年八月出版的自传体作品《变》里提到，他念小学时，附近专门用来安置省城下放“右派”的胶河农场里，常有些高人来学校当老师，这些人都是了不得的大知识分子，得到他们的指点，虽顽劣如石猴也可能成为齐天大圣，虽懵懂如少年莫言，也可能学到真才实学。在莫言和他的乡亲们的眼中，“右派”是真正的高人，他们给莫言的小学生涯带来了冲击性的影响。莫言后来说，因为受到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加上努力自学，他虽然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的文化基础更加扎实，他学到的东西比很多高中毕业生都多。莫言还有个大爷爷是前清秀才，后来辛亥革命打破了他进入“统治阶级”的梦想，返乡后学习中医，成为高密东北乡方圆百里地最有名的中医。大爷爷写得一手好字，他曾写字让少年莫言临写，因此莫言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在莫言最新的长篇小说《蛙》里出现的女主角“姑姑”，就是这位大爷爷的小女儿——她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莫言的很多小说里，如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中，这位姑妈变成了一个可能的武林高手。莫言在短篇小说《冰雪美人》里，也间接地写到自己在乡间行医的大爷爷。
莫言的大爷爷。莫言作品《蛙》中原型“姑姑”的父亲，东北乡方圆百里最有名的中医
莫言的堂姑。《蛙》中“姑姑”的原型
因为识文断墨、加之叔叔照顾，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上了活儿最轻松的司磅员，他字写得好，又负责给厂里出黑板报，得到厂党委书记的赏识。后来，厂里甚至请他这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农民给厂里的那些名不副实的中学生上夜校语文课。
莫言也曾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里写到他上小学时曾经受惠于他们教诲的这些“右派”高人，因为得到这些不世出的下放知识分子的亲自教导和指点，再加上耳濡目染，莫言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但水平足在县棉花加工厂夜校当老师，也足以在终于混进革命队伍、在部队当兵时，他也给那些名不副实的高中毕业生战友们上过文化课。
另外，莫言虽然小学没毕业，但他的自我阅读、不断学习、持续提高的过程一直没有断。小学没毕业不等于他一直停留在小学文化水平上。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文化水平远高于很多中学毕业生，这样的事情显得十分诡异，也可以见得到当时整个社会基础教育系统遭到破坏之后，教育质量的低劣。
莫言因自己的阅读积累，受到棉花加工厂领导的赏识，在县棉花加工厂一待就是三年，而不像其他临时工那样，棉花一收完，工钱一拿到手，就回到村里去了。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二十多块钱的工资，根据村里派工的规定要上交给生产队很大一部分，剩下十五块钱巨款。
莫言在高密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照片（后排左二为莫言）
当时的十五块钱购买力惊人，在县城里，自由自在的莫言一下子就亲身体会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别。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长大的农村，跟城市完全不属于同一个地球，城乡虽然都说是社会主义，但生活和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在县城里看到了、体会到了不同生活的莫言，再也不想回到村里去了。他一定要想办法留在城市里。县棉花加工厂曾有一次传说会给一部分表现好的临时工转成正式工人，莫言为此激动得惶惶不安——他憧憬着一旦变成了城里人之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拿三十六元工资，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养儿育女过日子，连退休都可以旱涝保收拿退休金。这是当时青年农民工莫言的最高理想——过上稳定的城里人生活。
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时，有一位他后来妻子的“瓜蔓子”亲戚要给他们介绍处对象。那时莫言有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已经进城了，再跟一个农村女孩子处对象不太合适，他自己大概有更高的理想。但那人“竟恶狠狠地说”：你别不识好歹！肥猪拱门还以为是狗爪子挠的！
莫言吓得赶紧答应跟人家见面。这位乡村姑娘在结婚后对莫言说，之前，公社党委刘常委曾想把她介绍给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侄子，她嫌那人眼睛太小而没有答应。和莫言结婚后，刘常委讥讽她说：你嫌郭书记侄子眼小，现在找了个眼大的！她说：郭书记的侄子眼小无神，小管的眼小放光，不一样。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莫言有些沾沾自喜地说，看来自己的妻子还是有些眼力的。他在自传作品《变》里说：“许多年后，当我浪得虚名成了作家，刘常委逢人便说我太太有知人之明。”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莫言与夫人向观众展示诺贝尔奖奖章。莫言曾说，许多年后，（媒人）刘常委逢人便说我太太有知人之明
在棉花加工厂一晃待了三年半，那时各种政策一夕三变，所谓转正的机会也被一阵风刮走了。一九七六年莫言到了二十一岁，仍在彷徨迷惘岁月中。在乡村里，这个年纪不小了，应该娶妻生子了。如果再当不上兵，莫言只能步无数乡村青年的后尘，失败加失望地返回村里，继续着千年来祖先们一直过着的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在田间劳作却没有一天能吃饱的苦难日子。
在莫言的人生征途上，常常有些峰回路转的奇妙事件发生。这年征兵发了新的命令，允许出外劳工的应征青年就近体检，不用返回本村体检。一直因为在本村参加体检，而遭到村里的民兵连长等人横加阻挠而无法报名的莫言，突然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参军机会。
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时结识了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他回忆说那时很注意“团结他”，两个人遂为好友。这年征兵，趁村里壮劳力都去开挖胶莱河的时机，留在县棉花加工厂的莫言报了名，并且在公社参加了体检。他还特别给武装部长写了一封信，请部长的儿子帮忙送去。他回忆说自己“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36]但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后来他自己才知道，是县棉花加工厂的党委书记爱才，跟自己的战友、武装部部长认真地推荐了莫言，说小管这孩子是个人才，要帮帮他。厂党委书记的话有分量，加深了武装部部长的印象。他身体检查合格，在表格里还壮胆填了个“初中毕业”，就这样，莫言鬼使神差地得到了录取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