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第一节 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篇有类似的文字：“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可见孔子所谓“文献”，实际是基于“礼”而言。我们知道，儒家的“礼”是囊括国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乃至个人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庞大概念。仅从大的方面讲，就有吉、嘉、宾、军、凶五类，如果细分，则号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如此广泛的内容，代代相承延续，显然既需要有成文的记录，还要有熟悉相关掌故和具体操作规程的贤才。故郑玄注《论语·八佾》篇：“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就是以文章、贤才诠释“文献”。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得更明白：“文谓典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谓贤也。”由此可见，文献的早期含义，包括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和博学多识、熟悉掌故的贤才两方面。所谓贤才，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化记忆和口传议论，实际相当于活材料。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最早以文献题作书名。该书自序阐释文献的意义云：“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显然，马氏对于文献的理解仍取义于《论语》，但是其作为“献”收录的诸臣奏疏、诸儒议论，实际已经用“文”的形式表现，二者趋于一致。而且孔子所说的文献仅限于礼制，《文献通考》则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考，几乎囊括了各项社会制度的历史沿革状况，可谓是广义的文献。其间《经籍考》更多达76卷，几占全书四分之一，亦可见文献与经籍的关系。元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引用秦方士徐福东渡求仙、携带典籍赴日的典故，有“我欲东土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句，“文献”之意几可等同于典籍。明代之后，更是经常用文献指代典籍资料，如明初编《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署焦竑之名的《中原文献》，程敏政所编《新安文献志》等。但是，仍有书名沿用“献”的本义，指代传记资料，如明焦竑《国朝献征录》、清钱林《文献征存录》、李桓《国朝耆献类征》之类。

近现代以来，文献的内涵不断扩展，先是被概括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档案资料，《辞海》、《辞源》则定义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把文物也包括在内。198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更进一步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成为外延无限的广义概念。显而易见，今天的文献概念，已经大大超出了其原本之意，因此学界改用古籍、古书、古典文献、历史文献、古文献等名称界定传统文献。我们认为，在这些名称中，古籍、古书专指严格意义的书籍，具有排他性；历史文献、古文献则过于宽泛，致使各类文献形式混在一起，难分主次；唯有古典文献既保持传统四部文献的主体地位，又不排斥相关文献形式。因此，我们倾向于采用古典文献这一概念名称。

二 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但有文献学之实。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广集诸本，施以校雠，编定目类，撰写叙录，开创了独特的学术门类。后人遂以“校雠之学”概括刘氏父子的学术工作，把目录、版本、校勘诸学融为一体。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郑樵《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均沿用校雠之名。近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最早提出文献学的概念，“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意指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问”。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中文世界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郑氏兄弟在该书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据其内容，可谓与刘氏父子开创的校雠之学一脉相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文献学者王欣夫在复旦大学开设文献学课程，讲稿后结集为《文献学讲义》，主张狭义的文献学就是目录、版本、校雠（校勘）三位一体。所谓狭义的文献学，实际就是传统校雠之学的延伸，为了区别于现代文献，又有古典文献学之名。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传统文献学为主要内容的图书纷纷出版，但是题名有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代文献学、古文献学、古籍学、古籍整理学、校雠学等等，颇不一致。（见附表）如此名目纷繁，足以说明学界对于文献学内涵与外延界定的模糊，对于文献学概念理解的混乱。在这些著述中，关于文献学的定义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类定义、综合类定义与现代类定义。

传统类定义，认同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赵国璋主编的《文献学辞典》认为“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由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所开创，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曾贻芬、崔文印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黄永年的《古文献学四讲》，更是严守传统文献学的界域。

综合类定义，视文献学为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或是贯穿文、史、哲、语言、文字诸学的综合性学科。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主张“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认为“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学是个交叉、综合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文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按学术性质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可谓包罗万象。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主张文献学“除了文献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传统内容之外，还应包括文献的载体演变、记录方式、装帧形式；文献积聚、散失、整理、兴衰的历史；文献内容从传统到当代分类的变化；文献编纂体裁的分类；文献的检索方法、保藏方法、流通方式等等”。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书也有类似的观点。

现代类定义，试图跳出传统文献学的窠臼，探索文献学的理论架构和学术主体性，甚至尝试打通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使之融为一体。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认为传统意义的文献学偏重于目录、版本、校勘，实际只是传授文献整理的方法，有失全面，而完整意义的文献学应该包括“体”（文献的载体、体裁、体例）、“法”（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史”（文献整理、编纂、注解、刊印、典藏等方面的历史）、“论”（历代文献整理研究理论的归纳总结）等几个部分，并把这些内容融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周彦文《中国文献学》认为“文献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背景因素下孤立的产生，任何一种文献体裁的发生，都有其学术诱因”，主张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探究各类文献的产生和演变，以及与学术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周氏在《由两岸文献学的现况论文献学的定位问题》一文中，还提出架构文献学的方法论及理论系统的初步构想，企图为文献学定位，将文献学从一个概念领域转化为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学科。潘树广《文献学纲要》力主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倡导所谓“大文献学”的概念。其文献学的含义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而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歧出，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颁布的学科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里，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有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有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下有二级学科“文献学”（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图书文献学”）。三个分属不同门类的二级学科，冠名均有文献学，且所辖内容特别是三级学科名目，有相当程度的交叉。但是，因为所属门类不同，学术出发点和教学内容方面又有较大差异。因此，在目前官方主导的学科体系之下，文献学势必难以界定普遍认同的内涵与外延。

具体而言，前述传统类定义，实际主要是界定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该学科因传承中国经典学问而见重于学界，但也面对拘于工具方法、缺乏理论建构、难以融入现代学术体系的批评。目前，部分高校设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都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系科之下，而实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根本无法统摄古典文献学所涉及的广泛内容、诸多领域以及古籍整理的特殊方法。以最早设立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为例，1959年在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金灿然等文史学家的倡议下创建，培养目标是文史兼通的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因为要强调传统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训练，故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试图融会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但似乎只强调兼容并包，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现代类定义方面，洪湛侯、周彦文都视文献学为主体学术，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洪说在传统类定义的范畴之内，区分体、法、史、论，建构文献学知识系统，见解独到。但是，植根于古典学术基础的文献学，恐怕很难进行条块切割，如果把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仅视作工具方法，而把郑樵、章学诚诸人的片段论述看做理论，二者割裂，似乎并不符合文献学的历史实践。周说力图摆脱传统文献学定义的羁绊，把文献学置于文化史、学术史的视野之内，用现代术语组织文献学学术体系。然而脱离中国古典学术背景的理论绎，势必造成学术特色的泯灭，貌似可以进行现代学术解构，实际与文献学学术实践并不合辙。潘树广的“大文献学”定义，借鉴现代文献学的理念，试图融合古今文献为一体，实际偏重于图书馆学角度的文献管理利用，而忽视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史意义。

既然文献学定义的纷乱有其学术分科的背景，在现行学术体系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任何统一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涵盖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与图书文献学三个二级学科的意图，大概都是徒劳的。因此，我们并不主张纠缠于众说纷纭的笼统定义，而是在不改变现行学科体系的前提下，明确三个学科各自的知识架构，特别是核心知识的组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知识分层的方式，划分出各自的核心层面、一般层面和专题层面知识，以及背景知识。我们认为，在核心知识层面，三个学科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在一般知识、专题知识和背景知识层面，三者则有较多的交叉。本书以确立古典文献学科的知识架构为旨归，而其核心内容首先是承继传统校雠之学，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指导下，探讨古典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学术内涵；其次是剖析古籍形制源起，内容辑佚、辨伪，挖掘古籍文本演变的深层意义；再次是探究古籍诠释延生、文本分解组合的学术史意义。古籍的载体、刊刻、典藏、流播等外在层面内容，在图书文献学属于核心知识，在古典文献学则属于一般知识，而且侧重于文化史观照下的研究。敦煌文献、简帛文献、石刻文献、域外汉籍、图像文献、方志与族谱等学术领域，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成为专门之学，虽然主要是被作为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献利用，但对于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体系，也是非常有益的完善与补充。此外，文字、音韵、训诂之类传统小学知识，典章制度、年代避讳之类历史文化知识，都是阅读古籍的基本知识储备，但在学科体系里分属语言学和历史学，故只能作为古典文献学必要的背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