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态、资本及我们时代的自然：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中的积累与危机

导言

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1972年的春天写道：“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周期性复发的危机并非经济管理上‘错误’的一种结果……危机的趋势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密不可分”（1978a:3）。如今，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全球危机的时刻，此次危机甚至超过20世纪70年代转折时期的危机，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正是这一全球危机的时刻带来了——左翼阵营的一部分——对危机的解释，以新自由主义要求放松政府管制的“错误”为前提，并呼吁政府对世界经济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呼吁一种修正的凯恩斯主义，能够管制金融资本（e.g. Mason，2009）。阿瑞基的历史资本主义方法为这些解释和建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选择。从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对资本积累危机的阐述到2009年他去世为止，阿瑞基发展了这个时代对长时段整个体系范围资本积累危机的最成熟的分析（大部分是与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合作完成的）。本章将阿瑞基关于长时段中资本主义的论述作为一条引线来阐述世界—历史危机理论的下一次浪潮——这一理论在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物质和象征关系中找到了其出发点。

阿瑞基思想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具有非凡的适应力。他竭力反对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系列“结构不变”之过程的倾向（2004），有力地把时空动力内化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资本主义并不作用于时间与空间，而是积极地产生了时间与空间。除了《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y Century）一书，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比这一观点更引人注目的世界—历史阐述（Arrighi，1994）。

有鉴于此，笔者着重阐释了建构一个历史资本主义统一理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可能性——视资本积累与全部自然（包括人类）的生产为辩证的建构。此论与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紧密相关，但在叙事结构上有所不同（Moore，2000b；2002a；2003b；2007a；2007b；2009；2010a；2010b；2010d；2010e）。

在世界体系分析中，把“环境因素”加入阶级、资本、帝国和文明因素中的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并且与历史社会科学交叉在一起。现在是时候超越这种将生物物理变化移植于历史社会科学的作法了。在下文中，笔者将展示阿瑞基对资本主义相关的和偶然的建构是如何为作为生态体制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打开大门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的观点（Marx，1967，III，p.250）——这是阿瑞基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成为一种超越笛卡尔“资本主义和自然”（capitalism and nature）的思考、支持“资本主义在自然中”（capitalism in nature）的论断。

这种重构强调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社会—生态构成既是主观方案也是客观过程。当劳动生产率高于土地生产率时，资本便重新配置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关系（Marx，1967）。马克思认为，价值通过把人类劳动力提到首位而内化了自然。劳动力，作为抽象的社会劳动（可能被认为是每个商品所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决定性的衡量标准。同时，资本又通过吞并作为“无偿馈赠”的人之外自然而外化为自然（Marx，1967，III，p.745）。自然的无偿馈赠并不仅限于矿物、土壤等，还包括人类劳动力在资本循环之外的再生产（Marx，1976，pp.377—378）。

从历史上来说，价值通过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经济”而产生（1982）。它把金融资本飘渺不定的价态与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日程交织在以商品为中心的权力与利益的新结晶中。从这个角度看，对自然而言，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的外部关系——见于新陈代谢断裂、生态不平等交换和生态足迹这些流行的概念中——被揭示为内部关系，是新的、基本上无休止的社会—生态结构的构成（Moore，2011a）。

当我们从资本的逻辑转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自然的内化与外化之间各种形式的张力开始涌现出来。资本的逻辑迫使它无视自然作为历史上生命变化的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揭示了镌刻在这一逻辑中的活力与退化，因其重组了人类与人之外自然，在各个阶段释放和限制资本积累。资本的活力耗尽了维持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生命之网；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种为克服这种耗竭而进行的周期性的边疆运动，方式是吞并迄今资本力所不能及的自然的无偿馈赠。

价值崛起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制高点，这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时空的不断革命化同时进行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远非20世纪的发明，从资本主义起源之时便成为其核心（Harvey，1989; Moore，2003b，2007a）。这些革命根本上是社会—生态的，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宝库的货币资本的普遍化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其作为世界—生态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使得欧洲各国及其资本将时间视为线性的，空间视为平面与同质的，“自然”被视为外在于人类关系的（Cosgrove，1985; Crosby，1997; Moore，2007，2010a，2010b; Merchant，1980; Mumford，1934）。

绝非巧合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激进理论，认为时空的生产是一个既统一又有差别的过程。从阿瑞基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冗长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情况。需要加快周转时间是哈维空间修复理论的核心（1982），不仅塑造了人工环境和商业组织，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体系范围的节奏。（每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移动速度都比前一个阶段要快）创新的驱动力——这是阿瑞基论述资本主义活力的核心——不仅产生了新市场、新商品、新的国家建设和资本积累能力，而且带来了地理重组的周期性浪潮、全球扩张以及霸权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大，这种霸权引领和协调着经济增长的大潮（在每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范围都比前一个阶段要大）。

因此，笔者的论述以两个前提开始。首先是哈维的观点，即所有的社会方案都是生态方案，反之亦然（1993）。所有的空间修复及其必然结果都是不可简化的社会—生态。其次是阿瑞基关于结构多样性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开放的、方法论的视角，不过，其特征在于循环、演化与破裂的固定模式。

笔者运用这些观点是为了提出转型时代世界—历史视角下未曾提出过的大问题：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时，生态带来什么不同呢？为把调查的体系现象概念化并对其进行界定，当我们说所有的社会方案都是生态方案，反之亦然时，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时间与空间通过历史资本主义的作用自我生成，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世界体系分析被定位为超越自然/社会的二元论？

这些问题与解释现存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任务紧密相关。世界体系中主要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强国为新的长期的资本积累重新创造条件是很有可能的、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阿瑞基的三个问题为探究和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创新可能带来新的物质扩张的长期趋势是什么？社会—生态创新的周期性运动是什么？尤其在表明这种新一轮扩张的可能性和制约性的农业和能源方面。最近关于社会—生态革新的历史以何种方式表明了旧模式的延续，以及以何种方式见证了与长期的周期性和累积运动的断裂？

笔者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强调资本主义理论本体论的、方法论的和概念—历史的因素，这一理论把资本积累与自然生产统一在一起。本文的观点由三大部分组成。首先，笔者考察了对环境变化所做的世界体系研究，指出了超越笛卡尔“世界体系与环境”二元论的可能性。这一不同的观点把“社会”变化的元概念视为社会—生态的。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而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笔者意在暗示，现代世界范围最广的元过程是社会—生态的，从家庭的形成到种族秩序，再到工业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化。从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全部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更多地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散乱和偶然的关系而建立的。

第二部分加入了阿瑞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对时间、空间与资本积累的巧妙处理。笔者从世界—生态角度阅读阿瑞基所讲的资本主义历史，强调其方法论意义。特别相关的是他的“结构上多变的”资本主义、组织革命与耗竭的理论，为建构作为生态体制的资本主义理论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方式。

在最后一部分，笔者把积累及其危机概念化为世界—生态进程。这一危机理论的轮廓是通过马克思对生产不足危机的阐述而形成的（1967，III）。笔者认为，历史上资本主义被生产不足（投入太少）与生产过剩（商品过多）的辩证关系所塑造。如今，资本主义为生产不足危机——早期资本主义主要的危机趋势——的再度出现做好了准备，其特征表现为廉价粮食、燃料、劳动力和能源，以及生产性资本循环（M-C-M+）的流动不足（Moore，2010c； 2011a； 2011b）。远非“超越”（overshoot）和“一切极限”这样的直接表现，生产不足危机可能再次出现是资本主义破坏其生产条件的长时段趋势的一种表现。看来，资本的生态限制是资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