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想象：超越人类例外论

《漫长的20世纪》恰好与世界—体系对环境的兴趣的激增一致。鉴于这种同一性，世界—历史视角仍需找到自然—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义体系的时空关系，这仍是一个谜。

世界—历史视角突破了环境研究的两个新领域。首先，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揭示了生物物理转型带来资本积累和整个资本主义发展（Foster，1994; Moore，2000a）。最有名的可能要属邦克（Bunker）对稳定性理论（staple theory）的阐述，说明了“攫取模式”（主要在南半球）是如何与“生产模式”（主要在北半球）交织在一起的（Bunker，1984，1985; Bunker and Ciccantell 2005; Ciccantell，Smith and Seidman，2005）。没有木材打造商业船队，荷兰不可能取得世界霸权；没有煤炭启动蒸汽机，英国不可能成为世界霸主。第二类研究致力于探究资本主义给生物物理自然带来的后果。这是接近精神以及文字的“生态足迹”方法（e.g. York，et al.，2003; Jorgenson，2003; Chew，2001; Amin， 2009），与生态不平等交换研究重合（Jorgenson and Clark，2009a； 2009b）。

这些研究代表了最近对世界学术所做的贡献。它们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以及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和环境变化的理解。然而，它们没有通过自然—社会关系去重新思考分析的主要种类。迄今为止，世界体系分析的“绿色化”（greening）尚未触及对历史资本主义考察与解释的核心的、概念的与方法论的前提。大体而言，“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仍然是一个不可简化的社会过程，而非一个社会—生态工程。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邓拉普和卡顿（Dunlap and Catton）在他们早年关于环境社会学的阐述中提出的“人类例外论”（1979）。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社会过程，要么由外部自然促使发展，要么对外部自然施加可怕的影响。无论哪种情况，“自然”都是被动的，是“社会的”力量的对象，以一种资本寻求外化其生产成本相同的多种方式，被象征性地外化。

超越笛卡尔式二元论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现代“的环境史”转移到“作为环境史”的资本主义。关于第一种方法，学者们研究了社会关系的环境后果。许多环境史的经典文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开启了欠思考的社会简化论。这是社会关系类的问题，通过询问本身如何现代化而构建一个社会—生态工程和过程。这就是作为环境史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这是

 

对一个单一动力的探究，其中自然、社会与经济组织、思想与欲望都被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整体随着自然变化、人类变化而变化，从亘古至今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Worster， 1988，p.293）

 

“作为……的环境史”重新调整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相互依存的主要进程”之全部内容提出疑问的方式（Tilly，1984）。它提出了新问题，帝国主义、商品化、国家形成、工业化、性别与家庭关系模式，以及（特别是）城市化如何代表人类与人之外自然的独特交织。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阿瑞基所讲的连续的霸权联盟以及它们开拓的更广泛的积累体制，这是现代周期性出现的世界—生态革命的构成因素。积累的体系循环并没有带来环境转型的体系循环，只代表单一世界—历史过程的不同时刻——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有谁能写一部关于17世纪大西洋地区的历史，而不提及西班牙帝国对作为白银开采边疆的安第斯山区的社会—生态重塑，以及对卡斯提尔农业体制的破坏（Moore，2010a，pp46—48; Moore，2010e）？或者，有谁能写一部关于19世纪末英国霸权的历史，而不分析植物帝国主义，或英帝国在席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灾难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Davis，2001; Brockway，1979）？再或者，有谁能写一部关于美国霸权的历史，而不考虑从中西部到加州再到旁遮普的连续不断的农业生态革命（Friedmann，1978; Walker，2004; Perkins，1997）？

当然，这样的历史一直都有。但是，如果环境史不仅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解体的后果，而且也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那么就出现了新的可能。如果说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提出了社会—生态危机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条件的观点（Moore，2003a），那么阿瑞基对持续不断、逐步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体制的叙述，提出了1450年以来一个积极的、辩证合作的自然—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