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期拜占庭帝国史
中期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伊拉克略时代（Heraclius，610—711）、毁坏圣像运动时代（Iconoclasm，711—867）、“黄金时代”（867—1056）三个阶段，分别由伊拉克略王朝（610—711）、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s，717—802）、阿莫利王朝（Amorian，820—867）和马其顿王朝（867—1056）进行统治。伊拉克略一世开始推行的军区制（Themes）改革使拜占庭帝国全面军事化，解决了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多种危机。这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改革，确立了一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生存的国家组织制度，因而能够使拜占庭帝国经历大约5个世纪的稳定和强盛。在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皇帝，如伊拉克略一世、利奥和瓦西里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一度进入其“黄金时代”，达到了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顶峰。
（一）伊拉克略时代
伊拉克略王朝（610—711）统治百余年，共经6代皇帝，最杰出的皇帝是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该王朝统治时期，成功地推行了军区制改革，加快了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进程。由于拜占庭军事和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增强了帝国实力。伊拉克略王朝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力，对入侵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波斯军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彻底击败波斯军队，最终直捣波斯陪都，迫使波斯国王投降。
军区制改革是一场有关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且最终实现军区的普遍建立，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拜占庭帝国的军区称为“塞姆”，是由6世纪末拜占庭“总督区”演变而来。查士丁尼时代曾经在迦太基和拉文纳两个地区试行总督区制度，因为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且远离首都。总督区实行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统一指挥，应付紧急军务。伊拉克略首先在边防局势严峻的东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亚美尼亚（Armeniakon）和奥普西金（Opsikion）军区。而后，该王朝其他皇帝又先后建立了基维莱奥冬（Cibyrraeots）、阿纳多利亚（Anatorikon）军区和色雷斯军区。新建立的军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军区最高首脑“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则附属于军事系统；其二是军区制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与小农并存，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庭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军区制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的军事化。
拜占庭军区编制保持过去的传统，军区多由2—4个师组成。师由5—7个团组成，其下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骑兵团人数在50—100人，而步兵团人数在200—400人之间。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000人。军区所辖地区的军事和行政权合一，由“将军”总领。这样，各级军官体系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军饷则在此基础上加以确定，最初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伊拉克略王朝便采取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这一措施，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军役土地制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不论何种兵种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战时集中起来作战。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拜占庭士兵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履行兵役义务。
军区制改革暂时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因为这一制度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它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招出征，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帝国因此既获得了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又解决了财源不足的问题。军区制下的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扯皮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地方统治一元化和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特别是应对大规模入侵时，军队指挥机构能立即抽调其他部队前往增援，相对独立地指挥，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庭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军区制的推行和农兵阶层逐步形成，小农阶层也因而得到发展，这个阶层的兴衰对于拜占庭历史的演化影响深远。拜占庭国家是农民占主体、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社会，因此尽管由于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而使拜占庭工商业收入可观，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的盛衰决定拜占庭国力的强弱。6世纪后半期，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纷纷逃亡，弃耕荒地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战事最频繁的小亚细亚地区，昔日盛产谷物的田地被战祸夷为荒野。军区制为小农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军役土地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负有军役义务的小农阶层。当农兵的长子继承其父的军役义务和军事田产后，其他的儿子便补充到负有军役义务但不从军作战的自由小农中。因此农兵和自由小农并肩兴起，两者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小农阶层在军区制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不断壮大。由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庭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庭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转变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庭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抵抗阿拉伯人军事入侵的战争中，军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军区制仍然存在种种深层次问题和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们成为日后拜占庭社会危机及帝国衰落的基本因素。
伊拉克略王朝对外战争的重要胜利是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因为波斯人入侵是拜占庭帝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由于拜占庭国家推行军区制增强了军事实力，使伊拉克略皇帝得以以全部精力从事波斯战争。他首先任命两个儿子为共治皇帝，留守君士坦丁堡，并指定其亲戚尼基塔斯（Niketas）为摄政王主持朝政。尔后他在小亚细亚建立兵站，招兵买马，整军备战。622年春夏之交，伊拉克略挥军进攻两河流域源头的波斯军队，拉开了波斯战争的序幕。627年，伊拉克略在古战场尼尼微（Ninevi）附近打败波斯主力，打通了进攻波斯首都泰西封（Ctisphon）的战略要道，取得了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决定性胜利。同年底，拜占庭军队攻占了波斯国王陪都泰西封，迫使敌军将领杀死其主起义投降。根据双方订立的和约，波斯人被迫同意割让整个亚美尼亚、交换战俘、赔款，并交还从耶路撒冷抢夺的基督教圣物。波斯战争终以拜占庭军队的胜利结束，困扰拜占庭数百年的波斯入侵问题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此后，波斯国家陷入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即被新兴的阿拉伯人消灭。
伊拉克略王朝取得的另一项军事成就是抵抗住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634年，新兴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其骑兵攻占了拜占庭东部许多边防重镇。这是继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哈里发国家发动的重大扩张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阿拉伯半岛各游牧民族在争夺草场等生活资源和商业资源的冲突中，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世界。由于穆斯林将士习惯于艰苦的沙漠游牧生活，出征作战时仅带若干马匹骆驼，无需大批粮草辎重，故而行动极为迅速，凭借奇袭取得成功。他们大都精于骑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其周边以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农业民族对此十分陌生，因此阿拉伯骑兵成为无坚不摧的攻击力量。穆斯林将士在“圣战”的旗号下被许可占有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财产，因而在战斗中人人当先，个个奋勇，战斗力极强。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拜占庭帝国失地丧城，军队节节败退，领土迅速缩小。正是在阿拉伯西路军的打击下，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在北非和埃及的领土，它在埃及和北非地区数百年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655年，阿拉伯舰队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重创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切断了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只是由于倭马亚王朝（Umayyads）争权夺利的内讧才暂时中断了阿拉伯人的进攻，给了拜占庭人喘息的机会。直到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加强军队建设，调整阿拉伯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凭借新式武器“希腊火”击溃阿拉伯军队。所谓“希腊火”（Greek fire）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粘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拜占庭士兵们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借助风力烧毁敌船。拜占庭守城部队就是依靠这种新式武器消灭了678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海军，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谈，并订立30年和约，哈里发表示降服，愿意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进贡。现代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拜占庭军队在678年夏季取得的胜利，认为这是阿拉伯军事扩张势头正处于强劲时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阻遏，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计划因此最终破产。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毁坏圣像运动开始于伊苏里亚王朝（717—802），结束于阿莫利王朝（820—867）。这场运动是中期拜占庭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教、俗统治集团均深陷其中，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足以左右当时的历史发展，因此学者们以这场运动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称这一百余年为“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是毁坏圣像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这场运动的爆发与该王朝的统治有直接关系。当时，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伊拉克略王朝末期的政治危机的内乱，来自伊苏里亚的将领利奥创立新王朝后恢复稳定。统治之初，利奥为抵抗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北方强敌保加尔人（Bulgars）和侵入小亚细亚地区的阿拉伯军队，实行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战略，利用拖延战术令敌军疲惫，而后伺机出击，打垮敌人。他还全力组织君士坦丁堡城防，充分利用“希腊火”的杀伤力，多次瓦解敌军的海上攻势。同时，他命令各军区分头出击，切断敌军的补给线，使孤军深入的阿拉伯人处境日益艰难，军中瘟疫流行，被迫败退。阿拉伯军队的失败迫使奥马尔（Omar）哈里发不得不与拜占庭帝国再次订立和平协议。而后，利奥三世通过建立反阿拉伯同盟，发动反攻。对北方强敌，利奥推行和亲政策，促成了其子君士坦丁与保加尔汗国公主伊琳尼（Irene）的联姻。740年，拜占庭军队在阿克洛伊农（Acroinon）打败阿拉伯主力部队，收复失地。747—750年间，拜占庭人乘阿拉伯阿巴斯王朝（Abassids）取代倭马亚王朝的内战之机，在亚美尼亚、卡帕多利亚（Cappadocia）和阿纳多利亚军区边境地区发动反攻，将东部边界重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
外部形势的稳定，为伊苏里亚王朝开始毁坏圣像运动创造了条件。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后，立即引发首都和各地基督徒的反抗，受命执行拆除圣像的士兵被愤怒的妇女们杀死，希腊和爱琴海地区爆发了民众起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则成为反对利奥毁坏圣像政策的代表人物。这场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迅速地从教堂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利奥三世于730年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的大教长，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hasius），并制定了毁坏圣像的宗教法规，使运动获得了宗教理论上的依据。利奥之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继位后，对崇拜圣像派进行大迫害，毁坏圣像运动遂进入新时期。754年的宗教会议重新发布毁坏圣像法规，而后，掀起了新的毁坏圣像高潮，大量圣像艺术品被砸烂焚毁，教堂内的圣像壁画被石灰水覆盖，坚持崇拜圣像的人被毒打、抄家、游街、批斗、投入监狱和没收财产，甚至被处死，一些高级教职人员被流放偏远的山区和荒凉的孤岛，他们所在的修道院则被关闭，财产充公，其修士修女被强迫还俗。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修道院和修道士成为扫荡的主要对象。在小亚细亚，迫害活动达到顶峰，修道院被洗劫，修道士和修女被集中在广场上，强迫他们在服从皇帝并还俗结婚和被刺瞎眼睛并流放塞浦路斯岛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因忍受不了迫害而逃亡，仅意大利卡拉布利亚（Calabria）地区就接受了约5万希腊流亡者，有的人甚至流亡到阿拉伯国家。罗马主教乘机最终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在法兰克宫相矮子丕平（Pippin，后任国王）的支持下，建立起教皇国。
君士坦丁六世继位后，毁坏圣像运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摄政皇后伊琳尼为首的崇拜圣像派大举反攻倒算，不仅全面废除了以前历代皇帝毁坏圣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规，而且对参加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大肆迫害，运动的第一阶段遂告结束。786年，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塔拉西乌斯（Tarasios）在首都召开宗教会议，取消了毁坏圣像立法。伊琳尼则撤换支持毁坏圣像的军队将领，甚至解散了小亚细亚军区。次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和法规，公开反对毁坏圣像，并为所有因崇拜圣像而受到迫害的教士平反。伊琳尼的内外政策导致朝野上下和武装力量的反对，军事将领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发动政变。皇帝利奥五世（Leo V，813—820年在位）继位标志着毁坏圣像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利奥五世重新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皇帝颁布的法令，废除787年尼西亚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并开始新一轮对崇拜圣像派的迫害。反对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被撤职，代之以坚定的毁坏圣像派领袖塞奥多杜斯（Theodotos）。这个阶段的毁坏圣像运动比较缓和，特别是阿莫利王朝的几位皇帝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拜占庭社会长期的动荡逐渐平息，毁坏圣像运动逐渐结束。842年，皇帝塞奥佛鲁斯（Theophorus，829—842年在位）之子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继位，皇后塞奥多拉摄政。她虽然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法令，并通过宗教会议肯定崇拜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但同时实行宗教安抚政策，为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士平反，从而最终结束长达百余年的运动。
毁坏圣像运动的直接起因主要来自宗教争论，关于圣像的争论实际上直接涉及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救赎”理论，它是将晦涩难懂的教义和普通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教规之争，也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力图摆脱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罗马哲学、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神学体系的结果。基督教神学一方面以一神论取代多神论，以确立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进而奠定以上帝为最高目的的世界体系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三位一体的基本信条克服犹太教绝对一神论的影响，用基督这一人、神同形同性同格的形象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从而形成了救赎论的神学基础。这一争论对于普通信徒而言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却直接涉及数百年来形成的基督教传统和宗教仪式，使得广大信徒在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中无所适从，公众精神活动因此陷入混乱，社会也因此陷于分裂。从政治层面分析，毁坏圣像运动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皇帝们以宗教争论为契机，力图推行一场旨在抑制教权膨胀的社会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遏制教会和修道院政治势力的发展作为其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力图恢复皇权对教权的控制，重新确立对皇帝的崇拜，特别是在教会势力迅速发展、直接威胁皇权对全社会统治以及外敌入侵、亟待统一全国力量的时期，这场运动就成为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可以说，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之间政治较量的结果。事实上，在教、俗权力政治较量的背后还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冲突。毁坏圣像运动开始前，教会通过多种渠道，拥有庞大的地产，教会控制的庄园遍布帝国各地，而教会享有的免税权直接导致国家税户的减少。教会收入的快速增加是与国家收入减少成正比的，这就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担忧，进而招致世俗君主的不满，特别是在国库入不敷出、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就显得更加强烈。教会的富有对世俗君主有极大的诱惑力，后者千方百计征用教产，但遭到教会的反对。另外，教会吸引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也加剧了国家控制下的劳动力的减少，加剧了拜占庭人力资源短缺的困难。显然，8世纪上半叶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是多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结果，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较量。
这场旷日持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历史发展影响极大。首先，毁坏圣像运动直接削弱了教会急剧发展的实力，皇权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场自上而下的斗争使教会元气大伤，势力迅速下降，此后很难再与皇权对抗。843年的法令确定了崇拜圣像的教义，同时再次明确皇权对教会的控制，使教会一度出现的摆脱皇权控制的趋势被遏止。在拜占庭历史上，东正教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力，其重要原因是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势力的致命打击，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的远期影响。其次，这场运动清除了政治分裂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在整个运动中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大部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部，他们凭借军事权力夺取皇权后，必然与以官僚为主体的西部贵族势力发生冲突。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军事贵族集团利用毁坏圣像运动打击西部势力，对希腊和爱琴海军区的贵族进行残酷镇压。毁坏圣像运动实质上是拜占庭皇帝努力恢复皇权至高地位，在拜占庭教、俗各界重新确立“皇帝崇拜”的举措。同时，毁坏圣像运动以明确的立法和政策支持东部军区毁坏圣像的主张，稳固了军心，安抚了东部将士，进而鼓舞了东部各军区的士气。再者，毁坏圣像运动遏止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阻止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在毁坏圣像运动中，皇帝们强行收回了许多地产和教会的免税特权，甚至大幅度提高对教会的税收，进而有效地实现了皇帝们从经济上打击教会的目的，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税户，进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毁坏圣像运动在拜占庭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兴起了世俗艺术的热潮，在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出现了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物景为主的世俗绘画，其中不乏对重大战役、皇家生活、围猎和公众活动，以及赛车竞技等场面的描绘。事实上，正是由于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文化的打击，才遏止了5世纪以后教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此后，拜占庭教俗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共同发展，形成了拜占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阿莫利王朝统治时期，继续推行军区制改革的政策，建立新军区，引进新移民，并凭借不断增强的国力加强边防建设，抵抗外敌侵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农村生活安定繁荣。根据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普遍使用的《农业法》（Farmer‘s Law），我们了解到拜占庭农村生活是以村庄为基本单位。村庄内以农民住区为中心分布着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前者包括各种生活设施，后者包括多种生产设施，还有羊栏、马厩等家畜区和公共用地。村庄是纳税的基本单位，同在一个村庄的农民们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同时拥有使用弃耕农田的优先权。国家通过立法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完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在一定的税收年度期间，政府测定的地方纳税额度是固定的，因此解决弃耕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耕用荒地。这就是拜占庭农村特有的税收“连保制”。农民以“份地”的形式耕作农田，农民份地之间以“沟渠”为界。公共土地则为村民共有，分散在村庄周围，用于放牧和砍伐生活用材。政府每3年进行一次农村土地清查登记，以确定税收额度。在此期间，村民对变更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中似乎不存在不劳而获的地主和控制依附农民的领主，这种情况显然与同期西欧农村中普遍发展的庄园制和领主制有极大区别。《农业法》在拜占庭农村中被广泛应用，这说明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在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比较发达，成为拜占庭帝国强盛的基础。
（三）“黄金时代”
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主要指马其顿王朝（867—1056）统治时期。马其顿王朝是由马其顿地区农民之子瓦西里一世（Basil I，867—886年在位）创立的，他出身行伍，凭借军队势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拜占庭帝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被后人视为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拜占庭帝国政治稳定，中央集权强盛。在早期和中期拜占庭历史上，包括马其顿王朝在内的8个王朝都是由军人建立的，其中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有4个。可见宫廷政变仍然是拜占庭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而军队在宫廷政变中的作用依旧十分强大。军事将领在政变后成为皇帝的传统始于古代罗马帝国，特别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充斥了军阀割据、自立为帝的现象，这对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影响。而开始于7世纪的军区制改革是以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权利为特征的，这项改革有利于拜占庭国家地方组织军事化，进而使军人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一经建立，血亲继承就成为基本的继承原则，王室血缘也是所有觊觎皇帝宝座的人必须具有的天赋条件。这一点成为朝野共同接受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减少了保持拜占庭中央集权制稳定的成本，换言之，它排除掉许多有能力争夺皇权的野心家，也降低了对最高权力争夺的风险。拜占庭王朝统治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皇权血亲继承的必要性。在血亲继承的总原则下，父死子继、长子继承、兄终弟及、父死女继、姊妹相继等形式同时并存，以此弥补拜占庭基督教婚姻法造成的不足。
皇位继承制度是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制度，这一制度经过数百年实践，保证了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制政权相对稳固，也是拜占庭国家处于鼎盛时期的标志之一。马其顿王朝时期这一传统趋于成熟。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强化中央集权，限制和打击大贵族，镇压反叛势力，削弱分裂势力。为扩大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瓦西里二世颁布立法，保护农兵和小农。为了使小农摆脱困境，他不顾大贵族的反对，强制推行税收改革，大幅度提高贵族纳税额度，为无力纳税的小农减免税收劳役，使拜占庭国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加强，也为他进行对外军事征服与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其顿王朝的国内政策是以强化皇权为特点的，因此，历任皇帝都十分注意通过立法加强中央集权。瓦西里一世即位后即编纂大型法典，对查士丁尼一世以来颁布的所有帝国法律进行重编，颁布了40卷的《法律草稿》，其中包括《民法大全》所有的基本概念和刑法的详细目次。他还颁布了60卷本的《法律详解》和40卷本的《法律介绍》，具体规定了皇帝、大教长、各级教俗官员的权力和职责，清楚地阐明了拜占庭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结构。瓦西里一世法典对马其顿王朝后代君主影响极大，并被翻译为斯拉夫民族多种语言，在东欧地区广泛传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颁布了多部法典，其中60卷《皇帝法律》是最重要的一部，它以《法律草稿》为蓝本，重点解决当时拜占庭社会面临的问题。尼基弗鲁斯二世时期的《市长立法》则是君士坦丁堡社会生活立法书，它详细规定了首都各阶层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工商业各行各业的行会规则。上述立法活动为建立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范。仅以马其顿王朝颁布的有关小农的法律为例，可以看到立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为了削弱日益发展的大土地势力，保护小农及农兵利益，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采取措施限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保证小农使用土地的优先权，规定小农及其所在村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要求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另一方面，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996年为此再次颁布法令。当然，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主义，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
马其顿王朝强化中央集权、保持内政统治稳固的同时，大力开展强势外交和军事扩张，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当东、西方教会为争夺最高宗教权力发生冲突时，皇帝任命对拉丁教会态度强硬的弗条斯（Photios）进宫担任皇太子的教师，并担任大教长。1054年，两大基督教会因争夺对南意大利教区的管辖权再起争端，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成为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鼎盛时期的拜占庭军队还彻底击溃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使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一蹶不振。马其顿王朝统治之初，拜占庭人便对保加利亚王国发动了积极的文化与宗教攻势，并取得巨大进展。当时，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社会文化发展极为落后，尚未形成本民族文字，他们在与拜占庭人的接触中，逐步开化，感受到先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优越性，因而迫切希望引进外来文化，弥补社会精神生活的不足，以适应建立大国和强权的需要。最先接受拜占庭教士传教的是摩拉维亚（Moravia）大公国，而后保加利亚王国也走上了同一道路。862年，著名学者教士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及其兄美德多斯（Methodius）受任前往两国传教，使用拜占庭希腊语作为斯拉夫方言拼音文字的基础，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文字，称为“希利尔（Cyril）文字”。这种语言日后便成为所有其他斯拉夫文字发展的基础。他们及其弟子还从事《新约》等宗教经典和古典文史哲著作的翻译，帮助斯拉夫各民族迅速进入文明化进程。大力支持拜占庭传教士工作的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Boris I）也被后人尊为保加利亚文化的奠基人。
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国家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较量。长期以来，继承罗马帝国传统的拜占庭帝国千方百计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历代拜占庭君主都视巴尔干半岛为其传统疆域，而将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当作自己的臣民。而保加利亚人则在发展中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力图摆脱甚至取代拜占庭人的控制，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双方的战争伴随着保加利亚人的崛起越来越频繁，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保加利亚沙皇西蒙（Symon）就曾打败过拜占庭军队，兵抵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城防坚固难于攻克，西蒙才同意订立合约，结束战争。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军队不顾四面作战的困境，重点打击保加利亚人。重新崛起的保加利亚王国史称“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在沙木埃尔（Samuel）统治时期进入最强盛阶段。其军队一度实际控制巴尔干半岛三分之二地区，并占领了通往意大利的沿海地区，直接威胁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瓦西里二世亲临前线，坐镇塞萨洛尼基，整顿防线，制定反击战略，并大败沙木埃尔。鉴于保加利亚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经常倒戈的现实，他放弃了“以夷治夷”的政策，残酷迫害战俘，以酷刑使所有被俘的保加利亚人致残。1014年夏，双方在瓦拉西察山谷地区决战，拜占庭军队大获全胜，保加利亚军队主力全部被歼灭，瓦西里二世还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俘虏处以瞽目的酷刑，全部致残，放回保加利亚。沙木埃尔痛心不已，脑血管崩裂，不治身亡。拜占庭军队乘胜追击，挥军横扫罗得比（Rhodope）山脉以西山区，彻底捣毁保加利亚残余力量的根据地，收复全部失地。1018年，保加利亚末代国王再度起兵，在底拉西乌姆（Dyrrachium）战役中阵亡，拜占庭人遂彻底征服保加利亚全境，建立起新军区。
马其顿王朝除了彻底解决保加利亚人入侵的问题外，还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罗斯人（Rus）、帕臣涅格人（Pechenegs）等外族。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就开始从北非和西亚两个方面对拜占庭人发动进攻。阿拉伯海军一度占领西西里岛，侵入南意大利沿海地区，这个地区当时是拜占庭帝国属地。只是由于1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解体，诸多小王朝相互战争，才缓解了拜占庭帝国东线边境和西部海岛的压力。马其顿王朝统治中期，拜占庭军队发动全面反击，从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920—944年在位）到瓦西里二世时期，拜占庭军队大体上收复了亚洲的失地，著名军事将领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Kourkougas）在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续击败阿拉伯军队，将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东岸和耶路撒冷附近。在海上，拜占庭军队也发起强大反攻，收复了东地中海的主要岛屿和西里西亚及西亚（Cilicia）沿海广大区域，特别是塞浦路斯岛的收回对拜占庭人重新建立东地中海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征服叙利亚阿拉伯人后订立的和约中，阿拉伯人被迫归还拜占庭帝国领土，同意进入阿拉伯国家的拜占庭商队正常经商，保证修复和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基督教教堂，并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政策。法提玛王朝（Fatimids）也因此极为注意和拜占庭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两国基本上维持长期和平局面。拜占庭军队击溃阿拉伯军队取得的胜利改变了西亚的政治格局，对其他外部民族政权产生强烈震撼。正是在这一时期，拜占庭人与罗斯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了解决双方时战时和、关系发展不稳定的问题，马其顿王朝皇帝加强宗教与文化攻势，推进罗斯大公奥尔加（Olga）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促使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全体罗斯人受洗信仰基督教。这就保证了双方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友好关系。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得到强化。当时，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地包括西西里和伊奥尼亚海（Ionian Sea）诸岛，以及巴里（Bari）、拉文纳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南部和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由于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岛，并经常袭击拜占庭人控制的南意大利城市，拜占庭人遂联合意大利各地势力，联合抵抗阿拉伯海军的扩张。瓦西里一世时期甚至承认新兴的威尼斯人建立独立的圣马可（St.Mark）共和国，并与之进行对等的贸易，企图利用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打击阿拉伯人。同时，瓦西里一世积极推进与路易二世结盟，以共同对付日益猖獗的阿拉伯海上袭击。“神圣罗马帝国”（962—1474）建立后，德意志皇帝积极发展其在意大利的势力，与拜占庭帝国在当地的利益发生冲突，奥托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属地发动进攻，彻底破坏了拜占庭人联合西方力量抗击阿拉伯海军入侵的计划。为此，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吉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采取政治联姻措施，主动和亲，将拜占庭公主塞奥发诺（Theophano）嫁给奥托之子奥托二世。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和朗苟巴底亚（Longobardia）两个军区被合并为意大利军区，其统治范围包括亚平宁（Appennino）半岛东、南沿海部分城市和西西里墨西拿（Messina）地区。直到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借助威尼斯舰队的海军力量阻止了阿拉伯人的海上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