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以及相关的评论

杨扬

莫言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如果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莫言作品是值得一读的。读莫言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思，各种感受纷至沓来。这种阅读的复杂性正是文学审美所需要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读研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刚发表，寝室几位同学争相传阅这篇奇异的小说。有的说小说写得真棒，将一个农村孩子的感觉全写出来了，从来没有见过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也有的说作品没意思，小说作者的兴趣全集中在小孩的受虐细节和感受上，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意义呢？寝室里的论争后来扩展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中间，当时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李劼、夏志厚等，都参加了讨论，他们从倡导小说实验的角度出发，对莫言的这一系列带有实验色彩的作品评价很高。老师中也有不同意见，当时的气氛好像还不像今天那么宽松，老师们只是看作品，很少有热议的。当时资料室那几期刊载莫言作品的刊物成为抢手货，去迟了，就被别人拿走了。记得有位老师给我们上研究生课，说着说着就扯到莫言小说上。老师认为文学作品要表现美，莫言小说《红高粱》表现抗日很好，但作品中那段剥人皮的细节描写过多，很血腥很暴力，让人感受不到美。倒是有一位语言学教授对莫言小说的语言评价很高，记得在一次文学语言研讨会上，他用“毛茸茸的感觉”来形容莫言作品的语言特点，认为很有质感，这让在场的听众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见了这位语言学教授，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用“毛茸茸的感觉”来称呼他。批评莫言最极端的文章似乎是《中流》上发表的，主要是对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涉及的性爱内容，进行严厉的批评。

由此可见，莫言小说从刚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开始，就充满了分歧和论争，而且这种论争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莫言本人对各种读者意见不持立场，他关注各种意见，从创作角度，觉得有意义的建设性批评，他会吸收，如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在评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最早提出童年记忆与童年视角问题，这给莫言以启发，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儿童视角和儿童记忆的确得到某种强化或者是自觉的运用。像《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中，就充分运用了儿童视角，来展示一批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厄运的人士的精神状况。作品表现长跑比赛的场面，近乎狂欢。从一个乡村小孩的眼睛望出去，看到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右派分子来村里，并且自己的老师战胜了那么多赫赫有名的运动健将、全国冠军时，那种兴奋，简直难以名状。莫言在这部中篇中，完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了反右运动在乡村儿童记忆中的体验。当然，这样的表现能不能被广大读者接受，也是有待时间考验的。所以，关于莫言作品的千言万语，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文学争讼，没有人知道哪一天才有定论。

有论争和分歧，在文学领域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这样的纷争，从文学批评层面以及文学创作层面如何来理解？我个人认为，对于莫言小说的不同评价，从文学批评层面来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文学欣赏活动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与接受者隐含的阅读期待有关。在这种阅读期待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常常有一种心理预设，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怎样怎样。如果一旦作家作品超出了这种阅读期待，便会在读者心中引发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改变原有的阅读期待，以适应作家作品的呈现方式；另一种就是拒绝作家作品的呈现方式。这些理论上的论述，在西方的读者响应批评以及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理论中有非常充分和细致的论述。但具体落实到对莫言创作的评价上，很多评论家不会去质疑西方的文学理论，在理论上他们可能都承认批评是一个积极介入阅读的鉴赏活动，但同样是鉴赏作品，有的批评家从莫言作品中感受到审美的快感，有的则一无所获，而且难以接受。在作品的评价上，莫言作品几乎是当代文学批评两军对垒的沙场，意见壁垒分明，难以调和折中。一种看法是莫言作品自成一格，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超越，尤其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有很大的突破。在这些论者看来，莫言作品中，你感受不到鲁迅在描写阿Q时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但这并不意味着莫言作品没有自己的情感倾向。莫言作品在表现农民生活状况时，没有启蒙主义那种揭露社会、控诉社会的正义诉求，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定莫言在人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看法。莫言作品的价值不在于上述那些有迹可循的新文学家已经表述过的文学世界。莫言用他自己的方式开辟了一个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精神世界的文学新视域。充斥于莫言作品中的是那种逆来顺受、百折不挠却又生气勃勃的中国民间智慧。一些农民，包括农村的孩子，看似木讷愚昧，其实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就像《生死疲劳》中的农民蓝脸，他对于土地的感情是那么的深厚，在所有人都趋大流、顺应人民公社大势时，蓝脸却固执己见，就是不加入，他不反对合作化、人民公社，但要他舍弃自己的土地加入人民公社，那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土地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拼了命都要坚守自己的土地。他的理想很简单，只要土地是他的，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蓝脸成为当时全中国唯一一个单干户。这样的固执，折射出中国农民精神世界中某种坚韧性。全世界大概再也找不出一个民族，有像中国农民那样对土地充满如此深厚的情感。但针锋相对的批评观点认为，莫言作品没有超越前辈作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深刻表现，莫言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怪诞、夸张，犹如丑角，这些皮相的乡村景观，只能满足一些西方评论家的猎奇口味。在莫言笔下，农民的精神状态极其麻木，没有理想，没有远见，除了糊口，就是性，充其量只是一群趴在土地上的“蛙”。莫言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是争议比较多的。一些评论家高度评价莫言的作品形式，认为莫言才气逼人，语言犹如火树银花，绚烂美丽，极具喷发力。在叙事方面，吸纳民间故事技巧，开创了一种莫言式的叙事模式。但批评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莫言自《丰乳肥臀》之后，整个创作越来越随意，不敢挑战现实，也不敢在人性描写的细节与深度方面做艰苦的工作，遇到情节冲突和人物性格矛盾冲突时，总是非常随意地用一些轻飘飘的穿越神鬼的魔幻手法加以处理，回避严酷的现实拷问，在小说艺术上也难见深度。莫言的写作产量很高，是当今中国的高产作家，但作品写得太多太滥，文字毫无节制，经不起认真推敲。甚至像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莫言不要写得太多，应该集中精力，精雕细琢，将一部作品写好。

上述这些评价众声喧哗，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在文学创作层面，如何来理解莫言的创作呢？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相比，前者的文学成就应该更高一些，主要是像莫言、韩少功、王安忆等一批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这一观点虽属个人意见，但不影响评论家们对于莫言创作的普遍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莫言作品所受关注度，应该是当今中国作家中最高的，不仅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最多，而且每每他有新作问世，评论家们总会讨论他的作品，发表各种意见。事实上，莫言的创作才能也是全面的。他创作小说，也写话剧和影视剧本。他最专注的当然是小说，在小说世界，他全面开花，长篇、中篇和短篇，都有名篇问世。莫言特别看重长篇小说的写作。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他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他心目中的长篇，是有体量的存在，是不得不用长篇这样的叙述形式叙述的故事。内容和形式相符，长篇必须是像长篇的故事和篇幅。所以，他写长篇时，心目中悬存着一种长篇的要求。每隔几年，莫言都有长篇小说出版。这样旺盛的创造力是同时代同龄作家中少有的。这种创造才能，在莫言自己看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作家对自己这种职业的一种敬业精神的体现。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中，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老百姓写作”，持这种观念的作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要，文学写作时想方设法为人民代言。另一种写作主张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主张认为文学与其他手工艺活儿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作家写作，应该像其他手艺人一样，兢兢业业、持之以恒。莫言自己倾向后一种文学写作主张，他觉得自己的写作代表不了人民，能够较为真实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体验写出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莫言并不认为这样的写作主张是一种贬低文学写作的做法，在他心目中，能够恪守写作职责，持续不断地写出作品，应该是作家的天职，一个作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莫言几乎是有点像下战书一样，对那些批评他的同行们喊话：你们说你们热爱文学，但你们贡献出多少作品呢？莫言身体力行，要在创作上做给大家看看，到底谁更热爱文学。事实上，莫言的人生态度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像他这样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写作环境，已经是很满足了。他对外界不抱太多的幻想，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不管外界怎么议论纷纷，只要能够让他安静地写作，“老子立言，让孙子们去说吧”，这句名言很符合莫言的心态。所以，有人戏言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劳模。对写作的敬业，使他的职业与身份极其相符。他的创作可以说是无愧于作家这个职业称号。莫言的声誉还在于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作家，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

莫言作品是当今中国文坛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它的持久、巨大，反映出这一话题涉及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核心价值。评价一个作家，究竟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在我的理解中，作品应该是评价作家的最重要方面。莫言在人生姿态上是比较低调的，对外界的容纳尺度比较宽，只要不影响他的创作，他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但在一些喜欢用“主义”标准打量别人的学者看来，似乎莫言的道德底线有问题，似乎莫言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这些责难，其实应该让它与莫言的创作进行对比，如果莫言的作品是一个阿谀逢迎的花花世界，那倒是真的失去了道德底线。但如果莫言的作品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心，并且获得大家的尊敬，那么，诸如道德底线这样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所以，还是回归到作家作品中来，哪怕是有无穷的歧异和争端，也比远离文学世界的空谈，更实际一些。

（《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