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大德才是成功商道

成功的商道究竟是什么？是高超精密的谋划和运作吗？最近阿里巴巴与国家工商总局的对话，富士康与全国总工会的过招，都让人注意到这些超级企业经营和公关人员的出众素质。当下被大企业高薪聘请的人才多受过良好教育，其仪表、谈吐和危机处理能力都无可挑剔。他们是金钱能够购买的最好人才。

社会应该认可维护企业利益的重要性，不应该轻看市场经济和工商人士。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社会贡献不是“贪婪”两个字就可以随意否定的，简单和过度的行政干预很难建设和维持繁荣的经济生活。不过这一切并不改变商人趋利的特性，也不排除一个健康社会对工商业在制度上和道德上进行规范的必要性。

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有规范引导商贾的思路。汉代董仲舒有君子不与庶民争利的说法，说白了就是位高权重的官员就不要想发财，不要像惶恐的百姓那样热衷于积聚财富。董仲舒此话有两层意思。老天已经给了卿大夫高位厚禄，如果他们凭借特权，“乘富贵之资力，与民争利于下”，会导致前者奢靡无度，后者穷急愁苦。如果要天下均富，民生安乐，国家就应该制定法令，让做官的不要去经商，“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把经营致富的俗务留给百姓去做。再就是，做官的人必须兢兢业业地去求仁义，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在温饱之后走正道。董仲舒心里很明白，“衣食足而知荣辱”绝不是富庶生活自然造成的局面，君子必须以正直言行为百姓做出榜样，并以道德和法令规范他们，使他们在谋财利的时候不走邪道。官员贪利，结果就会是“民好邪而俗败”。在现代的语境里面我们看到，只有正直敬业无私的官员才能够对工商业实施有效和积极的监管，约束商人的贪婪。

商人总是“皇皇求财利常恐匮乏”，他们追逐利益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且到了现代工商业社会，他们的影响和运作能量大到了古代社会无法比拟的程度，他们的位置与其说是像古代的庶民，倒不如说像古代的权贵了。有些古代的政治经验是他们应该记取的。我不知道给富商大款办班的老师们，有没有给这些阅历和钱袋都丰满的学生讲过明代方孝孺的《深虑论》。此文讨论的是世俗政治，对道德公义的敬畏却几近尊崇神圣。其核心观点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敬畏天道的至诚大德，殚精竭虑的谋划最后总是要失算和失败。方孝孺历数秦汉唐宋以来的开国君主，指出他们为王朝延续“思之详而备之审”，唯恐不圆满，但是机关算尽，在他们预料不到之处还是兴起灾祸。譬如秦朝认为周亡于诸侯之强，于是变封建为郡县，结果二世而亡。又譬如宋太祖看到藩镇割据的祸害，刻意削弱地方和武将的兵权，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没有料到“子孙卒困于敌国”。

方孝孺的结论是，单凭谋划不足以长治久安。这个思路其实也适用于企业的管理。在方看来，出于私心去尽力谋划人事，如果忽略公正仁义，违背天道，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古代的圣人“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如果人不能做到公正仁义，总是想依靠算计和人事来渡过危机，“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不可避免会有危亡之祸。

今天的企业应该意识到单纯为私利博弈是短见的，即便为此运作到精致的地步。在员工和企业之间因为伤病、待遇和拖欠工资发生的纠纷中，我们经常看到强势企业以各种运作占尽上风，我们也看到政府和工会组织已经在加强保护劳工的举措。孟子说，不必言利，有仁义才好，“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公平工资和良好福利善待自己员工，难道不是企业或者其他用人单位的取胜之途和仁义之道吗？不要小看风雪中步履艰难的清洁工，不要小看流水线上的不断重复单调动作的男女青年，不要看到他们质朴简单、卑微清贫就以为可以轻视和玩弄他们。他们背后是整个人类的道义和善良！

仁义，是工商管理和公关运作的那点计谋永远无法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