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至秦汉时期琼中地区的黎族先民

一 先秦至秦汉时期琼中地区的黎族

先秦至秦汉时期，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先民是来自广西的骆越人的一支，西汉人称其为“蛮”或“百越”，东汉以后的文献还偶有提及，但开始称“俚”或“俚僚”。因为，“东汉以后，骆越故地土著改称俚，海南岛又为俚人分布地域的一部分，后来俚人再改称为黎”。

先秦时期海南黎族先民仍处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阶段，经过南越国100年左右的统治，黎族已经与汉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汉人也对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最早记载儋耳和穿胸国的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西汉时期的《史记》已经将南越单独列传，东汉的《汉书》记载的更详，东汉初年的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对南方越族亦专门记载。但综观秦汉时期的史书，其对黎族社会形态的记载皆属不详。

从大量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先秦时期定居在海南岛的黎族先民已经过上了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但这种“定居”是相对定居，即定居一两年或两三年再迁徙，已经有别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采集和渔猎经济占绝对地位时经常性的不固定的迁徙。黎族的原始农业耕作方式有砍山栏、火耕水耨、群牛踏地等。黎族的先民所从事的手工业在先秦时期大都处于原始阶段，都是为了自家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家一户的生产，还没有走向与农业、商业的分工。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泥质陶器数量增多，出现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等简单的几何印纹。先秦时期海南手工业值得一说的是纺织业，从“无纺织”时代的重要发明创造树皮布到用麻和木棉纺织的贯头衣，都见证了黎族妇女的聪明才智。据专家考证，海南当时的纺织技术仍然处在原始的“腰机”纺织阶段。这样的纺织技术虽然织作工具简单，但很符合纺织原理，易于操作。海南的“落笔洞”遗址已有了编织技术，这已经为纺织技术的产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石器时代的海南岛已有用于纺织的纺轮和纺坠。

到汉代，儋耳、珠崖两郡及十六县设立，黎族的生活居住区域被分隔占领，大批汉人开始迁入海南。虽然郡县的设置还仅限在岛上交通要道和人口稠密之地，汉文化尚不能深入黎区腹地，但黎人与汉人的较多接触已不可避免。汉人杂居黎人中间，黎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难免相互影响，已有黎人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在岛上的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传入，加快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解体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黎汉民族交融与海南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

僮尹为交趾刺史时“还至珠崖，戒敕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俗自是日变。建初中，以尹能匡俗信民，厚加赏赐，迁武陵太守”。

汉代开始有了“峒俚”“里君”“渠帅”的记载，“峒”是黎族的基层社会组织，“里君”“渠帅”是首领，这都表明黎族社会正在向私有制社会转化。西汉时岭南与中原的贸易还仅限于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东汉时已扩大至岭南沿海。《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记：海南岛“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东汉时，随着大批商人来海南经商并落籍海南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海南的土著人也有了经商致富的意识。《汉书·地理志下》曾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男女分工、纺织业、稻作农业、犁耕技术、畜牧业、金属武器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当时黎族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目前出土的东汉时琼中地区的遗址有荒堂坡遗址、福加遗址、什空遗址。遗物中石器较少或已不见石器，陶器也由新石器时代粗糙的夹砂陶演变为细腻的泥质陶，陶胎质地较硬。陶器表面上的印纹往往是以点、直线和弧线等元素组成的几何图形。这些遗址的文化性质当属于百越民族文化中有代表性的“印纹陶文化”。

金属的使用从有关黎族先民打击乐器的记载中亦可见一斑。先秦时期，文献称骆越人所流行的蒙兽皮陶制打击乐器为“陶鼓”，到汉代时，黎族先民的打击乐器已经发展成为铜鼓。

从西汉时珠崖太守孙幸曾大肆掠夺黎民的“广幅布”激起黎族民众反抗一事，可见黎族纺织制品的珍贵及成就及其纺织业的发展。这种“广幅布”是大陆中原人都不能纺织的宽布料。若再染上颜色，便被称为“五色斑布”。三国时代吴国人万震在其《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五色斑布似丝布，吉贝木（即木棉树）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绚，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轴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一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这时黎族纺织所用的原料仍应以“苎麻”、“苧麻”、桑树、木棉树为主。

先秦时期海南岛的黎族先民是“被发”（不扎头发）、“徒跣”（赤着脚）的，而《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记：东汉时，锡光为交趾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可见，随着海南黎族先民与大陆汉人来往交流的增多，到东汉时期，黎族已出现戴帽子、穿鞋的现象，且除了服饰装扮受汉文化影响，中原礼仪文化亦影响着黎族先民。

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汉代南越国女性的“椎髻”是将头发从下往上盘，下粗上尖，男子的“椎髻”则包括单髻、双髻（头顶两侧各盘一髻）、项髻（脑后椎状髻），由此可大致判断此时海南黎族先民的装扮。

耳饰这种最古老的装饰，也是海南岛上先民最典型的一种装饰。战国时期的《山海经》里就有“儋耳”或“离耳”国人有耳饰的记载，说明黎族先民男女都在耳下垂环以为饰。汉代及其以后，出现了酋长式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的酋长或称为“渠帅”，如《后汉书·南蛮传》载：“哀牢人皆穿鼻谵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垂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

文身习俗从战国到东汉文献都有记载，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将蛇画于面颊，主要还是为了避蛟龙之害。

二 琼中地区的杞黎

其实，“黎”是他称，即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黎族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把海南的黎族从语言上分为五大方言区，即哈方言区、润方言（亦称本地黎）区、杞方言区、美孚方言区和赛方言区。黎族五个方言支系在语言、习俗、服饰、发型及文身图案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黎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统一性是主要的。黎族内部虽有方言土语之区别，但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其中，赛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别较大。至于文身、婚姻、饮食、居住、宗教信仰等习俗则大同小异，基本相似”。

在琼中境内分布的主要是杞方言黎族人。琼中地区世代居住着较多的黎族人，杞黎人口数量较多。有专家根据现在保存的地名判断，“杞黎登陆后，先在岛北部居住，后迁居至五指山地区”。史图博则认为杞黎“只残存在昌化河中游地区，他们居住在从潘阳到该处山谷的上边，可能是被侾黎逐步赶到北部去的”。由于或被驱赶，或为找到更适宜生活的地方，或是因台风、雷雨、大火等自然灾害及瘟疫等疾病的发生，或是因为祖先鬼或天地鬼要惩罚人类等不祥之兆的出现，每三五年迁徙一次，曾是早期海南黎族的生活状况，也因此促进了黎族各方言区之间的通婚、商品交换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交流与文化交融，从而亦可能导致各方言区之间的相互转化。因此，琼中地区的杞黎亦可能是由其他方言区黎族演变或影响而成。

“杞”，原作“岐”，故“杞黎”亦称“岐黎”，其实在古代也有将整个黎族称为“岐黎”或“黎岐”的。《清代黎族风俗图·琼黎一览图》曾记载，岐黎“男结发居中，贯以簪，前以薄银片掩之，亦曰包鬃。耳戴大环，下垂至肩，亦有一耳戴两环者。无衣袴，唯一粗布一小幅兜其前后，亦曰黎线（左为衣字旁）。隆冬之时，取树皮锤软，日以蔽体，夜以代被。妇披发不结，垂耳环，带项圈，上衣黎布短衣，制如下脚黎。黎布者，纴以麻布成之，染之以缁，而绣花其上，下衣黎桶，或吉贝，或黎布为之。刺两颊及下颊为纹而涅以靛”。《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也曾记述“杞黎”的发式、文身及服饰等特点：“男子结小鬃于额前（解放后已少见），用丈许长的红布或黑布缠头，上身穿黄麻织成的对胸无纽上衣，下穿前后挂一幅布的‘吊裙’；妇女文面（双线，但较侾黎略简单），有绣花的头巾，上衣自织自染，开胸无纽（有些装上银牌样的‘纽子’，只作装饰用），在衣边，后幅下端，两臂中部均绣有鲜红的花纹（在趋于简化的地区，则以白布条代替），下身穿短桶，用红色丝线为主织成各种动植物图案。除上衣外，还有一块遮胸布（裹肚），同时颈上戴着很多用兰白玻璃珠子串成的项圈。”杞方言区妇女一般只在脸上和腿上文身，纹样极简单，仅几条线。杞方言区妇女筒裙较短，长至腿弯处，一般三幅对接。她们所绘的织锦图案复杂，线条夸张变形，但色彩多样，表达内容涉及狩猎、婚嫁等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以祈望人丁兴旺、年年丰收、岁岁平安。

总之，两汉时期琼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人们仍然过着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和渔猎为补充的经济生活，并且当时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以及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