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很难说这部书始于何时。一种答案是1979年秋，当时作为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我不经意听了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中国史课。到了学期结束，我想从事中国史研究；此后，高家龙一直是我弥足珍贵的老师、批评者、向导和朋友。在研究生院，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能够容忍一位研究中国的古怪后学的导师们，他们在后来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白彬菊（Beatrice Brandt）尽导师之所能，对我有求必应，甚至远不止这些。自我离开耶鲁后，这两位依然是我的朋友和老师。与我在耶鲁一同学习的另外两位同仁——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也一直对我帮助有加。尽管他们两人的著作都不是中国研究，但这两位的影响在这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观点逐步成型为博士学位论文，而后又整理出书的过程中，其他许多人也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这些学者中最为重要的是王国斌（R. Bin Wong），他阅读并讨论了这部几经修改文稿；我尚未认识到有比他更好的同事。还有许多人——韩起澜（Ernily Honing）、李中清（James Lee）、彼特·林德特（Peter Linden）、唐·麦克洛斯基（Don Mccloskey）、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詹姆斯·斯科特以及1989年4月“南加州中国论坛”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对章节大纲、后来收入本书的论文及其他零碎片断作了建设性的评议。作为加尼福利亚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周锡瑞提供了使本书最后的定稿更加精辟的意见；另外一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同样助益匪浅。

在研究阶段，我从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与乐于助人的馆员们的联系中受益颇多。在美国，我在耶鲁斯特林图书馆、哥伦比亚斯达尔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康奈尔查里斯· W．沃森藏库、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了许多稀见资料。在中国，我受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山东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热情接待。我要特别感谢韦庆远和鞠德源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允许本书使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Clifton O'Neal Carey）文件中的几幅照片。

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机构和资金的资助。在调查与撰写的大部分时间里，耶鲁东亚研究委员会提供了研究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安排了极为关键的在中国为期一年的研究。最后我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ACLS-SSRC）的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与加州大学校长研究基金在学术假（基本上全用在了一个新研究项目上）中的资助。本书的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莱文（Sheila Levine）和艾米·克拉兹金（Amy Klatzkin），给予了任何作者都祈盼的惠助，我们进行了愉快的合作。作为文字编辑的乔安妮·桑德斯特姆（Joanne Sandstrom）处理了许多不妥之处，对我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解决意见。

我还要感谢前文没有列举到的许多人。戴维·帕金森（David Pattionson）提供了一份我离开济南后遗失了的关键文件的新版本。阿兰·麦克唐纳（Alan MacDonald）和詹里·翁布尔（Jeni Umble）均曾救我于咬文嚼字的苦海；霍德·芬克来斯坦因（Hod Finklestein）使插图1变得非常清晰。最后，作为宣传者、审稿人，更是重要的同事，莫琳·格拉夫斯（Maureen Graves）做了无与伦比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面世。如果没有她，我无法想象本书及其在成书中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