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中利益观的发展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总和。按存续时间分类，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利益。按重要程度划分，有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主要利益和一般利益。按利益的内容分类，有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或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或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利益。
国家利益存在于该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利益观是一国对本国利益的认知、判断和把握，包括国家利益的界定、先后次序安排及相应的战略部署。它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千变万化，国家利益始终处在动态形成与调整中，国家利益具体内容的轻重次序也因时而异。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一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性质、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变动，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也会不断提升，国家利益观也不断得以调整、充实与完善。六十年来，中国外交遵循我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内外发展趋势，跟踪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国家利益观内涵日益清晰，外延日益完整，中国外交日益自觉与理性。
一、主权利益观日趋理性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在中国利益观结构图谱中，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始终居于首位。但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后世界发展进步，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外部威胁明显下降，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我国国家战略中的紧迫性逐步下降。
（一）改革开放前30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居于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工作的首要位置。
建国前夕，毛泽东阐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共同纲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60年来，中国始终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至上。
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国家利益，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美苏对抗逐步升级，核军备竞赛阴云遮天蔽日，国际战略环境异常严峻和复杂。美国为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推行对华敌视政策，在远东地区大肆拼凑反华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与遏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均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都与美对华敌视和遏制战略有关联。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与台湾蒋介石政权加紧勾结，大力支持台湾对大陆实施武装侵扰，还经常派出美军飞机入侵我国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仅1951年至1953年间，美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就达3万余架次。这些情况都对新中国的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构成严峻挑战。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与军事压力，国际战略环境空前恶化。一方面，美继续推行对华敌视政策，对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国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并未减弱。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分裂公开化并涉及国家关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公开进行军事挑衅，导致两国局部冲突时有发生，珍宝岛事件曾一度震惊世界。加之“大跃进”引发三年经济困难，也使外部反华与敌对势力认为有机可乘。在美国怂恿与庇护下，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反共复国”，不断派遣武装人员，出动空军部队，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台海局势日趋紧张。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和周边不少国家长期实行殖民统治，遗留下包括领土争端等很多疑难问题。中国同时面临美苏的战略与军事压力，使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尤其印度趁60年代初中国内外形势严峻，公开挑战中国领土完整，一手挑起大规模边境冲突。总之，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国家利益，乃是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决定，具有客观必要性。
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利益，必然要求把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置于国家战略与对外工作的首位。
首先，坚决反击任何侵扰中国领土完整的敌对行动。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粗暴地进行武装干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畔，同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长期遭受战乱，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国高层领导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支援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审慎分析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美军侵扰行为给予有力打击，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60年代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我军被迫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边境反侵略战争。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突出军事斗争与国际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紧密配合。毛泽东曾称“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为我军积累了在相对和平时期打赢局部战争的新经验。同时，为回击1958年夏秋中东事件后美蒋公开军事挑衅，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宣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炮击金门沉重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的图谋，在促进祖国统一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
其次，大力强化国防建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特别是美苏两国核军备竞赛逐步升级、对华核讹诈和军事技术封锁，迫使新中国在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勒紧腰带”地加强现代国防建设，“准备打仗”成为国家战略首要指导原则。在“备战”口号鼓舞下，新中国得以在最短时间内组建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果断地启动核武器和导弹研发，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极大地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但一切着眼“准备打仗”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最后，理性对待和谈判解决边界领土争端。中国边界长达四万多公里，与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其中部分边界从未划定，部分虽然划定，却存在分歧。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存在的重要历史遗留边界问题，新中国为“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坚持“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原则，确立了“依据历史、照顾现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的基本政策。在与印度谈判解决两国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被写入中印双边协议。从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渐成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准则。经过努力，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大部分边界成为友好边界。
（二）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的威胁有所变化，紧迫性相对下降。
中美关系正常化及此后苏联解体，国际形势逐步缓和，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明显改善。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果断地做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上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要有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对于这些性质不同的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一是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顺利完成香港、澳门回归。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撒切尔夫人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邓小平对此明确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确保了1984年和1987年先后顺利与英、葡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划定了香港和澳门回归路线图，并对冷战后英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精神的作法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顺利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
二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效遏制“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图谋。“六·四”风波后，美等西方国家对华全面制裁。冷战结束后，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力度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抛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图谋借力美对华遏制战略，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领域全面“去中国化”，不断冲撞大陆对台政策底线。在此情况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文攻武备”，在外交领域挫败李登辉和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等“务实外交”活动，同时大力发展“撒手锏”和加快国防现代化，努力做好武力“反独”的作战准备，挫败了“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势头。马英九上台后，岛内政治社会出现积极变化，大陆果断调整政策，大力推动两岸三通直航和经济、文化与人员交流，开辟了两岸关系新局面。
三是积极推动领土争端问题解决。这期间，通过中俄两国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了黑瞎子岛划界问题。认真谈判中印领土争端。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等问题，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既维护了我主权与领土完整，也促进了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随着80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挑战大大缓解，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大大增强。这时期，中国政府仍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利益，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已不像前30年那样具有现实紧迫性，这为国家战略重心果断转向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意识形态观念趋于弱化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性思想观念，代表某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个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世间不存在政治真空。在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体现着国家政治利益，对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具有巨大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30年，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度成为外交利益观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外工作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对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新政府根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逐步清除西方列强在中国所攫取和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割断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在中国外交史上揭开了独立自主的崭新一页。
战后世界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美苏冷战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美等西方大国视社会主义中国为政治异端，推行对华敌视政策。中国是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大国，但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振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因而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威胁，为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只能而且必须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5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为与美国争霸，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在外交、军事合作等问题上全面控制中国。尤其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党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中方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特别是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并且公开批评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法，均为苏联所不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全面破裂，“一边倒”外交从此结束。
进入60年代后，根据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两条线”外交政策，既反美又反苏。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提出“三斗一多”方针，即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外交”特征。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要“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在这次全会上认为：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
70年代初期，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机遇，实行联美抗苏新战略。他认同“同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的分析，提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要两面对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以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和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导致该时期中国对外援助远远超出中国的承受能力，做了很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在某些领域，国内经济工作相当大部分是围绕对外援助而不是改善本国人民生活而展开的。
（二）改革开放后30年，意识形态考虑逐渐淡化，不再成为影响对外工作的主要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邓小平果断抛弃冷战思维，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否定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提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他坦诚告诉来访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文件从此不再提类似“打倒帝、修、反”这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过去使用的那些革命的、给人以好战形象的词汇逐渐被温和、务实、不事张扬的语言所代替。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未提世界革命，明确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到80年代末，邓小平明确地提出要超越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表示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 “左中右、上中下、大中小或三教九流都可来往”。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外交逐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全方位外交”。苏联解体后，中共党内曾讨论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教训、避免“和平演变”，有人主张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再同苏联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但这种观点和主张未被采纳。但邓小平坚持，无论苏联内部发生什么变化，都要稳定中苏关系，不在意识形态上搞公开争论；并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他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贯彻邓小平的思想，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西方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际局势和世界潮流做出新的科学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十六大报告强调“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将以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称“发达国家”，放弃以往单纯以社会制度划线的外交称谓。
三、经济利益观念趋于强化
（一）前30年，经济利益在中国利益观中处次要地位。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国家核心利益，国家战略和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国家经济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国家领导人明确主张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慢一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可以缓一下，要“勒紧裤带”和“准备过上几年紧日子”。
同时，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倡议建立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大量提供对外援助，其规模和数量超出中国自身承受能力，有时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援助范围不仅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国家。援助形式主要是提供无息贷款或无偿援助，政治利益诉求至上，很少或者不讲经济收益。1962年周恩来明确指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70年代后，中国又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国际主义义务和对外政策重要内容，由此承担了巨大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一度超越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1971—1978年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有66个。对仅有2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中国的援助总数接近9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中国承担援建的坦赞铁路连西方大国都望而却步。1971—1975年，对外援助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5.88%,1973年高达6.92%。仅援助越南物资金额最高每年就超过30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援外支出，与当时中国的国力是不相适应的。
（二）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结构图谱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发展全方位外交以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外交首要目标。
“文革”十年浩劫使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利益，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分表达出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
随着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根本利益和工作中心，对外工作重点由延迟战争爆发、支持世界革命转向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时，将政治上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努力扩展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和技术来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以经济关系作为相互关系的基础。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199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规模上升到世界第七位，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人民币提高到1997年的2090.13元人民币，实践是理论之源。国家战略和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促使学术界反思和研究国家利益问题，《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等论著问世，为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理性与自觉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与此相联系，对外援助开始从单方面赠予转向促进合作与双赢。从1978年起，中国政府提出，援外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采取“有出有进、有给有取、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1983年又宣布“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援助更强调“互利合作”，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通过合资、合营、联营等方式，推动中国与受援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进入新世纪，拓展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成为经济发展新课题和外交新任务。2000年，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胡锦涛主席强调：“我国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要坚决贯彻‘走出去’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为配合和支持中国企业开发海外市场和资源，中国驻全世界的230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将其外交资源组建成完整的服务网络，联合或单独向中国公司提供驻在国有关政策、合作伙伴、劳动力资源、安全形势等各方面的信息帮助。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在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就此强调：“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发展利益。”
四、综合利益观日趋完备
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各国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和国家利益边界外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地观察形势，与时俱进地反思与调整思想观念，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与把握日益全面与深化，维护国家利益日趋理性与自觉。综合利益观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建立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当代中国综合国家利益观日趋完备，首先表现在认识和把握国家利益更加全面系统。继续关注和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等安全利益，又重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既关注和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全力促进和维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涉及国家长远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又不忽视维护文化等一般和次要利益。兼顾现实与长远利益、现实民生问题与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坚持在确保经济与社会稳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现代化。注重研究和把握各类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与辩证相互作用，讲究合理配置资源。所有这些，都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要求。
当代中国国家利益观日趋完备，还表现在能够理性把握本国利益与他国及国际利益、实现本国发展与兼顾他国和整个人类发展进步的平衡，从比较注重自身发展转向谋求共同发展。提出和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自觉地谋求通过合作来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党的十六大报告鲜明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首次把“促进共同发展”提到与“维护世界和平”相同的高度，并首次将两者一起确定为中国外交政策宗旨的基本内容，反映出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对当代中国科学利益观的集中阐述，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展开，是推进建立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引下，中国外交大力推进APEC、10+3、10+1、上合组织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取得重大成就。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国际多边合作与机制建设，博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曾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与多数国家竞相贬值、以邻为壑的作法形成鲜明对照，充分体现出中国的负责任和建设性大国形象。进入新世纪，随着本国外汇储备日益增多，出口贸易强劲，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中国政府认真听取国际社会意见，适时启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既维护了本国经济健康稳定，也促进了中外经济关系的平衡发展。
当代中国国家利益观日趋完备，还表现在日益自觉地为促进世界发展进步负责任、做贡献。一是不断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共同发展”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指导思想。2005年9月，胡锦涛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提出中国政府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五项新措施，决定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将“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发布对非援助“八项政策措施”。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方式多样，既有传统的援助方式，又有减免关税等贸易优惠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既有政府援助，也有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派遣青年志愿者等民间援助。
二是扩大参与国际维和与救援。中国外派维和部队或人员的规模和数量逐步加大，由原来有选择性外派维和部队，逐步发展到全面地参与联合国所有维和行动。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2005年南亚大地震、2006年印度尼西亚地震等发生后，中国都迅速派出国际救援队，奔赴灾区抢险救灾。中国政府积极负责地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促进世界安全与发展中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当代中国国家利益观日趋完备，还表现在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更趋理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主张。在现存国际体系问题上，报告没有出现以往反复强调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等等。“更加公正合理”、“完善”等用语隐含着承认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现存国际体系，促进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离不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不谋求将现存国际体系推倒重建，而是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使之发展与完善。
小结
回顾中国外交60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国家利益观也经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从简单到复杂并且日益自觉、理性与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导中国自身发展与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展望未来，世界发展总体上不脱文明进步轨道、但仍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仍面临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挑战，周边海域和陆地边界争端与纠纷亟待解决，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压力巨大，政治与社会全面转型问题很多。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任重而道远，需要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具备全球视野与战略眼光，综合辩证地观察和把握中国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在确保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倾全力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必需的外部环境与资源，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扩大参与国际制度创新实践。未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未来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中国要以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在促进世界发展与进步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