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围绕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行性，三方的学术界及相关国际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是在纯经济层面所做的研究中取得的，诸如自贸区所带来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静态经济效应与动态经济效应等。其基本共识是，中日韩自贸区不仅能够给三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也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即促进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然而，事实证明，经济收益本身并没有自动促成中日韩自贸区的形成。

究其原因，自贸区谈判，尤其是有大国参与的自贸区谈判，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成本—收益（及其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而且还要考虑非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在某些情况下，非经济因素所发挥的影响更为重大。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前身）组织召开了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参加的国际研讨会，题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超越障碍、走向未来”。在这个议题下，我们设置了六个子议题，分别是：农产品问题、主导权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历史问题、区域外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超越障碍。为此，我们邀请的三方学者既有经济学家，又有国际关系专家、历史学家。他们分别从本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中日韩自贸区所面临的潜在障碍，并提交了论文。不幸的是，在会议举行之前，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随之，中日关系开始恶化，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工作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因而，在会议结束之后，本应该结集出版的论文被搁置下来。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进一步升级，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三国领导人却在此时决定启动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也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尽管这次会议是在三年前举行的，我们认为由中日韩三方学者围绕自贸区谈判障碍所提交的研究成果仍然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以中日韩三方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为基础，结合近年来东北亚区域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判断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前景至少要考虑下述因素。

第一，经济因素是中日韩自贸区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必要条件。长期困扰日韩开展自贸区谈判的农产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与多边贸易谈判不同，区域贸易协定（RTAs）谈判除了要考虑经济因素之外还要考虑非经济因素。以美国为例，多年来其选择自由贸易区谈判伙伴至少要考虑下述因素：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影响，伙伴国承诺改革贸易政策的水平，以及是否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收益只是美国选择自由贸易区谈判对象的考虑因素之一。实际上，其他大国的选择标准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小国也有类似的动机）。因而，仅以经济动机来推断自贸区谈判的前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经济层面最突出的障碍要属农产品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日韩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国内难题，它们把农产品自由化与其国内政治挂钩，甚至与其民族特性联系起来。然而，随着韩国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决定加入TPP谈判，农产品问题已经让位于其他目标。换言之，日韩由于追求自贸区的其他更重要的目标，农产品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障碍。在这种意义上，日韩的农产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第二，主导权之争日益成为中日韩自贸区，乃至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要障碍。

如果说在中日韩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早期阶段，主导权还是一个隐含目标的话，那么伴随美国重返亚太与中日关系的恶化，主导权之争已经明朗化。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可以说是亚洲经济格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日本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国力逆转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问题的关键是，在日本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丧失亚洲第一之后，日本不能允许中国成为亚洲秩序的主导者。正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年初访美期间宣誓的：日本永不做“二流国家”，“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不能允许一个经济上崛起的中国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对日本而言，能够在未来中日韩自贸区中获得主导权的主要途径是首先加入TPP。有了TPP作后盾，美日就可以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进而也就不用担心在中日韩自贸区中丧失主导权了。例如，对于日本参加TPP的动机，安倍在2013年3月16日自民党全国干事长会议上明确强调，这“将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巨大经济圈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与同盟国美国共同制定相关规则。我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主角”。

第三，对历史的看法决定着三国信任的基础。中日韩对历史的看法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日本政治的右翼化标志着三方历史观的分歧在加大，而不是在缩小。因而，中日韩之间不仅在非经济层面的合作在趋冷，而且在自贸区层面合作的难度也在加大。

实践证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以历史观的趋同为前提的。战后法德联盟启动一体化进程如此，后来的欧盟东扩同样如此，如东欧国家为融入欧盟改写二战的历史以及对当初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评价。二战后的日本受制于美日同盟，一直在“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之间徘徊。同时，日本政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为“正常国家”的信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客观评价与认识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从国家自身的发展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角度看，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目标是以否定侵略历史为前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韩两国发生冲突。近年来，日本政治右翼化与修改“和平宪法”并行，在内得到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在外则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并非不知道日本现政府否定侵略历史的危害性，“默许”是因为希望日本能够在亚洲成为平衡或遏制中国崛起的核心力量。目前，日本的政治右翼化、否定侵略历史与修改“和平宪法”运动才刚刚起步，照此发展下去，中日之间、韩日之间的合作基础将会动摇。

第四，以钓鱼岛争端为代表的领土领海争端正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核心，进而将成为达成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最直接障碍。

正如本书相关论文所谈到的，东北亚的地区安全问题传统上主要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然而，钓鱼岛争端的出现使中日两国关系陷入严重的对抗状态，同时也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日本之所以否定钓鱼岛“搁置争议”原则，其一是为了完成对钓鱼岛的从实际控制到“法理控制”。日本官员曾明确表态，伴随中国的崛起，“搁置争议”的时间优势在中国一边。其二，通过挑起钓鱼岛争端“验证”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其三，借助钓鱼岛争端与美国重返亚太，确立以美日为核心的亚洲秩序，阻断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判断的话，那么中日在自贸区层面的合作前景就会非常渺茫，尽管钓鱼岛争端发生之后双方正式启动了自贸区谈判。同时，中日之间也很难再复制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的“政冷经热”局面，相反很可能会长期陷入“政冷经冷”的局面。

第五，以美国重返亚太为代表的区域外因素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区的最大搅局者。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TPP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替代作用明显。

美国推出TPP固然有其经济方面的动机，但只有把它放在重返亚太战略内才能够真正理解其意义。对美国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之后不能挑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不能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秩序。换言之，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西方国家仍应该是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在这一点上，美日之间形成了利益交集。

目前，参加TPP谈判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2个，其中亚洲国家占了5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日本加入TPP谈判。由于日本的加入，美国不仅扰乱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程，而且打破了亚洲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从“10+1”向“10 +3”的过渡中断了；在东盟的倡议下，以“10 +6”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式启动。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无确定结束日期不同，RCEP自开始就有明确的谈判时间表（2015年完成谈判）。由此在亚洲形成了以TPP、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方案）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

加入TPP谈判为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创造了明显的战略优势，日本同时参加了三个自贸区的谈判。一方面它可以依托TPP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获得更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可以依托中日韩自贸区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不过，在TPP与中日韩自贸区之间，日本的重点将是TPP，因为这更符合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考虑到有美日共同参与的TPP谈判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将势不可挡。由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者众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表现出明确反对的姿态；东盟为了确立起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领导者的地位，即使谈判遇到困难，它也有可能会选择“以质量换时间”的策略，即降低RCEP的水平以换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谈判。唯独中日韩自贸区有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联系与地缘政治决定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彻底放弃这一合作的平台，但同时短期内又很难找到使谈判成功的突破口。

第六，中日韩三国能否超越障碍、走向未来。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虽然已经启动，但前景并不乐观。就其出路而言，长期内，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即使增长率维持在6%～7%的水平上，未来十年大国之间、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格局也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同时，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即便TPP演变为“排除中国的俱乐部”, TTIP演变为“经济北约”，美国也不会放弃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因而，中日韩自贸区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就中短期而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要取得突破，需要成员国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打破目前的僵局，做出方向性选择。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验证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能够促进相互间的信任，消除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历史、安全障碍。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固然是一种选择，但首先通过政治决策建立起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然后反过来消除一体化的障碍，同样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种选择。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大国之间的选择不仅将决定各自国家的命运，也将决定亚洲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李向阳

2013年9月