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期拜占庭帝国史

如同世界上所有中古帝国一样，拜占庭帝国也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开始暴露，相互冲突交错发展，诸如皇帝专制集权和地方贵族分裂、中央政府和军区权力、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大地产和小地产（包括军役土地）、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城市和乡村等等因素互相对立，其中一些矛盾逐步发展成为难以克服的社会弊病。例如小农经济衰败和军区制的瓦解，进一步促进大贵族势力兴起，并对中央集权政治造成破坏，一批经济势力强大并在政治上权盛位高的大贵族显赫一时，他们不仅在地方称王称霸，而且积极参与皇室内讧，左右朝政。杜卡斯王朝（Ducas，1059—1081）、科穆宁王朝（Comneni，1081—1185）和安苴鲁斯王朝（Angelus，1185—1204）的相继建立均是大贵族参与宫廷政治的结果。这些问题日益严重，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使拜占庭国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一）衰落时代

拜占庭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其军事化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衰弱，这是11世纪以后拜占庭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而军区制的持续瓦解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并在政治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是明显的外在标志。自7世纪开始推行的军区制曾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使拜占庭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国力得到恢复，有力地促进了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疆域的稳定。但是，随着军区制在全国的推行，其内在的深层矛盾逐步发展，在以大地产主为核心的军事贵族悄然崛起的同时，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遭到侵害。拜占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迅速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大地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借口吞并小农土地，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迫使小农人身依附于大地主。11世纪以后，小农阶层日益沦为大地主的农奴。虽然马其顿王朝的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也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但是，却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们在发展军区的同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打击大军事贵族就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大贵族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同归于尽。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到11世纪，随着军区制的瓦解，拜占庭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军区制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经历长期动荡，并在拜占庭帝国中期推行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改革，是拜占庭统治者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但是，军区制从推行之初自身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庭统治者为了推行军区制以有效应付外敌入侵，就必须依靠和重用军事将领，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小农土地必遭侵蚀，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维护和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他们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深刻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造成拜占庭国力的衰落，也促成了拜占庭国家在外敌的连续打击下最终灭亡。

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在政治上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造成直接威胁，成为晚期拜占庭社会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许多地方大贵族参与王室内讧，有些军区大贵族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军事贵族形成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晚期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的主线。为了克服地方分裂势力，10世纪以后的拜占庭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最初在全国建立的6大军区此时被分化为25个，11世纪时，这一数字上升为38个，例如原亚美尼亚军区被分划为10个小军区。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权利重新分立，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由于军区制被破坏，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拜占庭帝国被迫大量使用雇佣兵。雇佣兵为金钱而战，极易发生哗变，他们不仅掏空了晚期拜占庭帝国的国库，而且经常反叛，肆虐各地。晚期拜占庭国家涌入大批土耳其人、诺曼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雇佣兵，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流窜抢劫，进一步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

衰落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经历了杜卡斯王朝、科穆宁王朝和安苴鲁斯王朝的统治，其中科穆宁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社会变动最为剧烈。该王朝创立者依沙克一世（Issac I，1057—1059年在位）曾经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大官僚贵族集团的改革措施，包括没收贵族产业，增加官僚贵族的纳税金额，严厉惩罚拖欠国家税收的官吏，削减官吏人数，精兵简政，减少官吏薪俸等改革措施，并对教会贵族也课以重税。这些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官僚贵族的势力，使国家收入明显增多，但也遭到贵族广泛的反对，最终被软禁推翻。依沙克一世的侄子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1081—1118年在位）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手段夺取皇位，逐步强化皇权，恢复了打击大官僚贵族的政策，对所有异己力量，包括独立于科穆宁家族的贵族均采取打击排斥措施，而对效忠皇帝的贵族加以严格控制利用，但是决不委以军权，重用皇族子弟。他还通过调整官职和贵族爵位清除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因素，因此，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几乎没有出现军、政叛乱。同时，他立法取消了教会几个世纪享有的免税权。但是，小亚细亚地区突厥人的兴起改变了东地中海的政治格局。为了对付突厥游牧民族的入侵，阿莱克修斯向教皇发出求援呼吁，希望西欧雇佣军帮助他打击入侵者，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给拜占庭帝国带来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拜占庭皇帝在塞尔柱突厥人的强劲攻势压力下，被迫向教皇求援。这一求援立即得到教皇的回应，他公开敦促西欧各国封建主和广大信徒参加圣战，帮助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反对异教徒。同年底，他再次号召发动圣战，解放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地。教皇的鼓动很快在西欧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在法国南部克莱芒市（Clermont）举行的盛大集会上，数以万计的狂热基督徒和数千封建骑士热烈响应教皇的号召，高呼口号，当即立誓出征。由于他们将十字标志缝在各自的服装和旗帜上，所以被称为“十字军战士”，他们所从事的战争也被称为十字军战争。十字军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11世纪时，经历了几百年社会变革与动荡的欧洲社会趋于安定，西欧社会经济生活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加，农业耕地等物质资源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物质资源开发的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西欧各国封建世袭领地制曾产生了一批以作战为职业的骑士，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战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频生事端，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上层封建领主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西欧各地普遍流行的农奴制剥削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迫切希望找到新的财源。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西欧农奴越来越不能忍受封建领主的压榨，他们也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西欧的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早就觊觎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希望分享东地中海国际贸易的丰厚利润，打破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区域的商业垄断权。事实上，拥有强大舰队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早在10世纪时即开始得到了对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优惠权，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仅仅建立商业据点、分享国际贸易的利润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要垄断东西方贸易。教皇的算盘是借此掌握基督教世界最高宗教权力。他的号召无疑给西欧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希望，贪婪的上层封建主希望在战争中夺取新的土地和无尽的财宝，狡诈的商人计划利用战争建立自己的商业霸权，没落的骑士们幻想在战争中一展身手，重新建立骑士的伟大事业，而深受剥削的农民则希望以此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小家园。这些出发点各异的梦想迅速汇集成征服东方的狂潮，形成了延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十字军东征的序幕于1096年春季拉开，基督徒十字军骑士抛弃了“以仁爱为本”的所谓基督精神，对穆斯林居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和十分彻底的大洗劫。在十字军征服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城市破败，农田荒芜，昔日繁荣的经济生活完全消失，当地文化遭到彻底破坏。前三次十字军战争不仅对穆斯林世界破坏严重，而且也给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往来于拜占庭领土的十字军骑士如同兵匪，使拜占庭帝国惨遭破坏，十字军历次进军经过的地区都被贪婪的西方骑士大肆抢劫，希腊与拉丁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这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始料不及的。进而导致了第四次十字军骑士攻占君士坦丁堡事件的发生。觊觎君士坦丁堡已久的第四次十字军骑士、特别是威尼斯商人以拜占庭王室内讧为借口，趁君士坦丁堡内乱，于1204年占领了这座都城。而后十字军纵兵三日，对这座被誉为“万城之城”、“众城的女王”的城市进行抢劫，高举圣战旗帜的十字军骑士和道貌岸然的随军教士抛弃伪装，展开了抢夺金银财宝的竞赛。君士坦丁堡近900年积聚的文化艺术品和古代图书手稿，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和各种金银器物都是他们洗劫的对象，教堂、大赛车竞技场、国家图书馆、公共会议厅和私人宅院均被抢劫一空。这场抢劫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抢劫之残暴、手段之凶狠、洗劫之彻底、赃物数量之多都是没有先例的。十字军抢劫财物，坐地分赃，所有的骑士都因此发了大财。他们把分得的战利品纷纷运回本国，整个西欧被这些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珍宝和艺术品装饰一新，大部分西欧教堂都得到了抢来的宗教圣物，成为它们各自的镇堂之宝。十字军除了抢夺财物外，还对拜占庭帝国土地、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分赃。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拉丁帝国、塞萨洛尼基王国（Thessaloniki Kingdom）、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亚该亚侯国（Principality of the Achaea）、安条克王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等大小封建领地，将拜占庭帝国彻底肢解。

新建立的拉丁帝国（1204—1261）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关系极为松散的西欧封建领主的联合体，它按照西欧分封制的原则改造拜占庭社会结构。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一分为二，由鲍尔温和丹德罗分别占有，各自管理。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Baldwin I，1024—1025年在位）仅控制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北部分的狭小地区，对其他独立小国仅保持名义上的宗主权。这些小国在理论上附属于皇帝，以皇帝为最高封主，但实际上完全独立。各级封建领主又结成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封建等级义务为纽带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君主和各级封建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并对附庸的土地财产和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同时，附庸要向领主宣誓效忠，承担军事、司法和其他若干义务。拉丁帝国在其57年统治期间，不仅没能统一内部，也不能完全征服外部，“帝国”的称号虽然一直存在到14世纪，但是名存实亡。

第四次十字军彻底摧毁了拜占庭统一帝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一方面，它把统一的帝国撕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在原拜占庭帝国版图内分立起各自独立的帝国、王国、公国、专制君主国、骑士领地和自由城市共和国，它们相互攻讦，矛盾错综复杂，很难重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它把西方封建制度引进拜占庭社会，瓦解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的社会基本结构，使晚期拜占庭帝国长期陷入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二）尼西亚流亡时代

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被迫流亡到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科穆宁王朝皇帝的女婿、拉斯卡利斯家族的塞奥多利（Theodore I Laskaris，1205—1221年在位）被大批逃亡贵族高官拥立为皇帝，他们先在布鲁萨（Brusa）城暂避风头，而后得到担心拉丁人势力东扩的突厥苏丹的支持，在尼西亚定居下来。由于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势力发展迅速，并公开宣布继承拜占庭帝国传统，该流亡政权被称为“尼西亚帝国”（Nicaea Empire，1204—1261）。拉斯卡利斯王朝偏居尼西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光复京城、再造帝国为己任，半个多世纪后最终实现了复辟理想。

尼西亚流亡政府建立之初即面临拉丁帝国的追剿攻击。1204年，拉丁帝国骑士出兵小亚细亚，打败过立足未稳的拜占庭军队，并占领比塞尼亚（Bithynian）地区的城镇。塞奥多利利用色雷斯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迫使拉丁帝国军队回师的机会，大力扩充实力，并于次年联合保加利亚人全歼拉丁帝国军队，俘虏鲍尔温，击毙路易斯（Lewis）伯爵，拉丁帝国受到致命打击。稳定了根据地后，拉斯卡利斯王朝逐步统一小亚细亚地区各希腊人独立政权，将分散的拜占庭人势力统一起来。而后，拉斯卡利斯王朝致力于恢复拜占庭政治制度，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按照拜占庭帝国旧制全面整顿政府各部、教会、军队和法庭。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东正教大教长职位也得到恢复，米哈伊尔·奥托利亚努斯（Michael Ottolianus）被任命为大教长。这样，尼西亚政府就成为拜占庭人反拉丁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1211年，突厥人与拜占庭人反目，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军队对拉斯卡利斯王朝发动进攻，但遭到塞奥多利的反击，苏丹被击毙。这次胜利彻底解除了尼西亚帝国的外部威胁，极大提高了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地位。从此，尼西亚帝国的疆域基本稳定，拉斯卡利斯王朝遂着手进行富国强兵的内政改革。

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各项改革中，首先全面实施旨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牧工商各业的税收，免除过去因天灾人祸拖欠的税款。为了保证边区的安定，他们有步骤地建立军区，恢复早已废弃的军区制。军区制的推行，解决了尼西亚帝国的兵源和财源问题，而社会组织军事化则保证了该帝国有效应对周边的军事入侵压力。朝廷采取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改善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条件，实行优惠政策，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为激励民众生产热情，皇帝们亲自下田耕作，建立皇帝示范农庄，并亲自经营农、牧、渔、园艺业。尼西亚的农牧业迅速恢复繁荣，农民积极投身生产，使尼西亚成为东地中海和小亚细亚地区最富裕的国家。拉斯卡利斯王朝还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坚持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原则，积极发展国内贸易，削减进口，建立关税壁垒，减少过境贸易的不利影响，终止前朝政府授予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的商业特权。政府鼓励出口，特别是对贫穷的土耳其国家的农副产品贸易十分活跃，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为了缓和由于社会贫富不均产生的矛盾，降低社会内部分裂的可能，拉斯卡利斯王朝推行社会公平化政策。一方面限制贵族和官僚的发展，另一方面赈济贫民、扶助农工。政府不仅规定贵族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而且没收了许多违法贵族官吏的地产和浮财。同时，朝廷建立了许多救济院、孤儿院、医院，分配土地帮助农民生产。皇帝们在限制大贵族的同时，毫不吝啬地将土地赏赐给中下级官员和将士，以此培植新的政治势力，削弱大贵族的力量，事实上，拉斯卡利斯王朝的社会公平化政策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化目的。

在尼西亚帝国的各项改革措施中，重建军区和恢复军区制是最重要的一项。拜占庭军区制早在12世纪时便废弃不用了，拜占庭国家实力因此大为衰落。尼西亚王朝吸取前朝的教训，在稳定了王朝统治后，立即着手恢复军区制。在重建军区的工作中，中央政府坚持伊拉克略时代的原则，实行军、政权力合一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军区中最高首脑“将军”（Strategus）由皇帝亲自任命。各级军事官员和士兵在重新占领和控制的地区按照原军事编制驻扎下来，并以皇帝的名义根据兵种和级别重新分配土地。在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地区，中央政府都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军区。军区的农兵以终身服役换取经营小块军役地产（Stratiotika Ktimata）的权利，平时携家带口耕种农田，遇有战事并从军作战。农兵除负担有限的军事劳役，如修桥补路外，还要通过经营土地满足军事方面的各种需求，例如兵器和装备、粮草和马匹都由农兵自备。中央政府还仿照10世纪安置斯拉夫移民的方法，将受到蒙古人入侵打击而大批进入尼西亚帝国的库曼人（Cumans）编成拜占庭军队，驻扎在边境地带。军区制的恢复解决了尼西亚军队的兵源问题，减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建立起边境地区的防务体系，对稳定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尼西亚帝国正是凭借重新恢复军区制不断发展实力，并最终夺回君士坦丁堡。

尼西亚帝国的经济昌盛为其文化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拉斯卡利斯王朝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使尼西亚成为13世纪东欧和东地中海新的文化中心。该王朝统治者把发展文化作为稳固新政权的措施之一。他们邀请分散在原拜占庭帝国各地的学者，特别是被拉丁骑士占领地区的希腊学者到尼西亚帝国，并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从事写作和教育。当时，流亡东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学者纷纷投靠拉斯卡利斯王朝，各类知识分子云集尼西亚皇宫，他们成为直接推动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角，在发展拜占庭文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西亚皇帝们推进文化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为文化和教育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为学者们创造良好的环境。皇帝们亲自过问国立学校的建立，下令在各城市建立公共图书馆，特别是艺术博物馆和科学技术图书馆，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古代书籍，能够购买的不惜重金加以收购，不能买到的则指派博闻强记的学者前往阅读，记录笔记或写下摘要。当时，尼西亚派出的文化“特使”遍布地中海各地。皇帝们将广泛收集到的书籍分发给各所国立图书馆，并允许读者将图书带回家去阅读，开了欧洲公共图书馆借阅制度的先河。正是拉斯卡利斯王朝倡导文化发展的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拜占庭文化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们集聚在皇宫，有的著书立说、有的担任皇家宫廷教师。著名的历史家尼西塔斯（Nicethas）被任命为宫廷史官，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东正教的宝藏》影响极大，流传后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当时社会生活和宗教活动的珍贵资料。更为知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Blemmydes）是当时最博学的作家，曾任皇帝与罗马教廷谈判的顾问，他在皇帝的支持下建立学校和修道院，培养年轻学者，并写作了大量科学和神学教材。他曾接受派遣游历各地，抢救出大量古代手稿和民间流传的图书。他的一些作品至今仍然是希腊、前南斯拉夫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晚祷词。值得一提的是，尼西亚帝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恢复古典文化的特点，当时的学者特别崇尚古典希腊文化，他们不仅在国家的支持下收集和整理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且在文学创作和教育活动中研究和使用古代作品。尼西亚帝国的文化繁荣增强了民族复兴的凝聚力，提高了拜占庭人驱逐拉丁人统治、收复拜占庭帝国首都的信心，使该王朝占据了领导复兴帝国斗争的中心地位。

拉斯卡利斯王朝领导的推翻拉丁帝国统治的斗争自拜占庭朝廷流亡时就开始了。该王朝稳固了小亚细亚根据地后，发动肃清小亚细亚拉丁骑士的攻势。1216年他们乘拉丁帝国皇帝亨利（Henry，1206—1216年在位）去世之机，企图通过联姻方式名正言顺地重回君士坦丁堡。但是，皇帝塞奥多利的不幸去世中断了拜占庭人“和平演变”的努力。约翰·瓦塔基斯皇帝（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1—1254年在位）在加强内部调整和建设的同时，频繁出击，先后攻占了爱琴海主要岛屿，如莱斯伯斯岛（Lesbos）、休斯岛（Chios）、罗得岛（Rhodes）、萨莫斯岛（Samos）和伊卡里亚岛（Icaria），几乎未遇抵抗地占领了色雷斯全境。而后，尼西亚国家推行静观其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不参与拜占庭人其他派别的争斗，在巴尔干半岛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退避三舍”，等待其他派别自相残杀、削弱力量，而后坐收渔人之利。1236年，占据伊庇鲁斯（Epirus）山区的另一支拜占庭人势力在专制君主约翰（John of Epirus）的带领下承认尼西亚帝国的宗主权，使得尼西亚军队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此后，尼西亚帝国皇帝约翰三世主动结好西征的蒙古人，利用保加利亚人势力衰落的机会，稳固尼西亚军队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这样，尼西亚拜占庭军队已经做好了夺取君士坦丁堡的一切准备。1261年，尼西亚巡逻部队意外夺取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1240—1261年在位）乘船仓皇出逃。同年，尼西亚军队司令米哈伊尔（Michael VIII，1259—1282年在位）以皇帝身份举行入城典礼，失陷半个多世纪的君士坦丁堡重新回到拜占庭人手中，拜占庭帝国似乎重新站立起来。

（三）帕列奥列格时代

1261年，拉斯卡利斯王朝末代皇帝约翰即位时年仅7岁，摄政王米哈伊尔兵权在握，斩杀了对立派贵族后，废黜小皇帝，自立为皇帝，建立新王朝。帕列奥列格（Palaeologi）王朝是拜占庭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长达192年，是拜占庭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同时也是最衰弱的王朝。因为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帝国名不副实，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军队瓦解，列强任意欺辱，外敌肆意蹂躏，周旋在强国之间，苟延残喘，只待灭亡。

帕列奥列格王朝控制下的帝国领土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塞萨洛尼基、莫利亚（Morea）、塞萨利（Thessaly）和靠近色雷斯海岸的利姆诺斯岛（Lemnos）。远在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德（Trebizond）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府。而伊庇鲁斯地区一直与中央政府对抗，始终不承认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宗主地位。在这些零散的领土之间，散布着保加利亚、突厥等外族敌对势力。作为拜占庭帝国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破败，据当时的旅行家皮罗·塔夫（Pero Tafur）记载，该城完全不像城市，到处种着庄稼，人们只能从农田和菜地空隙中看到坍塌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的废墟。在空旷的城区里，为数不多的居民衣衫褴褛、面露菜色，在痛苦的炼狱中挣扎。政治上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瓦解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昔日组织严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管理体制完全瓦解，中央各部形同虚设，人员很少，政令不出京城。分散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几个小省份大多独立，除了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地位外，和中央政府没有其他联系，既不纳税也不提供士兵。皇室成员分封土地更加剧了拜占庭国家的政治分裂，第二大城塞萨洛尼基和莫利亚地区都成为皇帝兄弟们的领地，不承担任何义务，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相互大打出手，血腥厮杀。

政治混乱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崩溃，特别是农业经济在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几乎被完全摧毁，帝国赖以生存的农业税收全部丧失，传统的以谷物和农副产品为主要商品的国内贸易完全消失。尼西亚帝国时期一度恢复的军区制再度瓦解，不仅由于外敌侵蚀，土地资源急剧减少，使国家无地用来屯田；而且由于居民逃亡，人口大量流失，使国家无人用作农兵。一度成为拜占庭帝国谷仓的富庶农业地区，如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地区大多沦陷于保加利亚和突厥人之手，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变为荒地。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小农纷纷托庇于大地主和地方贵族，成为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奴，国家因此几乎没有收入，国库空虚，靠变卖皇家财产、土地和借款度日。约翰五世以3.5万杜卡特（Ducat）金币把扼守海峡入口的泰尼多斯岛（Tenedos）卖给威尼斯人，以及以2.5万杜卡特和几条战船为代价将皇冠抵押给威尼斯人都是这个王朝留给后人的笑柄。朝廷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加重对税户的剥削，只能加剧财政危机。14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年收入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庭年收入的2.18%。拜占庭人曾经具有极大优势且获利巨大的国际贸易也因为出让商业贸易特权，几乎全被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人夺取。位于君士坦丁堡北郊的加拉大和佩拉商业特区成为热那亚和威尼斯控制拜占庭商业贸易的基地。拜占庭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迅速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金币所取代。

土地资源的减少和人口的流失直接造成兵源枯竭，军队士兵无以为继。拜占庭朝廷大量使用雇佣兵，使得拜占庭各地游荡着为金钱而战的外国雇佣兵，其中主要包括西班牙卡塔兰人（Catalans）、突厥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瓦兰吉亚人（Varangians）等，他们名为士兵，实为匪徒，在帝国城乡肆意妄为，稍有不满即大动干戈，无情洗劫当地居民。特别是当拜占庭政府无力支付或稍稍拖延支付其高额军饷时，他们的洗劫就更为彻底，抢劫的范围更大。拜占庭人雇用热那亚和威尼斯舰队的代价就是拱手让出其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全部商业利益，拜占庭海上霸权彻底丧失。

内外交困的拜占庭帝国陷入剧烈的社会动荡，其原因在于大地主贵族的兴起和农民的破产使贫富差距迅速加大，普遍的形势恶化将农民推入绝境，他们沦为大地主的农奴，处境极为悲惨，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与此同时，城市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中等的业主经受不住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降为工匠，手工业工匠和雇佣工人则沦为贫民，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流浪汉和乞丐。城乡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官吏和百姓的矛盾冲突极为剧烈，1328年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义迅速蔓延全国，引发了1341年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其中塞萨洛尼基人民运动最具代表性。起义民众洗劫贵族和大商人，杀死民怨最大的城市官员。次年，起义民众在“狂热派”领袖阿莱克修斯（Alexius）和米哈伊尔（Michael）领导下建立了“塞萨洛尼基共和国”，并多次击退皇帝军队的进攻，这次起义延续了9年之久，是拜占庭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人民起义。

对晚期拜占庭帝国损害最大的莫过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持续内战，其中主要包括“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两约翰之战”和“约翰祖孙之战”。“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是老皇帝与同名孙子之间进行的8年内战。战争的起因是皇位继承人小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III，1328—1341年在位）因争风吃醋而雇凶杀害胞弟，致使其父、当时的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IX，1294—1320年在位）悲痛过度而亡，老皇帝因此废除了小安德罗尼库斯的太子资格，另立皇帝继承人。这一事件为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VICantacuzene，1347—1354年在位）所利用，他支持后者反叛，从而揭开了内战的序幕。持续数年的内战，最终以老皇帝失败、被迫退位为结束。这场内战不仅使本来就极为衰弱的中央集权遭到彻底削弱，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内战双方都投靠或借助某个强大的外国势力，新兴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应拜占庭人的邀请参战，他们在衰败不堪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大打出手，发展各自的实力。紧接着发生的“两约翰之战”中，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仍然是主角，他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与以皇后安娜为首的贵族集团争夺摄政权。战争中，双方都积极勾结外国势力，安娜依靠保加利亚军队，约翰则雇佣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军队。后者正是依靠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支持，赢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并强迫小皇帝约翰五世（John V Palaeologos，1341—1391年在位）娶其女儿海伦娜（Hellena）为妻，他本人则以共治皇帝身份登基。1351年，已经成年的约翰五世起兵进攻其岳父约翰六世，由此揭开了内战的第二阶段。他勾结塞尔维亚人，约翰六世则依靠奥斯曼土耳其士兵。最终，约翰五世在热那亚海军帮助下，趁首都人民起义之机，推翻约翰六世的统治。此次内战使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顺利进入欧洲，并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桥头堡和军事基地，他们在此后数百年间将成为欧洲人的劲敌和拜占庭帝国的掘墓人。“约翰祖孙之战”又是一场因废长立幼而引发的皇室内战。但是，这次内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战，而是外国列强打着皇室旗号进行的瓜分拜占庭帝国利益的斗争。靠内战稳固统治的约翰五世在这场内战中依靠威尼斯人，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长孙约翰则依靠热那亚人，他们分别代表着争夺拜占庭商业特权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对于拜占庭人而言，内战没有胜利者，因为最终占据上风的威尼斯人摄取了所有贸易利益。

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内外政策使拜占庭实力进一步下降，彻底滑落到巴尔干半岛小国地位。1346年，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将亲生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1371年以后，约翰五世也投靠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心甘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1391—1425年在位）丧失了自救的信心，完全仰仗西欧国家的援助，他虽然向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等西欧国家求援，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同样，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也是在游说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等国君主中耗费了主要精力，最终空手而归。1438年，拜占庭皇帝亲自率领希腊教会代表团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希图以一纸“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换取教皇发动反土耳其人十字军。结果，援兵没有盼来，却因对教皇让步而引发东正教徒的普遍反对。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内外政策对整个形势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几乎没有施行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政府期间成功进行的改革也被废止，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挽救帝国的可能性，特别是该王朝统治者引狼入室的行为对衰弱的拜占庭帝国是最后的致命打击。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顺利发展并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掘墓人与帕列奥列格王朝推行的内外政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正是末代拜占庭统治者的短见无识造成了土耳其势力的崛起。早在13世纪时，拜占庭人完全有能力清除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尔后拜占庭帝国朝野贵族更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像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在相互牵制中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当拜占庭人养虎为患，使土耳其人势力强大后，拜占庭人又唯土耳其人马首是瞻，充当奥斯曼土耳其军事扩张的帮凶。约翰五世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在位期间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命令。他不仅于1355年与土耳其苏丹乌尔罕订立割让色雷斯地区的条约，而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人将其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亚得里亚堡的事实，继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在谈判中处处让步。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

纵观帕列奥列格王朝，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皇帝亲王，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政策忽左忽右。他们既没有将执政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也没有把外交确立为以富国强兵为基础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另外，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做了不少“不可为之事”，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反感的情绪和西欧各国内部动荡、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努力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他们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的行径只能自掘坟墓，最终走向灭亡。

尾声：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453）

拜占庭帝国的掘墓人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在13世纪小亚细亚原罗姆苏丹国衰落以后，开始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和奥斯曼王朝统治的。14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发展迅速，基本完成了对小亚细亚最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征服。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迅猛崛起，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为内在原因：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接受了伊斯兰教统治方式，重视军队建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从游牧向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教一体化专制权力和彻底的全民军事化使这个新兴的国家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为外在原因：奥斯曼土耳其人生逢其时，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当时的西亚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能够与之争锋的罗姆苏丹国已经瓦解，阿拔斯王朝也归于灭亡，拜占庭帝国贫弱无力，内外交困无暇东顾，这些使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顺利，迅速崛起。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土耳其人大举扩张。到14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海的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展的基础。1345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势力扩大到欧洲，并完成了对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占领，控制了这一地区周围各个海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了原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这广大的领土上，苏丹迫使其他民族臣服，或称臣纳贡，或送子献女以为人质和妻妾，苏丹以宗主身份对各国君主发号施令，左右各国朝政，决定君主兴废，如有不从和反叛则无情镇压。土耳其人对于具有反叛倾向的波西尼亚（Bosinia）人、瓦兰吉亚人、罗马尼亚（Romania）人和保加利亚人残酷镇压。到15世纪初，苏丹已经为最后攻占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准备。征服拜占庭帝国的事业是由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完成的，当时的形势对土耳其人极为有利，因为巴尔干半岛各国已经臣服，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希腊早已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直接统治下，塞尔维亚、波西尼亚、瓦兰吉亚和莫利亚也承认了苏丹的宗主权，缴纳贡赋、提供军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趁西欧各国君主忙于强化各自专制王权、无暇顾及东地中海的时机，发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攻势。根据著名拜占庭学家仁西曼（Steven Runciman）的分析，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专注于攻取拜占庭首都不仅仅是为灭亡不堪一击的拜占庭帝国，还有更为深远的战略目的，即在欧洲扎根，这一分析为今天的现实所证明。

穆罕默德二世以其政治家的精明和军事家的战略洞察力，通过外交活动，全面孤立拜占庭人，切断了所有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通道。同时，他组织大规模军火生产，特别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军事机械，高薪聘请匈牙利火炮制作工匠乌尔班（Urban）指导，铸造出当时世界上最重的巨型火炮，其口径达99厘米，可发射1200磅（相当于448公斤）重的石弹，是攻击君士坦丁堡高大坚固的城墙最有效的武器。他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建立鲁米利·希萨尔（Rumeli-Hisar）城堡和炮台，配置强大的火炮，它与海峡对面的阿纳多利·希萨尔（Anatolia-Hisar）城堡隔水相望，有效地封锁海峡，以阻止从海上可能对君士坦丁堡的援助。1453年4月6日，攻城战正式开始。据不同史料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攻城将士达10—20万人，其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精锐禁卫军上万人和阿纳多利亚军团万余人，各类火炮50多门，战船120艘。而守城的拜占庭将士不足万人，他们凭借陈旧的武器和“希腊火”拼死抵抗，坚持了一个多月。这场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攻防战持续了53天，于5月29日凌晨结束，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据传战死在巷战中。君士坦丁堡陷落了，这标志着拜占庭帝国这个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国家寿终正寝。

当代著名拜占庭学者在分析拜占庭帝国衰落灭亡的原因时提出过种种假说，发表了许多颇有说服力的意见，学者们从宗教束缚、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精神颓废、生产水平低下等各个方面提出根据，得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论。所有的学者都一致认为，拜占庭文化在中古时代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写道：“1453年拜占庭灭亡了，但是其精神永存。其信仰、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概念仍然发挥作用。其影响不仅在曾经是拜占庭领土的那些国家，而且在拜占庭帝国旧疆界以外的国家中仍然存在。”“拜占庭文化在东欧和西欧甚至具有更深远和强大的影响。”（注：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p.508-509.）另一位当代拜占庭学者仁西曼也不无惋惜地写道：“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保护。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注：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