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老师讲错的一节课

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教育史上，管理者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频密使用“绩效”“考核”以及“竞争”等词语来强调发展的决心和描述发展的途径。教育，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人世间最良善、最柔软、爱意最浓的事业。夏丏尊先生（1886—1946）早在1924年就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1846—1908）的作品《爱的教育》。夏先生在译序里面说，教育可以在“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爱作为教育的生命却往往不被人“培养顾及”；没有了爱，教育“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空虚”。

《爱的教育》这部小说在形式上是一位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的日记。在亚米契斯这位意大利爱国者的眼里，国民小学不仅要传播对祖国的爱，激励孩子们抵抗侵略者，也要致力于消弭家庭差异造成的隔阂。主人公安利柯出身富裕家庭，家访的老师却会提及贫苦学生生病的情况。老师们平时对穷苦学生的功课也格外照顾。母亲卖菜的克洛西手上有残疾，遭到几个同学的戏弄，他们装扮出他母亲挑菜担的样子。而安利柯的另一位同学卡隆却同情和帮助克洛西，也宽恕和原谅那几位恶作剧的同学。老师告诉他们说：“你们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们做了最无谓、最可耻的事了！”小说里老师们的爱心，在我们今天看来，最感动人的是他们对弱者的关心：老师会不停地关心自己教过的孩子，询问他们的学习，不会因为他们升级离开自己而漠不关心；对考试不及格不能升级的学生，老师不仅不歧视，还要家长们不要责怪孩子。

夏丏尊先生说自己第一次读《爱的教育》时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小说里有两个情节是尤其感人的。其一是“烧炭者与绅士”：诺琵斯的爸爸是个“上等人”，而培谛的父亲是个烧炭和卖炭的工匠，诺琵斯骂培谛爸爸是叫花子。结果在诺琵斯道歉之后，两个人的父亲就强迫孩子们互相拥抱，还要求老师让他们坐在一起。老师于是说：“今天的事情，大家不要忘掉。因为这可算是这学年最好的教训了。”其二是“小石匠”：石匠的孩子穿着爸爸粘满石粉的旧衣服到安利柯家玩，把椅子弄脏了。安利柯想顺手去擦拭干净，被他父亲悄悄阻止，免得伤了“小石匠”的心。

亚米契斯笔下的“社会之同情”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19世纪后期意大利工业化和近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一种回应。他本人后来也写作了一些更加直白地讨论社会问题的作品，并且明确信奉社会主义。不过他在《爱的教育》里面对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关怀，应该也反映了他受到在意大利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行会传统的影响。行会非常重视平等和互助，强调专业精神和产品质量，反对无序的恶性竞争。诡异的是，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度让计划经济压倒一切，可是当时国内刚刚发展起来的欧洲史研究却对中世纪后期行会做出基本负面的评价，完全认同亚当·斯密的立场，把竞争和营利完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正面因素：行会“力求保存小生产”，限制生产规模和竞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世界史学界的这一看法因袭自苏联历史教科书，一直延续至今，影响广泛深远，间接并顽强地膜拜着竞争，变相地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全汉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中国行会制度史》，也举出限制和不利于竞争作为行会的主要弊害之一。他的这一论断汲取的则是直接来自西方学者的传统。

亚当·斯密是批评中世纪行会制度最刻薄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行会的原罪就是限制自由市场竞争，其弊端与政府干预资本的自由运作是一样的。学术界晚近的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研究倾向于反驳这一看法，更多地看到行会抑制竞争的积极社会作用，更明确地阐释行会维护社会和谐、保护和传承技术的正面功能。在讲授欧洲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时候，如果世界史老师们贬斥行会，他们就在不自觉中粉饰了自由竞争，做了亚当·斯密的跟班。这大概是我们的老师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无论是爱的教育，还是竞争的偶像崇拜，都有自己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