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简要回顾

本书旨在探讨汉语词汇史的核心课题——常用词演变问题。拟先从中古（东汉—隋）汉语入手。

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向来比较落后。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词汇研究本身难度大，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在讨论本课题之前，有必要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关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对象主要是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典籍中的疑难词语，以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知识为主要手段，以阐明词语的确切含义（有时还包括探明词语的得义之由等）为主要目的，取得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考释成果，为整理上古典籍和研究上古汉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传统得到继承并有新的发展，除继续考辨上古汉语的词语以外，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的拓展。开风气之先的是张相先生。他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一改传统训诂拘守先秦两汉典籍的积习，大胆地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唐宋以降的诗词曲，用清代学者的一套方法来考释诗词曲中“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相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训诂学在以后几十年里的走向。继之而起的有蒋礼鸿先生，他的传世之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把研究材料拓展到19世纪末发现的敦煌文献，研究对象则主要为唐宋时期的俗语词，并注意在精密考释的同时对俗语词的来龙去脉作史的探讨，把汉语历史词汇和传统训诂学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唐宋口语、俗语词研究的日趋兴盛，学者们一方面把研究范围继续往下延伸到元明清，另一方面则往上向魏晋南北朝溯源。这后一方面的工作似可以郭在贻先生为代表。郭先生说过：“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近三十年来，经过郭在贻等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魏晋南北朝词汇研究已经由冷落而繁荣，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专著如林，各擅胜场，单篇文章多至难以计数。

以上这些成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们丰富了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对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也为建立汉语词汇史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材料。但是也应该指出，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训诂学的范畴，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和扩展。从严格意义上说，还称不上“词汇史”。

汉语史包括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三个分支。语音史脱胎于传统“小学”中的音韵学。音韵学跟解读古书是一种间接关系，黄侃先生说过：文字音韵要落实到训诂上，训诂要落实到经典上。可见文字、音韵跟“经典”之间还隔着一层训诂。因此音韵学比较容易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加上音韵学研究对象系统性强，所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它就完成了从传统语文学的一个门类向独立的汉语语音史的历史转变。此后断代语音系统的研究和语音发展史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走在了前列。汉语真正语法学的诞生是在19世纪末，它一开始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存在为解读古书服务的问题。汉语语法史的成立虽稍晚于语音史，约在20世纪30—40年代，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是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训诂学是直接为解读古书服务的，它要摆脱“经学”（或者说“古籍学”）附庸的地位很不容易；而训诂学跟词汇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汇史发展迟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训诂学与词汇史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训诂的目的是“明古”，训诂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读古书——读懂古书或准确地理解古书。因此，那些不必解释就能理解无误的词语，对训诂学来说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词汇史则颇异其趣，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而不是为了读古书，尽管不排除客观上会有这种功用。所以，在训诂学看来没有研究意义的词汇现象，从词汇史的立场去看可能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作为语言词汇的核心的“常语”，向来是训诂学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或者无烦深究的。然而，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格局的变迁，即后者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词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功夫进行探讨。而这正是词汇史异于训诂学之处。因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以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以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当然，常用词演变研究也只是词汇史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词汇史所包含的内容还应当更全面，更丰富。在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和词汇史混为一谈，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很不利的。这两门学问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所用的方法和材料等等都有所不同。在目前词汇史研究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清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的区别。

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黎锦熙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曾经花费巨大的精力编纂《中国大辞典》，想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这部《中国大辞典》的主旨之一是“探讨古今用语之变迁”，“所有古今单字及连绵两字以上之复合词或成语，概行采集，务求得其本始，明其流变”，“全书的第一个原则是：每一个词（包单字说）都要顺着它的时代（就可能的范围说，是从西元前十六世纪的甲骨文字到现代的国语和方言，绵亘约三千六百年），叙明它的‘形’‘音’‘义’变迁的历史”。在编纂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国语常用词”的概念。在材料收集方面，此书很注重“唐宋以来（约在第八九世纪以后）用近代语写成之文学作品，如诗，词，曲，白话小说，歌谣等；又佛家及儒门之语录，书札，以至现代之语体书报等”。在八九十年前即有这样的眼光和周密的计划是很了不起的。虽然由于时局变迁，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但已经取得了不少“副产品”，如黎锦熙《宋元语词广证》十卷、《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一篇、《近思录释词》一卷（附《索引》一卷）、《“爸爸”考》一篇、何容《说现行语中之“爸爸”与“父亲”》一篇、刘复《“打”雅》一卷、《释“吃”》一篇、酂侯《“打”字别用类例》一篇，等等。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早期对汉语常用词历史演变的初步探索。

首先明确提倡“词汇史”研究的则当推王力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王力先生就撰文指出：“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绔’字替代了‘裈’。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战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又说：“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鬆紧’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说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鬆’字的时代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王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词汇史。后来他又在《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我觉得不妨把这样的一组组词叫作“古今词”，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同一个指称对象（或者说“义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两个以上不同的词来表示，这样的一组词就叫作“古今词”。一组古今词内的各个词，时代上有先有后，相互之间往往有递嬗更替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古今”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先秦为古则两汉为今，两汉为古则魏晋南北朝为今，余可类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以后，陆续有学者对王先生所论及的各个新词出现的时代上限提出修正，但讨论对象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举例的范围，且仅以溯源（找出更早的书证）为满足。溯源当然是词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不明“源”就无从探讨“流”；但是仅仅溯源是远远不够的。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上述这些零星的补充修正以外，王力先生所倡导的“词汇史”构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和积极的实施。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古汉语疑难词语的考释和新词新义的探究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喜人景象，大型历史性语文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也相继陆续问世，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词汇史研究的人却依然稀如凤毛麟角。除从语法史的角度对一部分虚词作过一些史的探讨以外，实词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见到，常用词演变这一课题更是很少有人涉及。

在近年出版的《蒋绍愚自选集》中，蒋先生多次论及常用词演变研究的问题，还有专文《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到《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并运用了判别新词与旧词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作的探索，无疑将对推进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张永言先生也曾经尝试通过考察个别词语的消长与更替（如：言—说，他人—傍人，有疾—得病）来探讨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此后，张先生又和笔者合写了《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此文从分析8组同义词语在中古时期的变迁更替入手，对常用词演变研究问题作了初步探索，目的是为汉语词汇的史的发展理出一点线索，或者说寻找一种方法或途径，以期改变目前有关研究工作中畸轻畸重的局面，使疑难词语考释与常用词发展演变的研究齐头并进，相辅相成，从而逐步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

最近笔者欣喜地读到了李宗江先生的新著《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全书分“专题讨论”和“论文”两部分，“专题讨论”部分共谈了八个问题：1．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2．衍生性演变；3．交替性演变；4．常用词演变的原因；5．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6．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方法；7．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8．常用词演变研究存疑。“论文”部分则收入了李先生近年来已发表和新撰写的讨论常用词演变问题的专题文章十篇，除两篇谈“入—进”的历时替换外，其余主要讨论虚词。这是本研究领域内的第一部专著，是迄今为止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对汉语常用词演变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