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

如果说今天加尔文教会依然存在，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主张或判定，共产主义彻底崩毁、化为历史灰烬云云——它当然有它深刻反省的历史功课得做，毕竟人类曾给过它如此巨大丰厚的机会，而它搞砸了不是吗？

同样是一九四〇那年，同样在欧陆，同样和马克思思想有关的另一桩完全不同悲剧，也就是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如瓶中遗书又如历史谶语的《论历史概念》一文，最开头一段便这么说：“据说有个机器人可以挡住棋手的所有攻击，因此必然获胜。这个机器人听说是位身上穿着土耳其风味服装的人偶，坐在扶手椅上，口中抽着水烟。摆棋盘的桌子里面设有特殊装置，但是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镜子反射机关，使得观众看不出这个装置。在桌子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驼背的侏儒，他牵着绳子来操纵人偶的动作。这名侏儒是位棋奕大师。我们大可想象一个类似的哲学装置。那位一定击败比赛对手的，乃是另一具玩偶，名叫‘唯物史观’。如果神学这位满脸皱纹、声名狼藉的老女仆可以为他服务，他便会所向无敌。而且，神学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便是躲在没有人会怀疑她存在的角落。”

所以，本雅明亦不认为问题在共产思想本身。

本雅明口中这个声名狼藉的老女仆，执拗地怀抱着她的天国目标和时间表要求实现，因此她喜欢在权力宫廷服务，或至少寻求为有力量取得权力的主人服务。她在宗教现实力量式微、退回去劝恶教善修桥铺路之后离开她的第一个主人，幽灵般飘荡在人间，找寻新的人偶新的宿主，共产思想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当这个胸怀无限目标、永不餍足的神学老女仆成功侵入国家，操控着恺撒的大权会发生什么事？其中极特别的一样是，和古老的改朝换代不同，也和近代国家的建构不同，它不会认为这是完成，解甲归田，把戎马放回原野山林，把刀剑熔铸为犁锄。眼前这个国家，既然只是个阶段，是很快得废去的，那谈得上什么治理不治理呢？国家的诸多面向之中，它通常只关心其力量和声威这两部分，把国家资源尤其集中在宣传和军力上头，因为这两项和其天国的梦想直接相关；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也不真的是它在意的，因为这同样只是资源，只有拿来使用才得到意义，也才是道德的，毕竟，和永恒的至善一比，我们其实都是罪人、都可以算是邪恶的不是吗？如果我们不幸像约伯原先那七儿三女在神的试炼道路上光荣牺牲，他日神一定会补偿更好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不是吗？

没有治国，只有持续的革命和运动；没有各种具体有限目标的广泛责任，只有无穷远的单一天国允诺。于是，我们遂不断看到一个荒唐的现实景象：明明是统治者了，却依然盘踞街头声嘶力竭地闹事，好像在某个无何有之乡，还存在一个集昏聩、懒怠、贪污、邪恶于一身的真正掌权者，该为眼前经济的衰败、社会的不宁、言论自由的控制、施政的糟糕品质还有流行感冒的传染负全部责任；也就是说，它既是在朝的，也是在野的，它拥有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权力，还拥有革命者不受任何法令节制的自由。

既有的国家权力制衡机制，从议会到媒体，很难理解这个“统治/革命”的两头蛇新怪物，更遑论如何抵御，因此通常总选择观望和让步，“捍卫现状的阵营，开始把革命力量的抗议视为战术。他们认定后者其实接受现有的合法性，但为了争取谈判筹码而夸大本身的不满；仿佛一些有限的让步即可抚慰他们的委屈。提醒危机即在眼前的人，被归类为杞人忧天；至于劝告大家适应现状的人，则是行事通达及稳健”（基辛格，《复兴年代》）。相对于现实防御力量的不知所措，这个经验丰硕无比的老女仆则再明白不过，她晓得抽象的天国及其时间表，如果要在更广大的群众身上产生并凝聚取用不竭的激情，它得要造像，要一个实体，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好让群众的情感有对象有焦点。昔日，她曾把一个悲悯的木匠之子死后复活幻化成神，今天她仍如法炮制把掌权的统治者偷偷掉包成神。现实防御力量的让步负责制造恺撒，神学老女仆负责制造上帝，当两者逐渐叠合为一，革命在此便成了私产，成为比空洞口号更坏的东西，掩饰而且听命于一人集权。

我们常讲思想产生力量，这是真的，但思想也许在某个人的某个片刻会闪烁出惊喜的、孤寂的激情，可基本上，它的力量是宁静的、绵延的、杳远的，而且，它还是讲理的。思想也可能影响甚至改变这一整个世界，但走的不会是快速急躁的道路。也许就因为如此，这里便永远有一个弱点，一个浮士德式的诱惑，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心中藏放着它的人，当他意识到年老，意识到死亡，意识到时间不够了，当他渴望亲眼看到它全面的胜利。

这也许才是鲁巴肖夫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是他的怯懦。他不认为自己再有足够时间回头，他害怕他的神弃他而去，尽管他不祥地察觉出这个神已不是他信仰并奉献的那个，可是怎么办？他已押下去几乎全部人生了，要让自己这一生虚无、毫无意义、闹剧一场吗？他比谁都苦苦思索，但不是思想者的思考，而是信徒的忏悔；作为一个忠贞的信徒，就像所有的信徒，他勇敢到可以抛开所有赴死，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怯懦到不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中有两句对话，很合适描述并且回应鲁巴肖夫——“你不觉得没有上帝，一切都会没有意义吗？”“正好相反，我常觉得有了祂，所有一切才变得毫无意义。”

让神离开，我们才有机会真正认清思想的能耐，人的能耐，以及眼前世界的真实样子。近些年来，我个人所知道最好的一段话出自博尔赫斯《图片册》书中的《沙漠》一文，短短的全文是这样子的——“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地松手，让它撒落在稍远处，低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