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博物学与人类未来

博物学的认知方式是自然的，而近现代科技的认知方式是不自然的。这是由后果论进行的分类。如果觉得此划分不公道，还可以放松一下，比如认为近现代科技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不自然的；而博物学中有些也是不自然的。可以做出此让步，因为量就是质，二分法本来就不应当坚持。

自然的认知是承认大自然的权威，人法天、人向大自然学习；不自然的认知是分割、隔离、控制自然世界，试图驯服、压榨、勒索自然世界，并制造虚拟世界，自己充当“美丽新世界”中造物主的角色。

依据博物学的传统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极为有限，绝大部分伤害在人地系统中会自然修补。而与工业文明互为推手的、依据现代科学的技术，已经进入自主驱动的螺旋式怪圈，几乎每种技术都带来一系列问题，为了驯服前一种技术，必须发展出下一种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带来新的问题，人造的技术最终伤害了人类也破坏了环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魔”与“道”已经混淆，魔即是道，道即是魔。而人在哪里？人着了魔，背负了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个体的人生极为有限，作为物种的人类还想多存续一段时间。人究竟想做什么？想做怎样的物种成员？这不是玄之又玄的与个体无关的问题。

1.6.1 重新审视现代教育的功能

我们现在的教育根本上是一种西式教育，文、理、工、医皆然，严重忽视了更可持续的东方文明。博物学文化不强调还原论的深刻和竞争，它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一切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找桥梁，博物学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过去，博物学是可持续的、久经考验的、缓慢变化的知行体系；在未来，博物学与想象中的生态文明是匹配的。即使它本身不足以支撑未来的生态文明，它也是相当重要的组分。

如果人类不想被工业化的“战车”长久绑架的话，就必须尊重这种知行方式，设法延续它。郑樵在《通志》中说：“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仲尼时已有此患。”这是妨碍博物学发扬光大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现代教育不是没用，而是太有用了，为用而用、不择手段。全面恢复博物学，在现代条件下非常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但这样一种微弱声音相当于强调保存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本能。也许，明知不可，也要为之、也要尝试。现在各国的教育体制是否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呢？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现代教育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上人的扩大竞争优势的教育，是鼓励“智力暴徒”的教育。与它配套的舆论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落后就该挨打”。在现代性条件下，为了出人头地，年轻人在学校不得不经受内容复杂形式多样的苦读，学制一再延长，体制化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已经逐渐丧失自然生存的动物本能，如果不算由言语和阴谋所展现的算计、攻击本能的话。人类如其他动物一样，在进化中已经拥有了一些生存智慧，它们与博物学有关。如果现在任凭这些生存智慧丢失，可能是不明智的。阿曼人（the Amish）儿童只接受8年教育，不读大学，也生活得很好，而且避免了许多麻烦（Hostetler, 1993）。他们并非愚昧，而是对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教会下一代与大自然如何打交道以及与同类如何相处；片面地追求高科技只能算是“小道”，阿曼人与孔门弟子一样相信小道“致远恐泥”（《论语·子张篇》）。阿曼人的教育观念并非落后，它充满了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改革人类的教育体制，可能要考虑如下原则：（1）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与功能，倡导博雅教育，智育要严格服从于德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教育应当强调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在教育中应当消除任何形式的对战争和暴力的夸耀。”（Pugwash Conference,1958.09.19）（2）大大缩短学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在校教育时间不宜超过10年。（3）多传授地方性知识，平衡传播普适性知识，少鼓吹“致毁知识”。（4）加强美育、体育，适当增加博物、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纯数学的比重。

1.6.2 博物学需要直面进化论的“罪过”

相对于上述的长远考虑，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如何看待博物学与进化论的关系？进化论是极为重要的博物学分支，但是由于种种误解某种程度上它染上了“败坏道德”的坏名声。这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如果不阐述清楚，危害还会持续。只有阐明了这些问题，新博物学才可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行。

生物演化理论一直有着博物学的背景，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时是半个博物学家，下船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出色的博物学家了。随着《物种起源》在1859年发表，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迅速传播开来，直到2010年此书发表150周年，也恰好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政客们仍然没有很好地讲清楚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人们究竟从进化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哪些启示？早就有人说最近一百多年来人类极其好斗，而且摆出许多道理来，相当程度上以为进化论负有重要责任。恶行并不十分可恶，可恶的是为恶行作铿锵的、科学的辩护。

包括鲍勒在内在一些学者也明确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除了自身的若干小缺陷外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传播过程中长期被歪曲了。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所提出的理论没有提供分子生物学的机理，也没有提供复杂的数学计算，按理说人们理解起来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越是这样的理论，反而越容易被误解。超弦理论、量子场论不太容易被误解，因为普通人根本不敢去理解，这样的理论即使被误解了危害也不大。我曾提出达尔文进化论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三非”（刘华杰，2007:162）：第一，非宗教，从科学史上看，的确是达尔文最终把上帝逐出了生命科学领域。第二，非人类中心论，达尔文的工作进一步把人“降低”到一个普通物种的层次，并使人类能够更平等地看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至少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第三，非进步，在达尔文的理论看来，进化不等于进步，“进化论”翻译成“演化论”更准确。进化是局部适应或者被动适应，进化是盲目的，进化没有终极方向。不过，后来发现，我对第一条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著名女科学家、连续内共生理论的提出者马古利斯曾提到现代进化论也许要进行一场“后现代综合”（Margulis and McMamin, 1992：编辑导言xxii），我们也注意到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本身有着后现代的意味，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有相合的一面，更有不合的一面。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各取所需，更多地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而不是后现代性的角度理解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斗争常有理”等观念以科学的名义为人们所理解并广泛运用。但是把达尔文想象为一个后现代学者要面对一个矛盾：上述的“三非”中后两条与后现代的观念是一致的，但第一条却不一致。后现代强调“返魅”，而这与非宗教是矛盾的（刘华杰，2010b:20）。2010年在上“博物学导论”课时，我突然意识到，“非宗教”三个字可能掩盖了实质内容，此表述不准确，是角色重叠造成的误解。达尔文走的是自然主义的路线，其实并非直接要反对宗教，他直接反对的是当时的教条、正统观念，而那时基督教中的一部分正好扮演着教条和正统观念的角色。就反教条、反正统、坚持自然主义路线而言，这与后现代的主张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矛盾。反过来，也可以对后现代的“返魅”做另一种解释，后现代学者也并非对各种宗教有多大好感，只是针对过分的“魅”导致人们过分看重原子、物质，忽视精神、灵性，而倡导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另类看法而已。听人类学家魏乐博的讲座并与其交谈，也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传统信仰和宗教本身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利于环境保护，只是从多元性的角度有必要恰当对待它们而已。经过这样的解释，达尔文的“三非”所指变成：非教条、非人类中心论、非进步，这与后现代思想完全吻合。顺便提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埋葬所有形式的目的论，只是抛弃了神学目的论，但对于生命过程仍然容许其他形式的目的性说明。甚至，改造后的某种自然神学仍然可以与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并行不悖。李善兰在《植物学》序言中说：“察植物之精美微妙，则可见上帝之聪明睿智。”其中的“上帝”可以换成“大自然”或者“进化”。

如果达尔文的创新思想的确有某种后现代的味道，那么他于19世纪中叶发表的理论不被误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达尔文的博物学探索得出的结论太超前了，超前一个世纪。今天，要完整、准确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作出合理的社会学、政治学解释、演绎，可能需要明确几件事：（1）达尔文进化论是博物学的未竟事业，虽然从20世纪开始它已经是整个生物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还原论的方法和数理方法大量使用，但是进化论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是博物的，不是数理的也不是还原论的。现在自然科学已经大谈分子进化、基因进化，但这无法改变宏观意义上进化理论的博物学性质。（2）作为博物学的进化论与当下主流的自然科学之间有着一定的张力，正如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有张力一样。（3）进化生物学的未来发展仍然离不开博物学的眼光。把“共生”观念深度整合到进化论当中，批判道金斯“人生而自私”的科学怪论，恰当驾驭威尔逊所开创的社会生物学，以“共生范式”取代“斗争范式”等等，博物学家或者有着博物头脑的学者，都有大量工作要做，有一阶也有二阶的，甚至有三阶的。沿着怀特、达尔文、华莱士开辟的博物学、生态学和行为生态学（ethology）道路，生命科学仍然大有作为。

1.6.3 诸多问题有待研究

就本土文化而言，中国古代的博物学确实博大精深，需要传习、总结、缓慢创新。到现在为止，中华博物文化虽饱受摧残，仍未完全死掉，它不应当在一百年内在我们的时代彻底消亡。对于全球的未来的生态文明，中国古人的智慧仍可以发挥作用。

博物学的复兴，需要在若干层面做大量具体的工作：（1）在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层面，博物学应当优先传播。（2）落实中小学新课标关于知识、情感、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新理念，在大学要多开设博物类课程。（3）以博物学的视角重写人类科技史或者人类文明史。（4）适应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倡导博物学生存，明确反对“奇技淫巧”和“速度崇拜”。

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小康社会，有希望迎接平民博物学的新时代（林丹夕，2011.01.13）。以上只是就博物、博物学的相关概念、认识特点、意义等进行了初步讨论，许多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矛盾的、错误的，博物学存在的大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的差异，不同民族在成长中的不同认知类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涉及中西博物学的比较研究，不做大量细致的案例研究不可能真正加以阐明。案例研究应当先易后难，可以先国外后国内。因为现在50岁以下的中国学者大部分对中国古代文化不熟悉，看我们自己的古文比看英文还困难。这个研究顺序并不表明中国的博物学不重要，也许恰恰相反。有了世界眼光，同时高度重视地方性知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的认知与生存智慧。

（2）旧博物学与新博物学是什么关系？博物学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今天我们倡导博物学，显然不可能简单地复活原来的博物学。但是，在博物学衰落的过程当中，展望一种或多种新博物学，本身需要胆量和智慧。中国学者研究博物学并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本身，中国知识分子要有超越精神，要争取成为世界知识分子。

（3）如何恰当地处理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当今自然科学极为强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性根基之一，任何事物与自然科学有所矛盾或者仅仅表现出某种不一致性时，它本身就处于弱势话语，常常被逼得理屈词穷。不破除科学主义的迷信，博物学问题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讨论、评价。

（4）从知识论、哲学角度充分研究博物学文化。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西方科学哲学是逻辑经验主义，这种哲学特别强调逻辑和理性，蔑视多样性。虽然后来这种哲学受到多方面的围攻，但仍然很有实力。在此情况下，知识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讨论要有更宽广的视角，要从兄弟学科中汲取营养。田松博士说“人类学是哲学的解毒剂”，至少现在看来非常有道理。这样讲并非贬低哲学，而是要促进哲学变革，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启示有助于哲学的自我完善。当一般哲学变得更加宽容时，特别是能够容忍相对主义时，博物学内在的哲学智慧才能得到充分展示。目前中西哲学，仍然处于不同范式之中，现在呈现的多样性是未充分交锋的互不相关的多样性，我们需要的是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俄罗斯哲学、欧洲哲学、英美哲学等等思想碰撞后所展现的多样性。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拥有智慧、霸占智慧。社会供养哲学家，是希望哲学家以自己的智慧照亮黑暗，哪怕只是点亮很小一点点黑暗，比如一平方厘米；不是希望哲学家玩嘴皮子而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会谈论智慧、更拥有智慧。爱智慧是动宾结构，主要是一个发现、体验的过程，而不是辩护、论证的过程。

（5）在教育领域博物学的地位如何体现？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困难的事情。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出一套制度体系，使得传统的博物学知识、本土知识在教育体制中得到体现，而不是让历史不长但影响巨大的西方近现代“正规教育”一统天下（Barnhardt and Kawagley,2005; Ryan, 2008）。如何尝试开设博物类课程，如何编写地方性知识教材，如何避免学生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等等，都需要实证研究。更具体一点，博物学与当下高考的关系如何处理？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剥夺了孩子们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6）倡导博物学如何避免弱智、蒙昧、落后就该挨打、反科学甚至不爱国等等指控？世界各国如何像军控谈判一样协商研发何类新知识？这是一些严肃的问题，是知识社会学真正要讨论的事情。各国之间只要有诚意、有合作意向，就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商。协商并非不要新知识、新技术，而是控制它们的发展速度，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人类的发明物。知识经济状态下，“知识势差”是国与国、富人与穷人、西方与非西方诸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也许此类问题的讨论暂时不会有结果，但讨论起来本身就是有益的。

不幸的是，据《联合早报》2011年11月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主任声称，美国将不得不发展网络进攻性武器，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其实，这只在找借口。可以设想，进攻性网络战的后果是极可怕的。相关的军备竞赛显然是高智力的，可是对人类社会又有何好处呢？

（7）中西博物学交流史案例研究。库克最近做了“林奈与中国植物”的有趣研究（A.Cook, 2010），刘禾教授则撰写了《鲁滨逊·克鲁索的陶壶》（Lydia H.Liu, 2003），这样的案例如果积累到100个，会大大深化我们对博物学的多方面理解。西方植物学在19世纪中叶传播到中国时与自然神学捆绑在一起的特征，在李善兰与传教士们合作翻译的《植物学》中有突出表现（刘华杰，2008）。如果说自然神学与博物学的结合在西方是普遍情况，并且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在中国，博物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结合也很牢固、持久，这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8）国家社科规划办将建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库”，最近每年都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选题。其征集通知说：“重大基础理论项目旨在资助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对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基础理论和文化研究课题，通过公开招标、国家立项方式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集体攻关，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成果。”2010年我试写了一则“博物学视野中的中华知识体系及其传承”，自认为是符合上述精神的，可惜在基层就被拿下。后来也看到了“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课题（81项）”目录，今年又蠢蠢欲动，终因不知水深几何而作罢。我并非认为本人就能主持这样的项目，提出此选题是希望引起学者的关注，国家立项，请高手领衔，多单位多学科合作，大家共同参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