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无妨思古怀旧

一条新闻和一条旧闻让我想到改革背后的人情和人心。

读过不少池莉的小说，知道武汉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城市。最近华中师大一位博士生得了慢性肾衰竭，原有的保险不足以提供医疗费，于是一些博士生同学为她展开了义卖玫瑰花的活动，学校也积极筹措医疗费用。学校领导说：“爱在华师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比病魔更强大，比死神更勇敢。”卖花时刻，甚至附近商店的一个小女孩都问道：“我没钱，捐面包可以吗？”类似的故事，其实在全国各个高校都有。高校不仅是一个社区，而且是人际关系相对紧密和谐的团体，仍然保留很多传统的单位色彩。换言之，大家相互之间不仅仅是法律和契约的关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通常有深厚友情和关怀。

几年前，在香港大学做过厨师和清洁工的“三嫂”因为四十多年的卓越服务，与富商名流一起被授予名誉大学院士头衔。这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阐释了大学是一个人情味浓厚的单位。这位女工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照早已超出了大学与她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学生和校方对她也有真挚的情感回馈。工作单位往往是一个小社会。单位对成员的多方面照顾，成员对单位的多方面依赖，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利于工作的正面因素。在改革当中逐渐被削弱的单位传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也有这样那样的优势，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是改革要革除的对象。

几十年的改革让大家对竞争逐渐习惯。倡导和引入竞争也成为各单位领导推行改革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大家觉得改革一定要有竞争的元素，甚至误以为改革就是竞争，二者之间可以画上等号。在学校和其他事业企业单位，下岗和竞聘上岗也是流行语和关键词，单位照顾职工的色彩日益淡漠，单位逐渐变成一个人临时栖身捧饭碗的地方。我个人的意见是，领导推进工作无妨有更加复杂和系统的思维方式，要有体贴入微和耐心细致的态度，不要挥舞下岗和竞聘上岗的大棒把复杂的人事工作简单化。这种精细改革的思路应该包括对以往传统的思考和抉择，把一些好的传统保留和延续下去，包括单位传统中的保障和人性关怀。

与弱化单位、加强竞争相伴随的是“社会化”的神话。有些学者把单位传统看作是妨碍社会化的妖魔，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往往比工商企业优厚，应该被取消，医疗、住房和退休等福利应该完全社会化（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市场化）。社会化思维的重大谬误有二。首先，如果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比其他地方优厚，解决办法应该是提高别处的福利，肯定不应该是削减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其次，以社会化的名义把所有社会福利交由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牟利的保险公司去打理，完全不能保证做出比单位传统模式更好的成绩。华中师大的那位患病同学如果仅仅有她自己家庭的支持而没有学校这个单位大家庭的关心，孤悬于校外大社会，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寒冷和无力？即便她在金钱上得到了救济，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精神鼓励和温暖友情也绝不是可有可无多余的东西。

以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也是如此。世界历史上的前市场经济社会在基层，譬如在中古欧洲社会的村社、行会和大学，都有互助共济的精神和制度，展现人类最良善的本能和需求。譬如农村就有规定，身体强壮的人可参加收割赚取工钱，地头田间的谷穗只允许老弱者去捡。独身的农夫在年老后无力种地，所在村庄会指派一家农户代其耕种并负责赡养。城镇行会的互助性质就更加突出。行会注重对成员的救助，在他生病时照看他，在他破产时救济他，在他去世后扶持他的后代，同时也对城里的麻风病人和穷人定期进行接济。欧洲的大学是教师和学生以教育为目的组成的行会，自然也有互助的特征。孔佩雷在他的大学史里提到，中世纪大学并不缺少贫困者，甚至有学生以乞讨和做佣人来支持自己完成学业，但是真正有力的支撑来自同学和教师团体的鼓励和资助。欠费的学生可以得到学生会的帮助，举办庆典的时候好酒好菜会被送给生病的同学，教师还经常收集旧衣物和鞋帽送给贫困学生。

侯家驹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互助始于宗族，扩展至乡党，不仅有义仓布施米粥，还有义学资助贫困者求学和参加科举考试。东西方社会基层的互助共济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常常被国家福利机构和牟利的保险公司取代。而每当重大困难发生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时，这些高高在上的机构不仅冰冷缺乏温情，往往也不能支出真挚的关怀。就像有的保险公司的小字条款所写的：当你踏入高铁车厢时您购买的保险就生效了，当你跨出车厢的一瞬间您的保险就终止了。单位这种基层组织的保障和人性关怀作用其实永远不可能被真正替代。

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展示了当时人们在单位传统里面能够发现的种种缺憾。今天再去重读这些作品，我想我们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感受。主人公小林和我们可能都会意识到，在啰里啰唆、疙疙瘩瘩的单位人事图画里，也许就是真实的美好生活。实事求是地看，单位传统里稳定的就业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关心，都曾经培养过很好的敬业精神。

改革必定要前行，不过改革也需要继承传统之中的优良元素。

改革，也无妨思古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