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1985年，论文完成于1988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三十年的基本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相关人士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1985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20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意味着不足为道。从20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所在。但从我受训练的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产生了相对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中，更为细致的考察成为可能，并且能使我最感兴趣的事能够以研究实现；我感兴趣的事是：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兹的地区被边缘化做出怎样的反应。我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较多地关注人类对地貌（如运河和铁路）的改变、修正——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之时，它在中国却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第一种趋向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态史。这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史”（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方法以提供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实际情况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他们的模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心态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某些类型（如阶级）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能为所有有所关联的事件提供一个单一的解释：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能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判定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价值珍贵的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样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50至8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以及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些研究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这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文化史转向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成果，作为底层运动研究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振奋），而是我们发现，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似乎也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这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哪些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而是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学家们中间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新的发展面貌，此前许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态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某些不平衡的现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其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一一吻合。但近年来学界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大。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这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研究群体（包括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尔［Eduard Vermeer］等人）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樵伐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柴禾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的影响之大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这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小麦、棉花等）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规模庞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一百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加入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并非全因地理因素形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河地区一度被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研究更晚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塑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这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这些地区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基本秩序的能力，极少能提供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腹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研究帝国主义的新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19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演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这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缜密的思考，相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变化进行了关注—20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推广——这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早期共产党的活动）形成了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类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类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资料。当这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的形成、因而当试图解释当地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采取更为迂回的路线才转向革命的地区。相比于那些形成了根据地的区域，对于这个地区的阐释将更少使用政治变迁这一维度。如果这个地区没有成为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负担，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当地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20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那么，为什么其他地区却显示出直到解放战争后才能够被治理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把根源归结为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衰落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极为脆弱的国家处在被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这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从这些方面来看，不少仍与今天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丝毫不值得欣喜。

彭慕兰

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