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残暴样式

博尔赫斯，在和作家萨瓦托的一次对谈途中，随口以法语引述过这句漂亮的话：Les idées naissent douces et vieillisent féroces——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

这句话令一辈子胸怀激烈政治思想的萨瓦托失神了？好半晌，中断了两人流水般的对话：“对不起，可我真的被您引用的那句话打动了。想一想那些以基督的名义干下的坏事吧。还有斯大林以《共产党宣言》的名义犯下的罪！”

一九四〇年彼时，一如自己笔下带着疑惑赴死的鲁巴肖夫，库斯勒本人对于共产思想也并未走远，在这个法西斯开始肆虐整个欧陆的历史特殊时刻，他勇敢站出来拆穿莫斯科审判的神话闹剧，但他仍试着要把目的和手段分开来，以道德的僧袍来代替权力的制服（“也许新的政党的党员会穿僧袍，教导大家只有手段的纯洁才能证明目的的正当。”），来保护他所信仰并为之出生入死战斗的那个终极目标。换句话说，彼时的库斯勒，对共产思想而言，只能称之为“异端”，还不是个反叛者背教者；用著名的彼时历史譬喻来说，这个阶段的库斯勒仍相信共产思想是纯洁的、是会成为救世主的圣婴，它只是很不幸（提前）诞生于苏俄这盆脏水之中，你得拯救这个婴儿，毅然把这盆脏水给倒掉。

十年之后，他和纪德一起宣告这个神不会显灵，天国时间表只是废纸一张，库斯勒才正式而且公开地成为反叛者背教者，那个譬喻也一变而为，不只水是脏的，原来水里头那个婴儿还是个非得除去才行的恶魔。库斯勒断言，往下的人类历史，将是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斗争。他的判断是，人类的焦点历史课题仍是共产主义，而唯有从共产世界里头走出来的人，才真正能洞悉它的本质和弱点，才知道这场历史的决定性战役怎么打。

可历史再次无预警地陡然一转，如今冷战结束，共产政权或崩毁如梦或名存实亡，共产主义不复是历史课题；没改变太大的是，人们仍在冲突，亦持续地受苦。

博尔赫斯的引述话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复，也一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线索——问题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思想的外形和样态。同样的思想，它可以是很温柔的，也会是极其残暴的，残暴并非共产思想专有的本质，更不是它的一贯样貌，没错，在斯大林手上它是如此苍老而且狰狞，但我们可别忘了，只要试着把时间往前推个一百年两百年，推到国王贵族和僧侣统治的年代，推到资本主义残暴肆虐的年代，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它把历史的目光往下移，从英雄帝王将相转到底层那些无权无产又无名的人，恢复他们的存在，还赋予他们尊严和希望，也给了我们一个真正包含所有人的完整世界。它曾经如此睿智，而且是最温柔最同情的不是吗？

鲁巴肖夫的受难及其抉择，的确一如库斯勒所讲的，是许多人的综合，然而，这所谓的“许多人”数量其实远比库斯勒心中浮起来的面孔和名字要多太多了。固然，斯大林的集权杀戮统治给了它一部分特殊的、骇人的受难表现形式，但它也可以是人在某一个思想变得苍老残暴时刻的普遍处境。斯大林之前，我们曾在比方说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时刻再三看到过，斯大林之后，我们此时此刻仍看得到它，包括不远处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台湾，未来，我们依然会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它。也许，是不至于绝望到需要如鲁巴肖夫这样子自诬并且把一条命拿去填补未来至福和当下苦难的裂缝，但深陷在自我神话中，被某个天国幻象及不显灵的时间表所绑架，从而丧失人最基本的同情、最简单的是非乃至于自我意志，靠喟叹和无所事事过日子，把自己提前作废，这我们一样都“认识其中好几个人”不是吗？

这么说，我们无意把所有不同的思想一家伙抹平掉，等于是虚无地不去细究每一种思想的独特关怀、视野、具体内容、目标结论、可能的实践和使用方式，以及它的历史落点和机遇。事实上，不同的思想的确有着不同的“危险指数”，柏拉图的、耶稣的、马基雅维利的、黑格尔的、霍布斯的、卢梭的、达尔文的、尼采的、弗洛伊德的云云，开放封闭的程度不一，误读误解误用的几率也不一；同时，不同思考亦从不间断地彼此质疑、辩论甚至没风度地仇视攻讦，时时爆出激烈的火花，延烧到纯学理思辨界线外的现实世界来。但我们得这么说，尽管不同思想有着不同历史风险，然而人类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早已对此做成了结论，那就是我们愿意承受这些风险，也必须去承受这些风险，甚至直接将它视为人的基本处境来接受它。在某一个极特殊的、极迫切的或急怒攻心的历史时刻，也许会有某些人会脱口指控哪个思想是邪恶的，但这里终究有一道不容逾越的底线，那就是每一种思想都该有一处它的栖身之地，也许我们有人会多虑地为它标示几句警语，就像药品或香烟的包装外壳上那样，但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容许它适切地表达它自己。思想可能会死亡，也可能被消灭，但绝不因为它邪恶或它危险这种层次的理由。

这在我们今天已是庄严的原则了，但此一原则的漫长打造过程里，其中其实也包含了世故且小心翼翼的功利性考量，以丰硕的真实历史经验一点一滴加总计算出来的。消灭任一种思想，认真结算下来，我们损失的通常总是比所得的多，而且多很多。

进一步来讲，思想的危险，通常总是被不当地夸大，就算不是别有意图，也是混淆了思想内容本身和其特定历史形貌的结果。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文学书写领域、书籍领域里常常被提出来的有趣话题，所谓的“童话化”，意即童话的演变及其形成。很多深知此一过程来龙去脉、保有着长段历史记忆的人，总带着莞尔的语气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视之为最安全、甜得滴蜜的童话故事，曾经是激烈的、狂暴的、残酷的、恐怖的，就连成人都不宜。远的不说，就像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那是多尖酸多淋漓畅快的现实批判之书，足够让书写者上绞刑架的；或像吉卜林的《森林王子》，谁都晓得书写者本人是个多坚强有挡的帝国主义者，而这本书想讲的正是帝国主义哲学基础中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返祖丛林法则；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所谓的仙境，其实记忆的是书写者嗑药后的狂乱幻境和梦魇，包括那只可怕的猫，包括那个动不动就大喊“把他拖出去砍了”的红心皇后。

儿童的床边故事世界如此，成人的常识世界亦复如此。比方说，哥白尼的地动说，它所揭示的曾经被看成几乎就是世界末日了，会让坚实大地之上的所有人甩到虚无漂流的太空之中，但今天，我们仍安然被地心引力拉住，虽然不见得快乐但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最极致的证据之一，可能是今天依然健在的加尔文教会。这支曾经最残暴最凶狠、四处开宗教法庭、把人绑上柴堆烧死或酷刑车裂而死的宗教团体，此时此刻他们依然保有他们的天国图像，仍然在苦苦计算并狐疑他们的天国或末日时间表，但已是一脸慈眉善目的表情了，于是我们也就用不着去砸去烧他们的教堂，把他们从按理说他们并不在意的罪恶地球上根绝干净。

时间会让思想变苍老变残暴，可我们也看到了，时间也会拔去思想的尖牙，磨掉它伤人的棱角，让它过度和睦地和世人相处。因此，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思想内容本身，亦不在单纯的时光流逝，而是在某种特定的时间中发生的思想形式外壳的异变，是历史性的，而非本质性的——思想自以为找到神了，或者直接变成了神，招来一大群身穿笔挺制服的信徒，时时准备为它而死，因此加倍地不会在乎牺牲他者，这是苏东坡昔日对章惇的忧心预言，一个人连自己生命都不在意了，这样的人一定会杀人的。果不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