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本书的许多内容关注“融合”—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是指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联系。本书前半部分着重研究黄运内部与外部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后半部分则着重研究政治的网络。全书侧重于上述两类融合之间以及黄运内部的融合和把黄运融入到更大网络中的融合之间的强化与冲突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差异并非无穷的或偶发的。由于本书将通过代表地方与超地方的网络之间、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之间以及新、旧网络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案例，阐明国家构建、市场形成和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地区性影响。

前两章考察黄运与新的经济网络的融合。第一章分析了这个地区参与以沿海城市为中心的信贷和货币市场的范围和（特别是）局限。第二章论述了新引进的棉花品种的推广（并再次论述其局限）：这种作物给黄运农民带来了较高的收益，主要是因为它满足了天津、青岛、上海和大阪机器棉纺厂的需要。在这两种情况下，黄运北部比南部地区融入到这些更大市场中的程度要高得多，它的大部分居民的生计因此改善了不少。这些在融合中形成的差异，基于像土壤类型或与可通航河流的距离，其地理方面的因素要远远小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当黄运北部松散的社区极易被外来者所渗透的时候，黄运南部的强大村落和乡村精英进行了更多的抵制；他们甚至阻止当地自己的都市精英进行可以颠覆乡村权力结构的变革。当地社会中的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变革代理者，在黄运北部比在南部做得更好。

前两章中的故事，被越来越快却不均衡的市场融合所驱动。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种发展的帝国主义，还促进了另一种趋势：政治上的分化。如同市场融合一样，并不是一种直线型的趋势：许多愈益融合的迹象，出现在中华帝国的崩溃之中。为了维持本书对社会和经济史的注重，我忽略了某些所谓的民族构建——试图建立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相同的信仰和象征性的意识，以及对一个抽象民族实体的信念——而是侧重于“国家构建”，特别是获取和配置资源以实现政府目标的体制创立。

关于中国国家构建的著述，本书涵盖了对20世纪初期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述。有些学者强调中国旧的政治体制的衰败，其他学者则强调增强了某些国力的现代制度的建立。就凸显国家目标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不同区域所产生巨大的不同影响，以及凸显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关系而言，对黄运历史的分析，阐明了这些问题。特别是它揭示了国家在国际竞争方面的新的工作重心，是如何影响它从其关键的传统工作中——资助和/或监督生态问题的管理，特别是在因生计和社会再生产而使其生态基础变得脆弱的地区（包括黄运）—退出的。

从第三至第五章中，生态、国家及以前国家所支持的网络的崩溃是主要议题。第三章是关于毁林及黄运20世纪的燃料危机，本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这些问题与前两章的问题联系了起来。本章先是论述了毁林和普遍的生态恶化，作为被人口增长所进一步加剧的市场失败的一个案例。然后叙述了由政府维持的大运河所输入的木材，是如何帮助稳定黄运脆弱的生态的。当这项贸易枯竭后，黄运的燃料短缺更加恶化。然后本章转向20世纪国家的植树造林规划；尽管这些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但却无助于像黄运这样相对闭塞的地区，它们有着最棘手的问题。相反，通过“浪费”硬通货来购买东北和外国的木材，这些活动被引向了较为开通的地区，来解决当地的匮乏。

因此，毁林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旧网络和旧势力的瓦解，比新网络和新势力的建立对黄运影响更大。它还凸显了政府对新的重商主义的优先，它取代了国内的供给，因为与在那些因过于闭塞而无法进口的地区增加燃料供给相比，木材进口更加重要。本研究开始剖析国家在启动新规划、放弃旧规划，以及隐含在其新的优先考量中区域“优选法”之间的关系。这些主题在本章的最后部分被进一步阐述，这一部分论述了黄运通过推动国家修建一条经过该地区的铁路，来对继续留在华北核心——及保留对重要资源的使用——所作的尝试。

第四、五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国策的地区性影响。在这里，市场的构建基本上消失了，我们研究的是对黄运影响最大的国事——治水——的失败。第四章分析了国家对内地黄河和运河治理的放弃，特别是在1891年以后。本章强调这种放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崩溃”的结果，而是因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在强大的压力下，把资源转移到了其他设施和地区中。

国家某些新的义务广为人知：沿海的军工厂、新军和对外国人的赔款。它们还包括在靠近铁道的交叉地带、重要城市和一些沿海地区（包括黄河河口）这些大水患似乎容易为外国进一步的入侵提供借口的地方，改善其河流的治理。国家在这些地区支出颇巨，并引进了极大地减少水患的技术革新。与其同时，黄运的治水退步了。国家撤走了资金和监督。规模狭小、资金贫乏、各自为政的组织担负起了责任，重拾使用当地特有材料的技术——对工程不受监督的组织者来说，因此而有利可图——但与盛清时期所采用的方法相比，却是事倍功半。简言之，晚清的改革和开支的削减，既没有产生也没有解决华北的治水问题：相反，它们把这些问题作了重新布局，使黄运成为华北受水患危害最重的地区。

第五章继续从一个更加地方化的角度来进行阐述。首先，它考察了水利衰败给黄运带来的经济成本。到1920年，这些成本至少占这个地区总收入的9%（并可能超过20%）。因此，在这个或许是独特的个案中，帝国主义及新的国策对黄运的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地区加入世界经济中获取的回报。计算这个数额也延续了本书较早对拾荒和打柴草的一项研究：把非市场化（并且通常是非货币化的）的商品和事务放到我们的研究中，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捕捉它们与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并提供足够多的量度，来看它们是如何改变对乡村生活水准——仅仅基于以市场为中介的工资、物价、收入和消费——变化趋势的计算的。

然后本章转向民国三个时期对修复黄运水利系统的尝试，集中研究两个重新出现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关于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是如何限制了黄运获得亟需的外部资源。第二个主题是缺乏——把国家视之为较大的利益、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充足的基层影响联合起来，以经营必要工程的——乡村士绅。而黄运南部拥有一群组织良好的都市精英，他们极大地介入了被更加褊狭的领袖所控制的公共工程、乡村土地、水务以及劳动力事务中，后者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其地方控制的措施。国家可以极其容易地渗入到黄运北部松散的村庄中，但发现几乎找不到有影响的人物与之合作；并且，在这个地区几乎无人能够有效地逼迫国家拿出更多的资源。结果，这两个地区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治水活动、不同种类的弊病和不同模式的群众抵抗。

第五章后面的结论，总结了本书关于黄运的主要发现，并为我们对中国的国家、帝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理解提供了一些启示。该章还在我们观察中国的核心、边缘和区域体系的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