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影响因子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正在成为各国专家广泛分析的样本，成为一些国家效法的样本，成为当代世界占据重要位置和传承延续的某种“传统”。然而，在笔者看来，建立和实施已60年的中国外交，具有诸多独特的基因和生存条件，仍处于不断变革和转型的阶段。中国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促成这些进步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和极其纷繁复杂的，很难归因于单一的制度、文化和领导者。人们更无法只是凭借官方的宣言和党的文件以及外交部门自身的文本和说法（经常是一些过于笼统的外交辞令或过于谦虚的自我评判），来判别中国外交的成分构造、实施动因、未来取向，去评说不同时期的指导原则、精英方略、特殊结构的长短优劣。
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由此而生：在众人瞩目、进步显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画面里，到底有哪些主要推动因素和限定（约束）因素？其中，哪些属于内生的、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哪些可视作外来的、异域的东西？这中间，除开公认的领导人的方略外，还有哪些是社会、公众、学界的推动，哪些算是遗传性的、给定的“基因”？哪些因素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已具备，哪些是与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一同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哪些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内容？哪些带有纯粹器物层面的特点、因而会随着技术和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自然改变，哪些属于真正的制度变革、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层路线方针的差异？哪些主要来源于“大政方针”，哪些可视为外交部门自己的创新？哪些是“核心外交圈”的贡献，哪些是大外交或其他外事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工作？另外，像国内各方面一样，中国外交存在什么不足之处，改善的努力从哪些方向着眼，从全球背景看为什么需要这种变革？
笔者的主要目的是扼要探讨影响当代中国外交实施、推进与提升的主要因子，而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归纳理论上和实际中存在的所有方面。本文的研究路径和大体方法是：首先，寻找和辨识经验中能够感受的现象、事件和评说，将它们分别纳入若干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类型。其次，尽量客观地界定这些因素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的作用（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取舍的标准仅仅在于它们能产生相当影响），努力避免用“好”与“坏”、“对”与“错”的尺度。再次，笔者身为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看待问题当然与其他学科同仁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在应用本学科工具箱的时候，笔者尽量避免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或其他的框架限制自己的眼界，避免把外交看成是简单的“对外事务”或者是“国际片的事情”。最后一点，也是笔者看重的是，本文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之源泉及构成的讨论，主要不是为了赞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着眼于对现有缺陷和问题的权衡。
二、文献的检视
就笔者所见，既有的研究文献里，尽管有一些有趣的、富有新意的分析，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看法与研究框架，然而总体而言对中国外交影响因子的讨论是不充分的。
北京大学叶自成的著作
是国内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领袖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方略的比照熟练而精准，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参照系。不过，该著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在对外领域的体现，这一观点限定了他的研究视野。众所周知，现实里中国外交思想的构成及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多样，对新形势、新特点的研究更加迫切。
外交学院谢益显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是中国外交部所属的这一外交研究和教学单位前些年组织编写的教材，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这本教材的最大特点是从编年史角度展示了中国外交之成长进步和遭遇挑战的官方口径，细致讨论了不同阶段中国外交主题形成的内外背景和动因，它的叙事框架成为中国类似教材的典范。但是，如同所有领域的官方教材一样，书中对于取得的成绩褒扬有加，而对失误和问题谈得很少。而且，与叶著类似，外交学院的这本集体作品成书时间较早，读者从中既不能看出不同作者的个性，也无法获得对中国外交及其思想新进展的结论。
与上面两本作品相比，曾任外交学院外交系主任、多次参加教科书编写的张历历则拿出了中国外交学界最新的一本教材——《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作者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不同时期及其特征，尤其对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及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格局的布局和地位做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作为一本个人专著，行文中对史实和人物的评判似乎更放得开。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笔者觉得张著与叶著、谢著有一个共同的缺失，即忽略了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于中国新外交的塑造过程，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因素的主导力上。
秦亚青领导的外交学院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研究项目“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对促成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及其特色、中国外交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系、中国外交里“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其特点之一是应用当代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外交与国际体系的积极互动做了解析，给予“进程”、“进步”、“变革”、“演化”等范畴高度重视。不过，除开对北京市的国际化进程的个案的专章讨论，整本书似乎缺乏对于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外交”依然局限在传统的国家命题内。
复旦大学的陈志敏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苏长和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所谓“非中央外交”和地方国际化问题有比较深入观察的两位学者。他们各自的著述分别对次国家政府（如地方当局）在国家对外事务上的作用和地方财政及对外贸易的独特角色（以至于它们对地方外事和国家外交的潜在影响）做了带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前者重点是国际比较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日益扩大的外事自主性及其意义，后者侧重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扩大对于地方政府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现实及潜在作用。给定中国地方性的深厚传统与复杂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非中央外交”对于中国外交决策进程的深刻冲击效应，两位学者的工作理应有更多的跟进与更大的拓展。
郝雨凡、林甦主编的《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一书与本文的目标最为接近。作为一部专著，这本由国内外多个华人学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开创了不少研究领域和课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例如，它探讨了如下题目：（1）未来的精英阶层（如大学生和在高校进修的中基层官员）对于美国的观感及这种感受对于中国的对美外交的潜在制约；（2）公众情绪和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决策之间可能的联系；（3）互联网的兴起对于外交部政策制定的影响；（4）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外交决策的冲击；（5）知识分子和智库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及后果；（6）工商界作为特定的“压力集团”对于中美关系的实际影响；（7）次国家政府在外交中的位置；（8）非政府组织崛起的潜在效应。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领域都带有探索性质。笔者的看法是，假使课题组吸纳更多在中国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书中资料的一手性将会增强，产生的冲击力会大得多。
清华大学的赵可金作为中国外交学界的一位后起之秀，对于外交制度民主化和变革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著述。他的工作不仅揭示出国际范围外交民主化的趋势，也结合中国实际提示了外交制度本身转型遵循的某些方向，尤其是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对于外交变革方向的讨论，是继笔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同类主题探究之后，对于当代中国外交之社会基础的最新追踪。赵可金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研究范式上，他也许需要对中国外交做近距离的考察。
章百家、牛军等人的长期关注点是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观察中国外交决策层的重大举措及其历史成效。章百家的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是，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办法是不断适应时代而对自身加以改变；他的另一个看法是，从观念变迁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外交成长的历程乃是决策精英及民众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逐步转向发展的、全球的视野。牛军看重中国决策层认知国际大势及结构特点的能力。他强调，认识时代本质，顺应世界潮流，是中国赢得日益强大的世界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假使不能从中国社会获得政治合法性，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外交决策会变得软弱无力和难以为继。两位学者的看法在中国外交学界很有影响，如果得到更多理论总结，无疑有助于相关论题的争鸣。
还有若干值得归纳的方面，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提及。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呈现日益兴旺、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可喜的发展势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的精细程度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差距；对外交制度本身的解析尤其是对存在问题的批评非常不够；关注点比较多地放在领袖人物的外交思想的影响上，缺乏对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的探讨；对中国外交进步的方向和领域仍存在视觉盲区。
相形之下，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研究者，也包括一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有不同于中国本土学者的优点和短处。长的一面在于，国外比较注意材料的收集和对已有成果的引述，讨论的专题数量更多、也更细致。中国学者比较敏感和讳言的某些领域恰恰成为外国学者兴致最大、成效显著的方面。短的一面是，作为观察者而非当事人，西方专家无法深刻体察中国外交全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与进步感受。他们剪裁往往并非一手的材料时，多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异域文化的误解。这里提几个典型事例，可看出国外同行（主要是美国人）工作的启示。
美国两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内森（Andrew Nashan）、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的专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借用中国人所皆知的比喻与故事，刻画了中国外交及安全的基本防御性态势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巧妙御敌策略，由此分析中国与邻国关系乃至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复杂博弈过程。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地缘安全环境的影响，例如诸多邻国与这个传统帝国之间的各种恩怨及主权纠纷，提醒西方读者重视东方巨人的特殊位置和心理。整个著作写得引人入胜，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它的一个问题在于，作者对中国从古到今的“权术势”文化有不错的解读，却失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政治生态和大众心理对于中国外交及安全结构的作用。
已故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20世纪90年代在两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国际上最早关注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复杂关系的学者之一，也是对中国地方基层选举和其他政治自治尝试开展最早的调研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两点均对今天中国学者的工作有重要启示。在笔者看来，包括与主要国际组织交往在内的中国多边外交是近些年来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就、值得大书特书的领域之一；中国地方自主性的凸显（包括对中国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影响）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现象，而是对中国各地方丰富自治传统的回归与超越。奥氏未曾料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从过去那种简单“融入”、“利用”的性质，变成目前这种“积极驾驭”、“力争主导”的态势。此外，研究中国地方当局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角色，也有一个选择切入角度的难题，包含了外国人通常不易考虑的微妙与模糊。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Iain Johnston）对于包括外交、军控、东亚战略、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当代中国对外交往现象做了有趣的讨论，得出不少有启发性的结论。例如，他试图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探索里，找出与外交决策过程有关的线索；他通过20世纪90年代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展的调研，发现某些重要的新线索及其成长过程的不足；他对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及一些代表作的细致梳理，开辟了国际范围战略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分支；他对中国加入国际防扩散机制之“过程”的动态追踪，尤其是相关决策者在不同成本（代价）下面选取策略的探讨，打开了观察中国与国际安全机制互动过程的一扇窗口；他近期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可能实际受到中产阶级偏好影响、性别比重在中长期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外交价值等看法，借鉴了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的某些成果，有助于推动中国外交学研讨的深化。不过，即使是像江忆恩这样原籍加拿大的学者，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仍然不够了解，比如很难识别中国外交精英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心智与趣向。
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崛起及作用，包括在推动外交决策民主化、理性化方面的影响，国外的研究早于且优于中国学者的工作。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Salamon）归纳了各种社会机构、公民团体和民意表达代表的主要特征，即：组织性、非国家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等。在他看来，公民社会的崛起受到信息革命和中产阶级成长的影响，而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寻求仅对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政府）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因而在新的进步时代受到日益广泛的推崇。虽然没有专门谈及中国的情况，萨拉蒙的工作却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时期，公众的政治热情和法权意识必然上升，他们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以适当方式吸纳公民社会的参与，是外交决策民主化理性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讲，外国学者对于公民社会及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又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与动向，譬如，NGO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渠道，在中外就有异有同，不可简单类比。
此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过程的观察，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对中国处置中美安全危机的做法的评估，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葛莱仪（Bonnie Glaser）等人对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库发挥作用的过程及方式的讨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旧时不曾被人注意或根本没有出现的中国外交政策现象，在国际范围的中国外交研究圈子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的看法既有相当多可圈可点之处，也不乏这样那样的隔阂与误判。例如，柯庆生对中国大陆在面对“台独”时选择动武时机的研究，从技术层面相当精细、富有逻辑，而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待，则显得有些书呆子气，并不能概括实际存在的复杂环境和心理状态。外国专家对于中国外交智库性质和特点的解释，也多少有些简单化和隔靴搔痒之嫌，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复杂而动态的机制毕竟缺少有实感的拿捏。
三、主题的解析
大体上，笔者把构造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因子分为如下四类，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相互重叠、很难分得特别清楚，但从研究目的出发加以区分却是可能的和有用的：
第一类是结构性因子，它们基本上是给定的、长期作用的、不轻易改变的，属于“发生的前提”、“存在的环境”和“外部的系统”。这类因子包括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特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变迁规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等。在长时段上，它们从不同侧面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发生的背景、性质与条件。
第二类是器物性因子，它们更多与全球市场及贸易的发展有关，与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与工商界和消费行为的兴起联系在一块。这类因子包括传统媒体的活跃、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及方式的多样化、商品消费热潮的到来和普通人日益强烈的消费主义等。这方面最近的事态则是全球范围地区主义的兴起，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发展。
第三类是个体性因子，它们与个人的经历、专长、情感、偏好有关，这类因子即便不带有偶然性，也比较易变，典型的“因人而异”。在当代中国外交场景里，这里的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两类人：一是政治领导人物和主要外交首长，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不同时期中国政治的代表者；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政策咨询、有一定影响的外交学者，在中国画面中，笔者特指最近十几年逐渐兴盛的外交咨询工作及其代表。
第四类是体制变革因子，在这里特指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的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它们带有极鲜明的中国新时代特点，只是出现于最近的二三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外交部门内部的各种调整充实、核心外交（中央外办、外交部）与大外交（包含地方外交和广义的外事）的积极互动、公共外交的出现和扩大，等等。这部分因子与第二类因子在形式和内容上当然有很多交叉，笔者之所以做出区分，重点在于强调变革时代中国外交民主化的制度效果。
下面对这四类因子分别略加解说。限于篇幅，这里只勾勒基本线索，不做仔细论证。
（一）结构性因子
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近代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1．中国当代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主要特性是由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人们习惯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约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即：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目前所突出强调的“科学发展观”，而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公平及反对阶级压迫等要求在这些学说中占有重要位置。上述基本结构已深深镶嵌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里，印记在精英和公众的脑海中，成为国家航船的指南和政治合法性的标志。
外交表达着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它对国际关系的主要诉求。一个国家的外交，是通过官方认可的对外交往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基本结构、大的目标、自我定位等，展示给它的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本质上，外交是内政的展示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提到的当代中国政体的各主要规定也是区别新旧中国外交的政治界标，是中国外交制定和推进的政治前提，是考察中国与世界关系复杂互动的政治窗口。比如，同样人口众多和有着受西方列强殖民和压迫的历史，同样正在快速崛起和自我归位为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的遭遇却常常大相径庭。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印不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主宰的当今世界主流政制的磨合不一样。再比如，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外交，除开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等必须与西方国家协调合作的一面外（这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还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适时有力地回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们差不多被视为少数西方大国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代名词），而后者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长期的意识宣传教育影响下，普通百姓在观念上会比较亲近和同情亚非拉国家及其人民。这种社会心态培育起来的中国外交，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特有目标与口径，例如，毛主席关于“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著名论断广为流传，现在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的首访区域还是非洲（很难想象把非洲换成美国或日本会有什么后果），周恩来总理当年“亚非十四国两月行”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是中国外交官培训时的重要内容。不论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变化，中国政治的基本线索是不可磨灭的，离开它便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之多样而辩证的逻辑。
2．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经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屈辱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央王国”竟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之后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受被压迫、被奴役、几近半殖民地的野蛮严酷的恶劣待遇。欧、美、日强权国家的船坚炮利，这背后更加先进的制造业和技术装备，乃至更加理性、精密、严谨的国家战略与企业扩张，都让长期浸润于悠然自得和自大氛围、对外部危险浑然不觉的中国民众和决策阶层震惊不已。尽管西方的入侵也带来了中国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某些积极改变，总体而言帝国主义列强对势力范围的瓜分、对财富和资源的掠夺、对“东亚病夫”的怠慢轻蔑，作为极其负面的因素，在中国人脑海中留下耻辱难忘的印记。
看过教科书的人都知道，学好近代史是中国外交的第一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和所有外交官来说，他们的首要使命之一便是一扫旧时代留下的耻辱，“‘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毛泽东领导人民搞革命，建立起新中国，其最大愿望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在一般外交理论中，只有弱小国家才会丧失主权和受到欺负；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价值在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中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中国老百姓对于西方少数大国司空见惯的干涉方式是如此深恶痛绝，的确非一般大国、强国所能比。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近代百年屈辱史的铭心刻骨，无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容易理解，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尤其是与传统西方列强发生纠纷时，中国老百姓就会产生“八国联军又来了！”的联想，而不大倾向于细致思考中国方面可能的原因或互动过程的复杂情况。也不难解释，与其他大国关系对比，譬如说，为什么中日关系显得敏感而脆弱——每当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格外高涨，中国政府承受的压力可能大大超出一般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委与起落当然不全是外交方面的事情，但它肯定将伴随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整个过程，使后者呈现某种“斗争/合作/再斗争/再合作”的多重磨合景象。笔者的评估是，百年近代史给中国人造成的“受害者心态”或“弱国心态”，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缓解，只是这个过程相对漫长、曲折，从现在算起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这么看来，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的新中国建立，再到21世纪中叶中国确立一流强国地位，百年屈辱的心态大致需要百年时间的修复。
3．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百年的屈辱历史之所以显得格外沉重，乃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个在发达程度上曾长期雄居世界民族前列的东方大国身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茅，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独树一帜、不断创造出令其他民族和后世惊叹的文明成果。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器物层面的四大发明、精细的农耕方式、独特的兵书和医学及天文理论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不可磨灭的一大支派与贡献。以汉族为主干的族群多元一体的中华大家庭，史上被征服无数次但能同化征服者、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且命脉越来越旺，它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伟大篇章，令十几亿中国人和几千万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自豪不已。
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中国当代外交，尤其是观察和衡量民族情感及大众心理对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既离不开对不堪回首的近代史的记忆追索，更不可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底色”位置。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复杂的构造过程，里面包含着两重性：从好的一面讲，它有利于保持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思想坚定性，理论上有助于建立不同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下形成的外交学说和实践；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著名外交战略思想就很有中国特色，对中国外交也起了导向作用。从不利的一面说，它容易让人自大和排他，弄得不好会导致不合时宜甚至有碍合作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现在国人经常提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就有这种双重效果：我们不难理解它的积极内涵，洞察倡导者振兴国学、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国家社会继续前行的苦心。确实，知行合一、推行得当，它真有可能起加油或提气的作用。但是，从外交角度观察，不论是周边那些曾经被迫作为中华帝国的属国臣民的地方及民众，还是当今占据主宰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大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不太理解或心存疑惑。假使没有跟进的、合适的解释与行动，它同中国外交目前提倡的“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要求和愿景易生矛盾，带来中外互动时的困惑与困难。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多极化”的说法上：这是受到国人特别喜爱的一个提法，是我们国际战略方向显而易见的一个目标，也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和心理基础的一种政治要求。然而，熟悉外交实际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国际场合尤其是有诸多中小国家参与的场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或外交官每每说到“多极化”的诉求时，都会引起一阵交头接耳的议论，带来中国人往往不曾预期的抵触和批评。一位墨西哥高级外交官曾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多极化”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国共谋的图景，这令包括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在内的中小国家感到不安；它也与中国一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背离。无论它有多大的片面性，这种态度相当普遍，暴露出中国外交方针需要检视和弥补的一个漏洞，体现出其基石——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效果。在笔者看来，中国越是快速崛起，越是会面对类似的疑虑与问题，越需要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论对此有充分准备。
4．西方文化与意识的进入
伴随鸦片战争的到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蜂拥而至，形成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压力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形态的强烈冲击。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此前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对天朝大门的轰击，则摧毁了晚清时代中国缓慢而宁静的封闭发展状态，使中国变成欧美强权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和受压迫的角色。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样，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样强势、善于攻击和占领市场；后者尤以其“全球博览会”式的视野、精巧变幻的生活方式、机械化大生产的压倒性气概，逐步征服和蚕食了文化中国的大片传统地盘。
就中国外交的主题而言，近代西方缔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重心，是必须逐渐“融入”和适应的给定环境。考察中国外交的各期题材、重大事件、行为方式、动员口号等，研究者一方面会看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来演化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觉醒，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方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个事实上弱肉强食、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里，适应理论上和表面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一票的联合国及主权国家交往方式，包括应用外交概念和国际法准则来争取本国权益和为斗争策略加上合法标签，都是曾长期习惯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天下体系”的中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西方话语系统，是掌握了战场上与对手博弈本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熟悉的新的斗争技巧。这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曲折漫长，毫无轻松可言。例如，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中国学界直到今天仍基本上是跟在欧美同行后面模仿和借鉴一些看上去有些用处的知识与范式（典型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究其内涵和立意依源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而联合国体系就像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样，大体上可以视为传统列强在二战后初期设计的主要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中，同理可适用于判断“自由”、“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的推广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自身的调整，西方体系和意识形态本身也变得更加精致、具有多重效果和难以简单定性，世界经济贸易和国家的对外实践里更加无法用“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的是非标准判别它们。今天，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中国“另起炉灶”（不论这些呼吁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已同现今的国际体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国务活动家已俨然是国际博弈场的主要玩家之一，中国外交的进取或挫折只能依据现有的大国外交框架、多边外交舞台、周边外交平台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进退加以衡量，所有这一切严格地说均为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的产物。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恰似分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状态一样，不能脱离它与当今世界主导者的观念互动及其磨合进程。历史地看，从1840年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中央王国”及其附属区域，而越来越成为近代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个先是受压抑受排斥、后来往中心位置接近的角色。把当代中国外交放置在这个参照系内，才能看清楚它的进步、胜算或弱势之所在。
（二）器物性因子
器物性因子主要有三种，即：信息技术的进步、大众消费热的到来和工商业的不断上升的影响以及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它们在物质层面决定社会经济的成败，制约国家外交的能力。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走势图就会发现，器物性因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
信息化的到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由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和意识形态的原因，阻隔了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信息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在那时的中国外交里，基本上见不到有关信息革命的线索。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和日益深入，尤其在今日中国，通过各种媒介获取和了解信息，用它们加强能力和改善待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方式。中国的各大报纸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纸质传播物，中国的网民数量（3.6亿人）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中国手机和电脑的拥有量及更新速度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一道位居国际前列。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在信息获取方面几乎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一个进步和潜力巨大并且“力争上游”的国家。
评估信息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来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和外交事务对纳税人有交待的义务，信息浪潮的到来大体上可看做强化了已有的势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外事无小事”，政治上要求“外交要保密”，因而社会公众对外交的了解非常有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等极左年代，通过广播收听外媒更是危险的事情，发行有限的《参考消息》只是少数特权者的国际消息来源。新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外交部发言人与其说是发布新闻，不如说是帮助公众和外界对已掌握的各种消息分辨真伪或解释立场；有些真正需要保密的消息或事件，却常常由于外媒的透露而提前曝光，更可能被敏锐而乐于捕捉消息的年轻网友不知天高地厚地传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到底，全球信息技术的进展及其穿透力给各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传统管理方式造成了从未有过的麻烦与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各种新媒体（手机短信的收录与群发、家庭卫星覆盖面的扩大、收音机对海内外频道的接收等）很难受到相关部门的控制。考虑到既往的格局，中国外交部门适应新形势的能力算是提高很快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门制度化设置和变化，我们会看到各种适应与调整，如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领事保护事项的网上发布、各级领导在线回答网友提问、频繁的记者发布会和组织外国媒体人参访特定地点及人物，等等。假使没有信息革命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外交部门有如此的变革。
2．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的影响
像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在中国，工商业对于政治决策和外交方针有不断增大的实际影响，而这种格局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市场化条件下难以遏止的大众消费热潮。尤其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受够了物质贫乏年代之苦的普通百姓，对于仿佛突然到来的市场丰富性有某种惊喜异常的欢欣态度和竭力补偿过去失去一切的消费热情。在几乎所有新兴大国，曾经受到政治权力抑制或封建宗族压迫的工商界影响力和大众消费选择权，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浪潮冲向各个角落的同时，得以迅速扩大和蔓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崛起壮大的“第三种力量”。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
测量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潜在影响，首先必须看到邓小平发动的经济改革在器物层面与全球市场经济环境的接轨，从而看到中国与所有新兴大国成长轨迹的趋同性及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环境的相似性。其次，应当注意到上述环境中所谓“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注意到纳税人意识、物权和法权等在市场法治基础上形成的公民权利观的兴盛及影响。最后，要仔细权衡市场经济的主体——工商业者——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即要求参与事关贸易、通关和纳税之规则的制定，至少要求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和可以预期。如果这些规则涉及对外交往，工商业会对国家的对外战略更加敏感，对外交部门的举措更加在意，对（譬如说）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出更多的保障要求。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虽然很难见到美式的大企业游说团体和所谓的“压力集团”，但上述三个方面都有踪迹可寻，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与对企业和商界利益的考量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例如，新时期不断扩大的外交领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少驻外大使和特别代表甚至承担起了招商引资的重要使命。中国公众很容易注意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替受到指控和批评的本国公司和个人的商业行为做出辩护，尤其当中国人的海外收购活动遭受不合理的政治阻碍时。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现象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主要领导人出访时，常常会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商界人士随同全程，而且最终总有大笔合同订单的签署。外交部门和工商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外交”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指导思想里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地区经济一体化
随着欧盟的扩大与深化，20世纪后半叶全球发展一个标志性的进程逐渐显化，即：由多个国家组成并共同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原先单一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或帝国殖民体系下的依附经济发展样式之外一种新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的最大特点是它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建立起跨国协调合作的投资和贸易方式，吸收多个国家乃至整个区域的所有国家参加这种互补、互惠、互助的合作形态，达到人财物各种资源的利用更加有效、产供销各种渠道更加畅通无阻的效果；它在保持民族国家核心主权和基本利益不变的同时，适当聚集了各国自愿让渡的某些边缘性、非敏感性的主权权利，形成区域（或次区域）层次上新的超主权管理模式和法规制度，以利于更大合作目标的达成。到经济合作的一定阶段，地区一体化进程还可能自动出现有助于增强共同军事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直至共同社会身份的各种“外溢”效果。始于欧盟并且最成型成熟于欧洲范围的这一发展路径，在显露出积极的效果之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借鉴所仿效。
上述事态作为一种结构性因子，对中国外交过程的渗透是在最近十多年逐渐出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促成东亚内部各国经济协调合作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推动中国大国意识的萌生和决意参加本区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起点。在那次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邻国提供了信贷方面的支持，并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周边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之后中国的声望和地区影响力迅速提高，也给中国外交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和启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说法逐渐增多，多边主义概念在中国外交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安邻”、“睦邻”、“富邻”等方针逐步取代了过去充满争议的和令人担忧的关系格局。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外交人士认识到，在本地区形成合作态势和占据主导位置，是中国迈向全球大国高地的必经步骤，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与其他地区争锋的必要保证；在最新的中国外交实践里，则有日益增多的实例证明，这种认识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响应与创意，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和协调。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平台的搭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各种倡议，与日本、韩国等国一道针对金融危机所做的货币金融协调和安排，人民币作为地区结算币种在周边国家的推广，及至与东盟国家签署或参与的有关无核区、自贸区、海上安全安排、非传统安全协调、“香格里拉对话”的各种协议等，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决策圈和外交部门对本地区和谐氛围的看重。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后果类似，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机制、新路径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形态的塑造，对于中国人不同于旧时“天下观”的新国际主义观念（首先是地区主义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外溢”影响。虽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中国的地区主义方针对于自身发展和国家形象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三）体制变革因子
体制性因子在中国情况下特称“体制变革因子”，是由于外交体制本身的变革是在改革开放总体氛围和要求下出现的，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里说的体制变革因子，主要包含核心外交圈（外交部和中央外办）的改革和非中央外交（各部门的外事工作及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的兴起。
1．核心外交圈的创新
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狭义上的外交并非只是由外交部操办，而是有一个特殊的机制：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直接隶属最高领导层，中央外办主任相当于党的总书记的外事助手，这个级别较高而人员相对精炼的机构基本上由职业外交官和党的对外联络部门的官员组成。理论上，中央外办与外交部并不具有上下级关系，也很少直接与外部打交道，而是在中央政府与具体操作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发挥“上传下达”的职能。中央外办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从事各种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重大调研，承办党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最高外事决策会议）的办公会议和催办有关事项，并且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和审核全国外事工作的各种条例规定。而外交部则是国务院的主要部委（内阁级）之一，履行一般国家外交部的传统功能，即代表国家和中央政府对外交往。恰似外交部在国务院的位置一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则是执行党的对外交往任务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和协调党际间交往的各种具体事务，它同样是中央外办纵向协调和沟通的主要单位之一。中国外交口的这种构造复杂性和相互间的各种内在关系，非外人能够理解，它反映出中国国情和外交决策的独特之处。不过，从承担的事务量和在外界的影响衡量，中国外交部依然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主渠道，是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履行各种使命、签署各种协议、表达各种诉求的主要声音。
研究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在笔者看来，比较方便和有效的观察视角是外交部适应时代特点、中央精神和公众需求做出的功能性改进，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时间，这方面的变化与调整特别丰富和卓有成效。首先，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气象，中国外交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专门办公室和特使安排，以加强对特定地区和事务的影响。比如，成立了负责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人员编制和办公机制；向非洲、中东等热点区域派遣了负责苏丹达尔富尔事务的特使（常设）、中东问题特使（常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关注与呼吁，设立了中国政府气候问题特别代表；与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共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常设），其办公场所便安置在北京。其次，根据中央精神和要求，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间，不仅外交部的政策研究部门得到扩大，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方面的经费和人员投入，包括设置重大调研课题、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吹风会、政策分析会和各种咨询活动；政研司和其他职能司还经常登门请教，与国内（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学术机构、重点高校和外交智库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协调与合作关系。就笔者所知，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都有参加类似活动的经历与感触，外交部开展的课题和咨询工作也得到绝大多数受邀者的好评。再次，按照党和国家领导层近年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精神，外交部也提出了“外交为民”、“外交是人民的外交”等要求，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例如，建立了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经常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外交部参观，向他们解释外交工作并答疑解惑；外交部的一些部司级领导常常到各地方和高校作报告，努力消除公众对外交工作的神秘感、距离感；外交领事保护的范围和工作量不断扩大，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旅游者、留学生、出国经商和务工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外交部不仅公布部分历史档案，而且定期更新工作网页，以便读者了解情况，一些大使和部司干部还经常上线回答网友提问，在开放性、透明度方面走在国务院很多部委前面。最后，研究中可以发现，外交部绝非只是上级意志的“传声筒”，素质日益提高的新一代外交家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自己的创意与妙笔。以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政府推动的“大国战略对话机制”为例：尽管它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直接受命于最高领导人，职业外交家们在具体的操作办案、对话样式、议题选择以及难题处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富有创造性的作用，其工作及成效受到国外同行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此外，在协调各部委处理中央交办的一些重大任务方面，在预报重大国际事态及涉我危机方面，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外事方向的意见和建议方面，中国外交部门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主动作为。所有这一切还在扩展深化中，而它们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很大约束的中国外交不太容易看到的，因而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进取和变革的气象。
2．非中央外交的兴起
非中央外交在中国场景特指两种情况：其一是非核心外交部门之外的部委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单位的对外交往行为，其二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的对外交往行为。观察建国60年的整个历程，依据上述视角，可以清晰地见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前30年的外交基本上是狭义外交操作的时期，在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介入下，中国外交部代理了国家、政府、党和各种组织的几乎全部职能，而其他方向上的对外交往则微不足道；后30年的外交有大的进步与变革势头，外交工作逐步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事在各部门和地方悄然兴起，包含核心外交和非核心外交的总体外交局面逐渐形成。新的总体外交（也称“大外交”）范围要大得多，也活跃得多，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工作的生动局面。从学术探讨角度说，它拓展了传统的外交范畴，丰富了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也提出了研究外交“核心”与“外壳”关系演变的新课题。
在目前的中国，对于各种形式的“外交”有许多形象的称谓，如“政党外交”、“军事外交”、“体育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社团外交”、“工会外交”、“青年外交”、“妇联外交”等，它们更多扮演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与核心外交有着互补互惠的关系。原则上，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等）在安排重大外事之前，要把自己的议程与邀请对象向外交部做出通报，取得后者的认可与指导；在实际过程里，它们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活动特色，不仅填补了繁忙的外交部通常来不及顾及的许多空白，帮助本部门实现某些独特的对外诉求和利益，而且有利于对外展示多样丰富的中国形象。自然，由于利益不同、视角各异，实践里也会遇到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局面，例如，军队的某些涉外行动与外交部的见解之间时有分歧，商务部门与某些企业的海外谈判及并购交易并没有事先取得外交部门的了解，往往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损失和海外狐疑。对于研究者来说，非中央外交在中国的典型样式是各级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和对外交往。中国是一个有浓厚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加上面积广大、人口及少数民族众多、地理和文化多样性非一般国家能比，因而在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激励下，地方政府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地特点和要求的对外交往方式，其形态呈现丰富多样且还在不断增加。例如，东北、西北诸省份探索出与中亚和俄罗斯交往的“边贸外交”与“能源外交”，山东和东北一些省份形成了与韩国各级政府合作建设的开发区或工业园，西南方向的各省（广西、云南、贵州等）瞄准东盟等地区开发建设“西南大通道”、“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地区博览会招商会”等小区域合作平台；福建利用一海之隔的区位优势，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前提下，与台湾地区建立了不少优势互补的合作形态；广东等省份则率先开拓了与香港、澳门地区共创繁荣的多种渠道。笔者想指出，尽管这些“次中央外交”看上去都有主打经贸和能源牌的色彩，然而外事部门起了很大的协调、沟通、通关和通报作用，外交部往往也提供了一定指导和协助。有意思的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非中央外交”越是卓有成效，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经济起飞与地方性上升的相关性，给研究者判断多样的动态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
（四）个体性因子
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个人对外交的影响。外交政策往往因人而异，包含一定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影响中国当代外交的个体性因子包含三类人，即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智库学者。与外交官和智库学者相比，政治领袖有着异乎寻常的巨大力量，尤其在中国的国情和条件下，他们经常起到制定航向和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虽然当代中国外交已被党和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所定位，但最高领导人的不同思想和风格以及不同的代际特点，仍会使外交过程呈现不同的阶段性，造成有时重大、有时细微的差别。
举例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与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相比较，前者更具有所谓“英雄时代”的伟人特征，注重的是时代大局和长远目标；后者则比较平民化，提的口号更加平实、有操作性，反映出长期和平年代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就中国外交来看，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方略多半涉及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大棋局，无论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三个世界”、“中间地带”、“一边倒”或“联美反苏”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两大主题”、“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不扛旗、不当头”的韬晦思想等，都是一些大事情或百姓不太容易感受的大目标。而新一代的领导人尽管也提出不少涉及全局的判断，但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的民生问题（“外交为民”）、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与邻国关系上出现的摩擦问题、加入更多功能性国际组织问题等，更多地涉及建立和谐世界、稳定中求发展的内容，是公众喜闻乐见、可能参与的事务。再比如，同样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气氛下，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态度和风格就与毛泽东大相径庭：周恩来比较倾向温和的外交路线，行事作为很像典型的外交家；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仅表现在国内各个领域，也体现在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如承诺超出国力水平的某些外援、要求外交官声援驻在国的左派事业等）。不妨设想，假使把两位领导人的角色对换，重大外交决策及其后果的画面可能出现一些微妙的改变。同理，改革开放年代执政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们的背景、年纪和个性有所不同，在对美外交、对日外交和涉台外交等方面有略微不同的认知和政策差别，是很自然的事情。研究表明，结构和位置通常决定了执行者的基本的方针和态度，但角色的扮演却可能由于个性、认知、偏好、经历、环境等诸多因素而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尽管与国外有许多本质的不同，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许多大戏中，仍然可以识别角色的不同个性与努力。在笔者看来，中国越是发展壮大，中国外交越是有声有色，这方面的差异越可能增多、因而也越值得研究。
四、小结
当代中国外交虽不能脱离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而存在，但它确有自身的基因和独特的构造。本文辨识了构建和影响中国外交的四类主要因子，即：结构性因子、器物性因子、体制性因子和个体性因子。它们分别涉及十种具体的要素，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屈辱的近代史、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信息技术革命、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的崛起、地区一体化势头、核心外交圈的创新、非中央外交的兴起以及政治领袖的态度与个性。各类因子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包括一定的功能重叠交叉，但总体上可以区分，存在不同线索。人们实际见到的中国外交，并非单一因素的引导和决定，而是多层次、多步骤发生、相互作用和制约、反复塑造或对冲的结果，是所谓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把中国外交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就会发现，各类因子的强弱和起落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恰恰相反，它们是令研究者兴致盎然的分析目标，是中国外交学界尤其应当而且可能做出重大发现的对象。面对生机勃勃、不断进步的现实，我们有理由加大这方面的学术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