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教人员不是玻璃缸里的金鱼

克鲁泡特金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互助论》（1902年）里曾经说，人类进步的动力不是来自生存竞争，而是来自互相帮助，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合作。

改革开放之前物资的匮乏众人皆知。一包火柴、一块豆腐都要凭票购买，一件的确良衬衫曾经被看作是贵重物品，而自行车和手表就是迎娶新娘的高档礼物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今天容易忽略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譬如，工商业中流行的优胜劣汰思路是否可以照搬到政府机关和各级学校呢？如果可以，以何种方式、到什么程度？

“公教人员”这一称呼现在不常用了，当下流行的是将公务员和教师区分管理。这其实是蛮奇怪的。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传统是，教师也是公务员，或者其待遇是比照公务员来给出的。美国的州立大学也往往将教师看作是州政府雇员。那么近年为何我们强调教师不是公务员呢？近年来，办好教育的基本思路转来转去，还是回到了加强竞争的老路上，而教师待遇改善也总是与加强竞争捆绑。在各级政府部门，竞聘上岗并非闻所未闻，但应该还没有成为主流的状况。

教师和公务员的薪酬放在一起来讨论，会牵引出一些新的改革思路。譬如在下一步改善公务员待遇的工作中，如何才能避免把高强度竞争引入到政府机关部门，引发负面的效果。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新近的改革，在现有教师里遴选出一部分拿高薪，并强化淘汰机制。这让我联想到鱼鸟市场上的商贩面对眼前大玻璃缸里几百条金鱼的情景，以及他的心情。这个商贩（学院的领导）看着这缸金鱼游来游去，觉得不是每条鱼都一样漂亮肥硕可爱，于是心情不爽。接着他做了三件事：首先拿起小网兜把难看弱小的金鱼捞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小鱼缸里。然后他给大鱼缸的好鱼喂好鱼食（高薪），小鱼缸里的小鱼则另外给待遇。最后，喂完食，他又站回到大鱼缸前，两眼死死盯着这些好鱼，看到有些游不动呈现病态的，赶紧捞出来放到小鱼缸里，以免影响大鱼缸里面的完美状态（媒体称之为“伪终身制教职”）。这种改革背后的一个基本误区是，认为由人组成的单位是可以纯净完美的，那里的每个人都应该是骏马或者好汉。而人类社会万年以来从来都不是这样。追求至纯至清，不仅会伤害到人，也会耽误事业和工作。也就是古话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学校、医院和研究所等机构是专业人员聚集的地方，而学者和专家的聘用总是有一个准入资格和实际能力的考量。问题是，以高收入作为诱饵、以竞争作为手段长期持续地刺激和管控人才队伍，是否符合教学、科研和其他专业服务工作的规律及特点？

首先，创造性的研究和教学、医疗等专业工作需要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业有兴趣、自豪感及献身精神，而不是锱铢必较的猥琐和庸俗。写作《贪婪社会》（1920年）的英国著名学者托尼曾经注意到市场经济对专业人士的腐蚀作用。他指出，他们需要有充足的闲暇，他们的收入应该足够保证他们安心从事专业工作。在此之外，用物质利益诱惑他们，给他们贴上价格的标签，都只会对研究和工作起破坏作用，尤其是破坏他们的职业道德，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单纯地和直接地因为经济的好处而得到诱导和加强”，因为物欲只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不足以激励创造性的劳动。一旦商业牟利思维控制住他们，职业道德就会荡然无存。

研究、教学和其他专业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需要合作与互助。高校目前的人事改革总是明确或者不明确地拿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说事。且不说美国制度在教授通过考核后是真正的终身制，高度信任教授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关键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互助合作是否应该比美国做得更好呢？在关于同济大学人事改革的报道中，人们看到了“下课”“惩戒”“非聘即走”“非升即走”和“考核力度”等字眼。那么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师之间，有没有互相帮助和互相切磋提高的必要呢？任何一个具体单位的人员都是历史形成的，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有特长有短处。如果他们之间能够形成互帮互学的合作关系，对研究和教学究竟是一种妨碍还是一种促进？如果让竞聘上岗变成终身持续主宰专家命运的制度，年年考核，三年一大考核，一直竞争到退休，学者和教授中间的互助与合作氛围又如何来保证？

由此我就想到了公务员加薪的问题。许多公务员本来就是专门人才，他们的工作往往带有专业色彩，甚至是很精深的研究。培养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抵制商业牟利倾向的腐蚀，不仅是学者和教授职业的要求，也是公务员工作的要求。大家现在对改善公务员生活待遇逐渐少争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而不要走上大学人事改革的老路，把烦琐的考核、持续的竞聘上岗与提高收入捆绑在一起？回过头来，我们也需要反思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把竞争当作一瓶好药，还是看作一个潘多拉盒子？

无论针对教师还是针对公务员，无节制的竞聘是一个需要讨论、争论和深入沟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